隨著語言的發展，總得有新的詞典來反映語言的變化；隨著國家有關規範標準的修訂和增加，總得有詞典來體現。我們是一個人口眾多的大國，也應該有適應不同讀者需要的不同層次和規模的各種詞典，才能滿足群眾語文學習和教學的需要。

    1980年到1991年，我兼任了11年語文出版社的社長。1984年初，李行健同志調出版社協助我工作。他根據市場需要、讀者意見和語文出版社的特點，在1987年提出組織力量編一部主要為語言文字規範化服務的現代漢語詞典。這本來是一個很好的設想。但我吃過編詞典的苦頭，深知其中的艱難和甘苦，就語文出版社當時的力量和對新編詞典的構想看，條件還不夠成熟，所以我給潑了一點涼水，沒有同意。要編一部新的詞典，就要有高的品質，有不同於已有的詞典的鮮明特色。如果達不到這樣的要求，東拼西湊去搞一本詞典，就毫無用處，只能是“勞民傷財”。但要達到這樣的要求，又談何容易！

    1988年行健同志去日本國立一橋大學任教，看到日本出版的詞典琳瑯滿目，不同規格、不同品種的詞典幾乎應有盡有，更堅定了他編《現代漢語規範詞典》的決心。從日本東京給我來信又談到這件事。我只能表示待他回來後再說。1991年春，行健同志回國。在我的請求下，經組織同意，我終於解脫出來，把出版社的實際領導工作交給了他，只擔任名譽社長。沒過多久，行健同志又詳細地向我說了他編《現代漢語規範詞典》的打算。我們才有機會就新編詞典的特色和框架，人力和經費等問題多次進行研究討論。行健同志的考慮比過去更具體成熟了。所以1992年春，決定在夏天組織一些專家學者就詞典的內容、體例和可行性等問題開一次論證會。這次會是由曹先擢同志和行健同志主持的。會上大家情緒很高，信心也足。會後他們邀請到了不少專家學者參加編寫工作。國家語言文字工作委員會也決定將編規範詞典列入“八五”工作規劃。

    至於新編詞典的五個特色的構想和措施：1．收詞規範並能反映今天現代漢語詞彙的基本面貌；2．詞的義項按詞義發展脈絡順序排列；3．給每條詞標注詞性；4．把語言使用中容易出現錯誤的問題用“提示”指出；5．選擇豐富的生活氣息濃的例句等，我是完全同意的。有的他們可以做到，如收詞的規範性和代表性問題，現在可以利用電腦和語料庫做詞頻的分析統計。這些先進的科學手段，就可以使收詞標準更客觀和準確。例句問題也可以通過語料庫來解決。但詞義的發展脈絡，詞性的標注等問題，卻不簡單。他們也自知當前不能全部做好。

    我認為他們還有自知之明，但做總比不做好。萬事起頭難，只要開了頭，隨著科學的發展和研究的深入，總有一天會完備起來的。關鍵要實事求是，現在一時弄不清楚的，不妨存疑，只要不強作解人就好！ （北京晚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