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因為文化的力量，已深深熔鑄於民族的生命力、凝聚力和創造力之中，胡錦濤同志在中國文聯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中國作協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講話中向我們提出了一個重大的現實課題。他指出：“面對當今世界各種思想文化相互激蕩的大潮，面對國家發展和人民生活改善對文化發展的要求，面對社會文化生活多樣活躍的態勢，如何找準我國文化發展的方位，創造民族文化的新輝煌,增強我國文化的國際競爭力，提升國家軟實力，是擺在我們面前的一個重大現實課題。”
中華文化的歷史長河，源遠流長，絢麗多姿，輝煌燦爛。她是由中華56個民族共同組成、創造和發展，由特色鮮明的地域文化共同構築的。顯然，中國北方草原文化對於中華文化的形成和發展，有著特殊的重要性。
基於這樣的認識和視角，2002年10月我在內蒙古社科院調研時曾經鄭重地提出，請社科院的同志認真研究草原文化在中華文化形成和發展中的戰略地位，並且希望把這一研究建立在科學論證的基礎之上。現在，已經過去幾年了，我們欣喜地看到，草原文化研究已取得突破性的成果。當然，這一研究，還僅僅是開始。我相信，這一研究的科學價值和社會現實意義，將會不斷得到歷史的驗證。
關於草原文化的研究，我認為有三個方面的重大問題，需要把握並不斷深化。
一、關於草原文化的豐富內涵與特質
草原文化的內涵和特質問題，是目前學術界普遍關注和積極討論的熱門話題，也是在草原文化研究領域需要重點研究的中心內容。綜合目前的研究，對於草原文化的內涵與特質，我們是否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加以認識和把握。
首先，要弄清什麼是草原文化，即草原文化的界說問題。我們認為，所謂的草原文化就是世代生息在草原地區的先民、部落、民族共同創造的一種與草原生態環境相適應的文化，這種文化包括草原人們的生產方式、生活方式以及與之相適應的風俗習慣、社會制度、思想觀念、宗教信仰、文學藝術等，其中價值體系是其核心內容。作為一種歷史過程，草原文化在早期經歷細石器文化之後，前後演繹為以西遼河流域為代表的早期農耕文化和聚落文化，以朱開溝文化為肇始的遊牧文化以及中古時期逐步興起的遊牧和農耕文化交錯發展的現象，到近現代後，工業化、城市化的進程又為草原文化增添了新的內容，使草原文化呈現出傳統與現代、地域與民族相統一、多种經濟類型並存的複合型文化形態。
第二，草原文化的類型問題。從文化學上分類，在一定意義上可以將草原文化視為一種以崇尚自然為根本特質的生態型文化。這種文化從生活方式到生產方式，從觀念領域到實踐過程都同天地自然生態息息相關，融為一體，將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當做一種重要行為準則和價值尺度，一以貫之，使之能夠在知、行統一上得到昇華，甚至以敬畏和珍惜的心情對待自然，保護自然。這也是草原文化不同於倫理類型的中原文化的主要標誌之一。
第三，草原文化的基本特徵問題。這裡，我們將其基本特徵概括為如下四點：歷史傳承的悠久性。草原文化具有悠久的歷史。從遠古開始，在中國北方遼闊的草原上就有人類的祖先繁衍生息；從舊石器晚期到新石器時代，這裡相繼產生多種開文明先河的文化成果;特別是遊牧文明形成後，將草原文化推向新的歷史時期,使草原文化成為具有歷史統一性和連續性並充滿活力和發展潛力的文化。區域分佈的廣闊性。作為地域文化，草原文化是指形成在我國北方草原這一特定歷史地理範圍內的文化，大致分佈于包括從大興安嶺東麓到帕米爾高原以東，阿爾泰以南至崑崙山南北的廣大區域，涉及黑龍江、吉林、遼寧、河北、內蒙古、山西、陜西、寧夏、甘肅、青海、新疆、四川、西藏等省區。在這一區域範圍內，雖然不同民族在不同時期所創造的文化不盡相同，但都是以草原這一地理環境為載體，並以此為基礎建立起內在的聯繫與統一性，形成具有複合特徵的草原文化。這裡,草原既是一個歷史地理概念，又是重要的文化地理概念。當然，草原文化作為世界文化現象，又當別論。
創造主體的多元性。草原文化是草原地區多民族共同創造的文化。由於這些民族分別活躍在不同歷史時期，此起彼伏，波瀾壯闊，使草原文化在不同歷史時期呈現出不同的民族文化形態，諸如匈奴文化形態、鮮卑文化形態、突厥文化形態、契丹文化形態等等。這是草原文化創造主體多元性的集中體現。草原文化創造主體雖然是多元的，但由於這些民族相互間具有很深的歷史淵源和族際傳承關係，因而草原文化從本質上講是一脈相承的，是同質文化在不同歷史時期的演變和發展。這種連續性和統一性表現在草原文化發展的整個歷史進程中。構建形態的複合性。草原文化是一種內涵豐富、形態多樣、特色鮮明的複合型文化。草原文化也是遊牧文化與其他經濟文化的統一。草原文化是以草原自然生態為基礎產生的，從古至今相繼產生過採集、狩獵、農耕、遊牧、工業等多種文化形態。這些文化形態在不同歷史時期從不同角度為草原文化注入了新的文化元素和活力，使草原文化一開始就成為以多種生產方式為基礎的多種文化集合，即遊牧文化、農耕文化及其他文化的統一。其中，建立在遊牧生產方式上的遊牧文化是草原文化的主導文化，是草原文化區別於其他區域文化的主要標誌之一。草原文化還是傳統文化與現代文化的統一。草原文化作為中華文化中最具古老傳統的地域文化之一，在吸納現代文明因素走向現代化的歷史過程中，無不在相互激蕩、碰撞、衝突和吸納的過程中形成新的統一，使草原文化成為傳統文化與現代文化有機統一的整體。
二、關於草原文化在中華文化發展史上的重要地位
草原文化在中華文化發展史上的地位與作用問題，是整個草原文化研究的核心問題。
經過近年來的深化研究，我們確立的基本認識之一是：草原文化是中華文化的主源之一。大量的考古資料和已有的研究正逐步表明，作為草原文化發祥地的我國北方、東北和西北地區等草原地帶，不但分佈有許多早期人類活動的遺跡，如大窯文化、薩拉烏素文化、扎賚諾爾文化等，而且擁有很多可以印證中華文明起源的文化遺存，如興隆洼文化、趙寶溝文化、紅山文化等。這些文化遺存以其豐富的內涵表明，在史前時代，北方地區社會發展程度處於領先地位，是“中華文明曙光升起的地方”，是中華“玉文化”、“龍文化”、“禮儀文化”的發祥地之一。
確立的第二個基本認識是：草原文化是中華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我們所探討的草原文化，即中國的草原文化，它主要分佈在我國的北方地區，在歷史上還包括整個蒙古高原，它還應當包括青藏高原的大部分區域，可以說，這是中華各區域文化中分佈最廣的區域文化之一。從文化類型上講，中華文化是由北部的遊牧文化、中部的農耕文化、南部的遊耕文化三大類型文化組成。其中，中國北部的遊牧文化作為草原文化的主導類型特色獨具，與中部、南部的兩大類型文化相結合，構成既珠聯璧合又異彩紛呈的中華文化。
確立的第三個基本認識是：草原文化是中華文化發展的重要動力源泉。造就這種獨特而偉大的文化發展現象的重要原因之一，就在於它多元一體、和而不同的內在建構。在這“多元一體”的內在建構中，草原文化以“天人合一”及遊牧民族特有的豪邁剛健的氣質和品格，不斷為中華文化的發展興旺增添生機與活力，一次又一次地實現新的發展。
三、關於草原文化的現代文明意義
進入21世紀，草原文化再一次煥發出勃勃生機，在社會主義物質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設和構建和諧社會的各個方面，產生著日益廣泛的影響。如何認識草原文化的現代文明意義，是擺在我們面前需要從理論與實踐的結合上予以回答的問題。
我們認為，草原文化的現代文明意義，首先體現在它能夠為現代文明建設提供重要的歷史基礎和價值資源。草原文化留下的豐富遺產和文明積澱，已成為中華現代文明建設的寶貴歷史資源。如草原民族在北方苦寒之地鍛造出來的那種吃苦耐勞的品格和自強不息、豪邁剛健的民族精神，在“逐水草而居”的生活方式中培育出的那種奔放性格和博大胸懷，以及在認識和對待人與自然、人與社會、人與人之間關係問題上形成的諸如崇尚英雄、踐行自由、守信重義、互助友愛的基本態度和準則，至今依然是包括草原民族在內的整個中華民族建設現代文明、實現民族偉大復興的重要力量源泉，都需要我們認真挖掘汲取，進一步發揚光大。
其次，草原文化已成為現代文明建設的重要內容。這在經濟建設、文化建設領域體現得十分突出。如草原文化所蘊涵和揭示的生態文明意義。再如為了防止草場的超載使用，將可利用的草原劃分為四季營盤，以減少對草原原生態的破壞。歷史上還形成過一系列保護生態的法典。特別是在當今人們崇尚生態文明、綠色文明，重視提高生活品質的時代背景下，那些以無污染、純天然綠色產品聞名的“草原文化”品牌愈來愈受到歡迎。來自內蒙古草原的伊利、蒙牛、鄂爾多斯、鹿王、小肥羊、草原興發、河套麵粉等知名企業和產品，就是依託深厚的草原文化底蘊走向全國、走向世界的。
草原文化對社會主義先進文化建設也有著深遠的影響。草原文化作為重要的民族文化和區域文化，是中國先進文化的有機組成部分。作為今日草原文化創造主體的蒙古、達斡爾、鄂溫克、鄂倫春等民族，是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實現翻身解放，走上了富強文明、繁榮進步的社會主義道路的。因此，歌唱黨的領導，歌唱社會主義，始終是當代草原文化高昂的主旋律，也為振奮民族精神、鼓舞團結進步、增強中華民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發揮著特殊的、濃厚的熏陶力和感染力。
第三，草原文化成為現代文明建設的重要形式。我國的現代文明建設，既要發揮沿海發達地區“先行一步”的示範和帶動作用，又要加快中西部和邊疆少數民族地區經濟社會發展，推動人口占多數的漢族和地域分佈廣的少數民族共同實現現代化。而在我國民族地區和廣大少數民族之中普遍實現現代化，就必須從實際出發，依託和借助於地域的和民族的載體和形式。從這個意義上說，草原文化以其特有的風格，為我國現代文明建設提供了一種重要形式。草原文化為現代文明賦予的獨特辯證的建設形式，是我們中華民族實現現代化進程中的豐富多樣的形式之一。
草原文化的民族形式具有鮮明的時代性，在不斷融匯現代文明的過程中，使自身得到延伸、昇華，實現了文化功能的提升，展現了草原文化作為現代文明重要載體的時代風貌。現代文明也在與草原文化的結合中獲得新的實現領域和形式。
草原文化的現代文明意義，還體現在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偉大實踐中。以天人和諧相處為根本特質的草原文化，不僅含有豐富的處理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思想資源，而且具有這方面實踐活動和實際經驗以及這一實踐活動結下的豐碩果實。草原文化對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重要意義，還在於它在認同和促進中華民族形成和發展的過程中所發揮的偉大歷史作用，這種作用迄今為止仍然是我們增強民族凝聚力，促進民族大團結，構建各民族共同繁榮發展的和諧社會的根基之一。曾被周恩來總理譽為“模範自治區”的內蒙古，呈現出一派繁榮和諧的景象，為祖國建設和邊疆安寧、社會穩定做出了重要貢獻。這既是內蒙古各族幹部群眾在黨的領導下，貫徹黨的民族政策，堅持改革開放，不斷開拓進取的結果，也是內蒙古作為草原文化的主要發祥地和傳承地，受到草原文化長期熏陶的結果。歷史和現實都證明，草原文化對於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積極影響是廣泛而深遠的。
（作者係內蒙古自治區政協主席。本文是為《草原文化研究叢書》作的總序，本文有刪節）
來源：內蒙古日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