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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的話
昨天是第二個“文化遺產日”，為宣傳展示文化遺產的現狀和成果，各地都搞了不少活動。文化遺產“保護什麼”和“怎麼保護”，始終是一個困擾的問題。這裡發表的兩篇文章，可以給大家提供一點思索材料。
在一年的有限天數中專門拿出一天作為“中國文化遺產日”，足見對文化遺產的重視已被提升到了一個相當的高度。有關文化遺產的保護，專門家已有周至的考慮，而讓行外的讀者參與關心，也是件有意義的事。
有一次我們所召開報告會，報告人是上海史的資深專家，他對南市的老城墻被拆十分感慨。類似的傾訴近年在各種場合時常可聞。的確，暖飽問題解決後，市政建設，擴而大之到整個“民生”事業，不應只著眼于狹隘的“實用”，而應更多地關注豐富的文化、精神性等方面的內容。在這點上達成共識並不難。但什麼樣的東西值得保留？犧牲實用有沒有個限度？也不能說完全不是問題。
文化遺產，一類是本身有很高的價值，比如故宮博物院裏的許多文物，在它出生的當時就是價值連城的寶貝；另一類的價值主要是時間附加的，打個不嚴肅的比方，秦始皇的排泄物，本身只是“糟粕”，但如果保存到今天，肯定會成為屬於“保護”範圍的“精華”。（這樣取其兩端只是為了方便說明，實際情況當然更多的是兼具兩者。）所以什麼樣的東西值得“保護”確應有個選擇。我們今天往往強調失去了就不會再來，但其實文化遺產是在不斷增加的。今天的奧運場館、世博場館都是今後文化遺產的最重要候補，再說得極端一點，即便尋常的百姓日用，如果保存一千年，不僅都會身價百倍，而且一定會移宮換羽化為“文化”的遺產。這裡就有個保護以至於保留的成本問題。地球的資源是有限的，“文化遺產”，或待升格的潛在的文化遺產，在和今人的實用相爭時，是理所當然地取前舍後？還是應該有個平衡？當年梁思成哭北京城墻今天勾起的是悲情的回想，北京城墻被拆確實可惜，但從另一角度想，今天的城市如果還是千百年前的舊貌，恐怕也不是大多數人的嚮往。我一直有個偏見，以為等級時代少數人的雅致生活是建立在“眾生”的沒有生活之上的，這點與本文題旨無關，不必展開。因此，對花費國家——個人另當別論——錢財保護的文化遺產不應是對故物的照單全收，在本身有真價而非始皇遺矢的標準之外，也應該有個適當的度。
保護什麼是個問題，如何保護同樣也是不容忽視的問題。某地一紀念館，今年適逢整數的紀年，國家投資七億建造新館。該館館長一直為捍衛該館所保留的民族記憶不遺餘力，令人欽佩。但當聽他說起此事時，我的感覺只是“國家的錢真多”。如果縱向比較，中國現在的富強前所未見，但如果橫向對比，我們在許多地方還落於人後，如果按照人均，我們的有些指標更還遠不如人。即如文化遺產的保護，我們也時常可以聽到經費不足的呼救。所以資源如何配置，既有得當的問題，也有公平的問題。但就文化遺產的保護說，更大的問題還在於如何保護。因為大投入往往伴隨著大工程，而文化遺產的保護實以“綠色”保護為最善法。我所說的“綠色”還不僅是指廣義的不違拗自然，比如大規模地改變地貌、建設宏偉的鋼骨水泥工程，等等，而是希望就其“綠色”本義著手：與其大事擴建，不如多栽樹木，廣植花草。（作者繫上海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研究員）
新民晚報 ◆程兆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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