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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文明起源向前推進一千年———
歷史如同抽絲剝繭。當蝴蝶破繭而出的時候，你會驚訝于它全新的外表。就像距今5000到6000年的紅山文化，在一代代人的努力下漸漸嶄露出的原貌，人們得到了一個驚人的發現，這一發現轟動了整個世界。
在常規觀念中,中華文明誕生於黃河流域,距今5000多年,但是紅山文化群落的發現把這一歷史又向前推進了整整1000年。也就是說,我們的祖先曾和我們立足在同一片土地上,儘管中間相隔了不止6000年的時光。
去年,國內的專家學者已經召開了一次紅山文化高峰論壇。在今年8月剛剛結束的第二次會議上,各位專家對於近幾年內考古資料、玉器禮制等方面的諸多新發現進行了匯總和深入的研究和探討。他們終於能夠確認,紅山就是中華文明的發源地之一。
■約10萬平方米的巨大的遺址現場逐漸“天下大白”,這裡層疊了不同歷史時期的幾個古城,有的是原始村落,有的被疑為“古國”,也有的可能是中國最早的“王朝”
臉色黝黑、戴眼鏡顯得文質彬彬的劉國祥是中國社科院考古所副研究員,也是紅山文化發掘隊領隊。他是國內很早接觸到整個紅山文化的挖掘和研究工作者之一。
“整個紅山雖然離我們遙遠卻又與我們有著密切聯繫,它的發現使這一秘密慢慢攤開在我們眼前。”劉國祥說。
2002年10月的一天,劉國祥所帶領的考古隊踏著前輩們挖掘的足跡,在內蒙古敖漢旗興隆溝遺址第二次發掘中看到了一個令人激動而又驚人的發現———這裡有一處完整的迄今中國年代最早、保存最完好、規模最大的一處原始村落。
劉國祥說，挖房柱洞時，發現屋裏有個凹面，於是就用探鏟向下探察，結果向下僅50多釐米，探鏟上就發現了骨渣，由此挖下去，竟然是埋在屋裏的古人的屍體。
漸漸的一個原始村落的形象呈現在了他的眼前，這個原始村落有明顯的規劃。
在遺址中,村落裏居住的先民顯然等級不同,22號房址的主人身份顯貴。房址面積最大且有別於其他房址建築式樣。考古隊在這裡發掘出了不少“寶貝”：3件小型玉器飾品是迄今中國年代最早的真玉器,由此將中國琢磨和使用玉器的年代上推至新石器時代中期。額頂正中有鑽孔的動物頭骨、人頭蓋骨牌飾和1件三角形鑲嵌蚌殼的石質人面飾,當即他們就斷定這是被認為是研究先民們原始宗教信仰的重要資料和證據。
據判斷這一原始村落距今約8200年,方圓約10萬平方米,是中國第一個具有房址、窖穴和圍壕等全部居住性遺跡的“中華始祖聚落”。並且原始村落裏喪葬風俗奇特。
劉國祥說,在當時能有這樣氣勢壯偉、整齊劃一的村落,表明中華民族源頭還要從8000多年前向更久遠的年代延伸。
■最早的糧食證明這裡確實曾經大規模居住過中華先民,而且歷史可能早于6000年
面對這麼龐大的紅山文化歷史年代的判定以及範圍的考察,北京玉學玉文化研究中心秘書長于明告訴記者,他們主要採取的是利用已經出土的陶器作為考古斷代的尺規;同時也依靠古代遺址中的木材進行年輪曲線比較,研究它砍伐的年代,從而推斷出遺址的年代;然而最為先進的就是碳14測定法的引用,根據碳14原子衰變的規律,測定遺址遺物中碳原子的含量,進而推測出它們存在的年代。
“而得出的結論是紅山文化的絕對年代上限突破距今6000年,下限不晚于5000年。年代跨度為距今約6000年到5000年之間,主要的遺存為距今5500年左右。”于明說,紅山文化的分佈範圍是：從北邊越過西拉木倫河,並有繼續向內蒙古草原深入的趨勢;東邊直到遼河西岸;南邊的東段可達渤海沿岸,西段越過燕山山脈達到華北平原;西邊為河北張家口地區的桑幹河上游。
于明攤開整個中國地圖比劃著,由此可見,紅山文化主要分佈在遼寧省西部、內蒙古東南部、河北省北部與吉林省西北部相連的方圓20平方公里的廣大地區。“但是,從其分佈的密度和文化特徵的典型程度來看,以老哈河中上游和大淩河中上游,即內蒙古的赤峰市和遼寧省的朝陽市兩地區域最為集中。”于明說。
從2001年至2003年,劉國祥研究員在敖漢旗興隆溝發掘時,提取了1500多個土樣,到實驗室進行識別、鑒定,發現了1500多粒碳化谷粒,一是糜子,佔90%;二是穀子,佔10%。
經過碳14鑒定,這些穀物距今7700年至8000年之間,這比中歐地區發現的穀子早2000年至2700年。根據這一發現,專家提出兩個推斷:其一,這裡很可能是這兩種穀物的起源地;其二,西遼河上游很有可能就是中國古代北方旱作農業的起源地。
赤峰學院紅山文化國際研究中心主任席永傑教授說,世界上最早的穀子、糜子在赤峰發現,對進一步探討深層次的中西文化交流提供了依據,為進一步搞清中國古代北方旱作農業的起源提供了研究資訊資料,正像各大農業起源中心孕育了人類文化和文明一樣,西遼河上游地區也孕育了中國古代北方農業文明。
■金字塔形祭壇的發現表明當時已經形成等級觀念,並且政教合一
1979年,在遼寧省喀左縣東山嘴村發現了一組專門供作大型祭祀活動用的石砌建築址,這是一處紅山文化遺址。遺址坐落在面對開闊河川和大的山口的梁頂,居高臨下,氣勢非凡。遺址建築物在總體佈局上按南北軸線分佈,南圓北方,東西對稱。
遺址中心是北部一個巨石所砌的“大型方形基址”。方形祭壇方形基址東西長11.8米,南北寬9.5米,中間立置成組的長條石頭,長條石頭高0.85米左右,加工成頂端尖、底部平的錐狀。方形祭壇外部四週用石塊砌出石墻基。遺址的南部,是一個石頭砌的石圓圈。可視為圓形祭壇,保留得比較完整,直徑2.5米,距北部方形基址南墻約15米。從南端的圓形祭壇到北端的方形基址之間,是一片空地。無論北部的方形基址裏,還是南部的圓形祭壇周圍,都未見到柱礎、柱洞痕跡,所以可以認為它不是房頂的建築物,而是一個平臺式祭壇,整個山嘴是一個公共活動的宗教場所。
1983年到1985年,在遼寧省西部淩源、建平兩縣交界處的牛河梁發現了一處規模更大的紅山文化遺址群,其中心建築是祭壇、女神廟和積石冢。這些冢內石槨中的死者多為一人,也有多人,有一次葬,也有二次葬。有的石槨內隨葬有大量玉器,有的則一無所有。
直到2001年6月一次重大發現將紅山文化起源說的論斷又推向一個新的高潮,一座距今5500多年前的“金字塔形建築”在內蒙古敖漢旗四家子鎮東草帽山後的山樑上被發現。這座“金字塔形建築”遠看是一個梯形的小山包,近看是三層石砌的塔形建築,最底層長約30多米,寬約15米,往上逐漸變小,這是迄今發現的保存最完整的紅山文化“金字塔形建築”,約比埃及金字塔早500年左右。
如此之大規模的祭壇以及積石冢,在遠古極其簡陋的生產條件下,冢群是如何挖掘的？
就在最近一次的牛河梁的挖掘工作結束後,于明再一次來到了實地,他在這個依山而建的積石冢的周圍發現有火烤的痕跡。
“很顯然他們是利用了熱脹冷縮的原理將地表炸開。”山是屬於火山岩,硬度達到了7,古老的先民用火燒制這片土地,隨後灑入涼水,地表被炸裂,於是他們在炸裂的縫隙中插入木棍,再一次用火烤然後用水澆,直到地被炸開,然後他們用石頭與石頭的摩擦細細打磨每個墓冢,社會的分工再一次得到論證。
位於牛河梁第二地點的三號祭壇是一個中間呈圓形的三號祭壇,部落祖先的冢群分兩排整齊地排列在祭壇周圍,當巫師進行祭祖時,部落的子民都相擁在祭壇周圍,並且等級地位越低的人站得越低,于明認為這所體現的以一人獨尊為主的等級觀念,已經制度化並以宗教的形式固定下來,並且充分反映出當時社會禮制的成熟程度。
■玉器,特別是“中華第一玉龍”的發現成為中華文明起源推進的重要發現
一般來說,文字的出現被各國學者公認為是文明的起源。但紅山遺址出土的文物使專家發現,玉器才標誌著中華文明的誕生。因為這裡出土的玉器比文字出現的時間還早。
北京玉學玉文化研究中心於明告訴記者,人為什麼會在5000年到6000年的時候突然進入了文明社會,而不是在4000年或是更早,因為玉器在生活中產生了巨大的作用。
1979年在遼寧省喀左縣東山嘴村發現的一組專門供作大型祭祀活動用的石砌建築址中所出土的玉器,一為雙龍首玉璜、另一為綠松石鸮，就說明這個問題。
遠古的祖先,他們找出了部落最有智慧的人,任 + + w wkk*o*o
命他為整個部落的巫師,於是每當需要出征戰鬥、旱天祈雨,甚至是每逢大型的祭祖活動,巫師會穿上縫製上玉器的法衣,於是這塊玉稱為通神的工具,上天將神的旨意傳達給玉,而巫師又通過玉接收到了上天的旨意。他或許是嘴裏默默自語,又或是像癲癇病發作一般,最後煥然清醒將神的旨意告訴部落的人民,是否應該出征;是否會有雨等等。
然而，久而久之巫師通過這項活動控制了自己部落的子民,於是最高統治者出現,神政合一成為最早的政治雛形。通過一次次的戰爭再到融合再戰爭再融合,整個部落逐漸走向達到文明,而玉正是起到對內產生凝聚力,對外達到統一的作用。
不僅如此,人們為什麼會選擇用玉來通神,于明認為早期的玉是透閃石,這種石頭的物理性質使人們產生了敬畏。
“早期人們是用石頭,石頭的選取是因為它具有一定的生產力,容易開採,經過加工後還能出現一種美感,而最早的玉就是一種透閃石。”于明說,這種透閃石的硬度很高,不便於加工,而它又在山頂上,因此人們認為這種石頭可以通天。由於硬度高,並不是什麼人都能加工的了的。只有專業人士用獸皮的毛片沾上解玉沙不斷地摩擦透閃石,才能打磨出一種動物的雛形,於是部落裏就出現了一個制玉部落。
“這種早期分工使得整個部落出現分工以及登記制度,隨後部落首領很神秘地將打磨好的玉器交換到各個部落的酋長,然後用於請神,有了通神工具,社會慢慢進行融合。”于明說。
玉器的製作工藝就這樣和神聖的神權結合了起來,成為了特權階層的“神器”。劉國祥說,由於中國古代文明的產生有其自身的特點,因此和歐洲以生產工具為文明產生源頭的標準不同。
“中國古代文明的血緣關係沒有被地緣關係所取代,反而有所加劇。也就是說,親緣與政治的關係更加緊密結合起來。而且財富的集中是靠政治,即人與人之間的關係,而不是靠技術和商業完成,所以,可以稱這類文明為連續性文明。這種文明的產生不應該像歐洲那樣根據生產工具來判斷社會形態。而和政治緊密結合在一起的宗教、巫師階層的文化才是這種文化的起源。”因此,被統治階層作為神器的玉器才被專家認為是中華文明的起源。
■最有代表性的是“中華第一玉龍”,它表明當時的玉器製作水準已經達到了相當高的程度
1971年春，在內蒙古古翁牛特旗三星他拉村採集到一件大型玉龍。這是迄今所知我國最早出現的龍的形象。不過直到1984年這件玉龍的文化性質才被確認。
人們最早意識到紅山文化玉器的存在，是在1973年遼寧省阜新縣胡頭溝村發現了紅山文化墓地，兩座墓地共出土18件玉器。於是胡頭溝玉器墓是首次確定的紅山文化玉器墓。牛河梁遺址是正式發掘出土紅山文化玉器數量最多的一個地點，由此也證實紅山文化晚期的玉雕業得到了空前的發展。
劉國祥認為，隨著一批具有典型時代和地域風格玉雕群的出現及用玉制度的重大變化，迎來了中國史前玉文化發展史上的第一個高峰期，並由此確立了西遼河流域與長江下游地區環太湖流域並列成為中國史前兩大雕琢和使用玉器中心區之一。
紅山文化晚期的玉器已非一般性裝飾品，也非個別性禮器，已經形成了一套標誌墓主人級別高低的用玉制度，玉禮制系統形成，這也是目前所能確認的中國最早的禮制形態，對夏商週三代用玉產生了廣泛而深刻的影響。
紅山玉龍的發現表明中華文明存在著共同的信仰基礎。
紅山文化的玉豬龍是迄今所見最早的龍的實物形態之一，與安徽含山淩家灘遺址出土的玉龍遙相呼應。這種體呈蜷曲的龍成為了後來中華民族的信仰中地位最高的靈性動物。“這種情況可能暗示出當時在相當廣闊的地域之中，存在著龍的神話傳說和對龍的崇拜，最終形成了中華民族共同的信仰基礎。”于明說。
北青網 - 北京青年報：譚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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