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青利用魯迅手稿遺失問題製造大案、冤獄
江青利用魯迅手稿遺失問題製造大案、冤獄
“文革”中魯迅手稿遺失問題，有人撰文稱為“震撼全國”的大案。此事的確雲譎波詭，驚天動地。魯迅先生夫人、全國人大常委許廣平先生為此事急憤交加心臟病發作猝然逝世。周恩來總理主持中央文革小組碰頭會，決定由中國人民解放軍代總參謀長楊成武負責追查魯迅手稿下落。楊成武又交北京衛戍區司令員傅崇碧具體辦理。江青則借此大興大案、冤獄。
一、追查魯迅手稿成為“楊、余、傅”事件的由頭之一，即所謂在楊成武指揮下，傅崇碧“武裝衝擊中央文革”。傅崇碧接受楊成武以及江青、陳伯達佈置的追查魯迅手稿的任務後，和衛戍區的副司令員、副政委等幾個人，廢寢忘食，連續作戰，花了三四天的時間，查清魯迅手稿就在中央文革小組的保密室，十分高興，急於向江青、陳伯達報告。於是，１９６８年３月８日，傅崇碧帶著衛戍區副司令員劉光甫、副政委周樹青和他的秘書馮正午趕往釣魚臺，經請示陳伯達的秘書進來了，姚文元把他們接到釣魚臺１６樓的中央文革小組辦公室。不一會兒，江青帶著秘書楊銀祿來了，不問青紅皂白，大發淫威，衝著傅崇碧狂叫：“你們來這麼多人幹什麼？是不是抓人啊？”傅說：“我們是來彙報的。”這時，傅崇碧的秘書馮正午由於幾個晚上沒睡覺，又有低血糖病，也沒見過這陣勢，一下子暈倒在沙發上，口吐白沫。他的提包掉到地上，滑到江青腳邊。江青跳了起來，說提包裏有手槍。就是這件事，後來被定性為“武裝衝擊中央文革”，除楊成武、傅崇碧被撤職監禁外，傅的秘書馮正午和北京衛戍區副司令員劉光甫、副政治委員周樹青等先後被拘留、逮捕、隔離反省、離職檢查。
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陳伯達的秘書王保春被逐出釣魚臺。１９６８年３月８日，北京衛戍區司令員傅崇碧在釣魚台東門打電話到陳伯達辦公室，說他和衛戍區的副政委、副司令員要進釣魚臺彙報魯迅手稿的事。陳伯達秘書王保春接電話，適逢陳伯達不在，沒法請示，他覺得衛戍區司令員有什麼不可以進釣魚臺，又經常來，於是答應：進來吧。為此事，江青通過陳伯達要王保春兩次做檢討，還將其檢討在政治局常委中傳閱。江青怒氣沖衝地對陳伯達說：“照顧你的面子不逮捕他，但他不能在釣魚臺工作了！”陳伯達無奈，只得將他多年的秘書調離釣魚臺。王保春就這樣被逐出了釣魚臺。
三、中央文革小組辦事組組長王廣宇被投入監獄７年多。王廣宇原是馬列主義研究院的工作人員，中央文革小組成立不久，被調到中央文革小組做秘書工作和服務工作，１９６７年１月到８月任辦事組組長。他和這批魯迅手稿的事毫無關係，只是此前戚本禹派他到人民文學出版社總編輯韋君宜家取過一批材料，其中有一份魯迅手稿，取回後就交給戚本禹了。陳伯達把這件事和要追查的魯迅手稿事混在一起。３月４日晚上，陳伯達和楊成武帶著當時中央文革小組辦事組組長肖力（即毛主席和江青的女兒李訥）找到王廣宇，要他交代。王廣宇說了戚本禹派他到人民文學出版社取材料的事，但和要追查的魯迅手稿對不起茬來。陳伯達就說王廣宇不老實，硬誣衊他和戚本禹把魯迅手稿“賣掉了、私分了、燒燬了”，根本不聽王廣宇申辯。當場，王廣宇就被抓了起來，投入監獄，一直到１９７５年５月才獲釋。
四、中央文革小組辦事組總支書記王道明和工作人員周佔凱被投入監獄關押了７年多。王道明是解放軍學習毛主席著作積極分子，刺殺能手，寫有論刺殺的辯證法方面的文章，聞名全軍。周佔凱是一名優秀的解放軍基層幹部。他們都是“文革”初期調到中央文革小組辦公室工作的。他們之所以被抓，是因為他們曾受戚本禹指派到許廣平家，告訴她不要和潘梓年、鄭公盾聯繫。江青斥責他們：“膽大包天，竟敢接受戚本禹的旨意，背著中央文革去威脅許廣平！”就為這莫須有的罪名，王道明、周佔凱被抓，在監獄裏關押了７年多，也是１９７５年５月才被釋放。
所謂魯迅手稿遺失究竟是怎麼回事？其實很簡單：戚本禹奉江青之命從文化部取到中央文革小組
江青等人如此大張旗鼓、興師問罪，而所謂魯迅手稿遺失問題究竟是怎麼回事？實事求是地說，不論從今天看，還是從事情發生的當時看，都是非常簡單明白的一件事情。江青等人隨意給戚本禹扣上“盜竊”魯迅手稿的罪名，這是別有用心的。我覺得，對戚本禹也應該實事求是。現在不論官方出版的書籍，還是個人署名文章，在談到魯迅手稿遺失問題時，仍然說戚本禹“盜竊”。實際上，這是因襲江青別有用心的說法，不符合歷史事實。
不管按理講，還是按法律講，盜竊魯迅手稿可是不輕的罪名。１９６８年３月３日江青就說：“……叫戚本禹交代，衝著這一條（指盜竊魯迅手稿）就可以槍斃他！如果不交代，就槍斃他！”可是，我們看１９８３年審判戚本禹，戚被判１８年徒刑，但不論是檢察院的起訴書，還是法院的判決書，一句也沒有涉及魯迅手稿的事。這是為什麼？是疏忽嗎？顯然不是。其合理的邏輯只能是：盜竊魯迅手稿的罪名不能成立。
戚本禹在１９６７年１月從文化部檔案室取走魯迅手稿，這是“奉命”行事（並給文化部寫了收據），而不是“盜竊”。戚本禹在取魯迅手稿時的講話，應看作戚本禹和魯迅手稿關係的最原始和最基本的根據。１９６７年１月１４日，戚本禹在文化部大門口講話，除了批判當時文化部負責人蕭望東外，還談到魯迅手稿問題。他說：還有一件事要跟大家商量。各派都要派人封人事檔案和檔案室，文化部這裡有毛選四、五卷的手稿和魯迅的手稿，各派觀點不同，不穩定，所以中央文革小組決定，把手稿交中央文革小組保管，大家看行不行？（群眾高喊：同意）我今天就為這個任務來的，我現在就把這個材料帶走。我的話完了。
酌情度理，戚本禹這個講話是說得清楚的，取走魯迅手稿，是為了“穩定”，即安全，是執行“把手稿交中央文革小組保管”的“中央文革小組決定”。所謂“中央文革小組決定”，並不一定是中央文革小組專門開會討論過，江青或陳伯達說句話，或有所表示，也算中央文革小組決定。１９６８年３月４日，傅崇碧到秦城監獄提審戚本禹，戚交代說，他是受江青之命去文化部取走這批魯迅手稿的，如今就存放在釣魚臺的中央文革。應該說，戚本禹這個交代也是實情。換言之，沒有根據說這是戚本禹在推卸責任。
這就是所謂魯迅手稿“遺失”的真實情況。１９６８年３月２日，許廣平先生給周總理寫信查問魯迅手稿，其心情是焦急的，但敘事卻是平實的──她只是說戚本禹把手稿“拿走”，並沒說盜竊。其信的原文是：
現向您彙報一下：北京魯迅博物館原藏有魯迅《答徐懋庸……》手稿１５頁，書信手稿１０５４封（１５２４頁，大部未印）。１９６６年６月３０日，舊文化部以“保護”文物為名，從博物館調走。１９６７年春天，戚本禹在文化部聽說此事，又將這部分手稿全部拿走。現在我不知道這些手稿究竟落在何處，甚為擔心。如有散失或毀壞，將給人民帶來損失。因此希望能幫助了解一下此事，最好能將結果告訴我。如果可能的話，我還想看看這些手跡。魯迅博物館已有報告向中央文革小組反映此事。隨信附上抄件一份，請您一閱。
這封信充分反映和表現了許廣平先生對魯迅的寶貴遺產和國家的重要文物高度負責的精神。從這封信看，許廣平知道魯迅手稿是戚本禹在“１９６７年春天”從文化部拿走的，那時戚是“文革”的風雲人物，而到１９６８年１月戚本禹已倒臺，被抓起來，她當然要查問魯迅手稿的下落，這很自然，否則，不聞不問反而奇怪了。許廣平先生因此突發心臟病以致辭世，這是一場悲劇──一場“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悲劇。
江青看到許廣平先生這封信後，說什麼：“信裏反映的事情我們過去一點都不知道，叫戚本禹交代，衝著這一條就可以槍斃他！如果不交代，就槍斃他！這個東西是不是找一個地方保管（姚文元插話：放在中央檔案館），統統拍照。這些王八蛋想毀壞手稿，將來可能要翻案。看來她（指許廣平）受了刺激。有心臟病的人怎麼受得住這個刺激呢！分明是陷害，要追查這件事！”江青說這件事“我們過去一點都不知道”，是真不知道還是假不知道，看來只有天知道。而她說“這個東西是不是找一個地方保管”，這不就是說明她知道“這個東西”當時還在什麼地方存在著嗎？！我覺得，江青這番話，一方面是假慈悲，一方面是推卸責任，是把許廣平先生之死的責任栽在已經被他們拋棄的戚本禹身上，即認定戚本禹盜竊魯迅手稿氣死許廣平先生。江青正是據此製造了一系列大案、冤獄。而迄今仍不斷出現在書籍和文章中的所謂戚本禹“盜竊”魯迅手稿云云，也蓋源於此。看來，在“震撼全國”的魯迅手稿遺失問題上，必須分清兩件事：一件是事情本身即魯迅手稿遺失本身，一件是江青心懷鬼胎即懷著不可告人的目的製造這樣或那樣的事端。這兩件事，或者說兩個問題，顯然是不同的。
魯迅手稿一直放在中央文革小組辦事組的保密室，沒有任何人動過
我們還可以進一步從魯迅手稿的實際命運和遭遇，透視一下這件事情的真相。從戚本禹１９６７年１月從文化部取走魯迅手稿，到他１９６８年１月１４日“被拋出來”（即被抓起來），整整一年的時間，再到１９６８年３月２日許廣平先生給周總理寫信查問魯迅手稿下落，時間將近一年零兩個月。在這一年多的時間裏，魯迅手稿在哪？不論戚本禹的交代，還是事實，都說明魯迅這批手稿一直放在中央文革小組辦事組的保密室。到１９６８年３月８日傅崇碧經過艱苦努力查到它們時，看到的是裝魯迅手稿的“四隻樟木大箱子，都用鐵鎖封閉著”。這說明什麼？就是說，到這時魯迅手稿只是從文化部的檔案室移到中央文革小組辦事組的保密室，不要說“毀壞”，甚至動都沒有人動過。實際上，除了後來江青利用這批魯迅手稿所謂“遺失”製造大案、冤獄外，到現在似乎還沒有一個人說過戚本禹（以及其他人）利用這批魯迅手稿做過什麼事，派過什麼用場。
從“文化大革命”開始（實際上是從１９６６年６月），我開始在戚本禹手下工作，並於１９６７年１月開始任江青的秘書（止于１９６８年１月）。在１９６７年一年的時間裏，我沒聽戚本禹說過一次魯迅手稿的問題，也沒聽江青說過。關於魯迅手稿問題，我沒有任何接觸，一無所知。唯一印象深刻的一件事，發生在１９６７年春，有一次江青向我佈置任務，對我說：魯迅先生夫人許廣平送我一套１９３８年出版的《魯迅全集》，我要表示感謝。你打電話不行，身份低了；你告訴戚本禹給許廣平打個電話，代我向她表示感謝。我應道：好。我立即用電話通知了戚本禹。我想這件代勞的事情，戚本禹肯定是做了的。
實事求是最重要。千萬不要違反和忘記實事求是
２００２年１月，讀穆欣同志寫的《震撼全國的魯迅書信手稿遺失案》，從中看到這樣的話：“江青心懷鬼胎，派戚本禹將這批手稿全部盜走。”對這個論斷，我有些懷疑，就往上海給戚本禹挂電話詢問。他說尚未看到穆欣的文章，還說情況並不是這樣。２月１５日，戚本禹給我一封信。關於這件事，他寫道：“穆文我最近才看到。關於魯迅手稿問題，紛紛颺颺了好幾年，我想以你的智力足夠對此事作出正確判斷。當年在文化界各派混戰的情況下，中央文革辦公室去接管魯迅手稿，完全是為了妥善保存這位偉大文學家的遺產。此事首長有指示，我和辦公室的同志完善地執行了任務，沒有過錯。江、陳也沒有錯誤，他們後來把這件小事忘了，也可以理解。”穆文說什麼“盜竊手稿”，“陷人入罪”，全無實事求是之意。“你既有我當年講話，當可作實事求是之文，以留歷史真相。”
在這封信中，戚本禹仍稱江青、陳伯達為“首長”，說“他們後來把這件小事忘了，也可以理解”等等，這是一種什麼心情和意思，讀者盡可玩味。但他要求恢復這件事的“真相”，應該說，是合理的。讀者也許覺得，我寫這篇文章的緣起，是聽了戚本禹的意見。事實上並不是這樣。當我在“文革”中紅衛兵編印的材料上發現戚本禹當年關於取魯迅手稿的講話後，覺得應當對歷史負責，還這件事情以本來面貌。我想，這是一個共產黨員，一個文化人，應該採取的態度。無數事實表明，對現實，實事求是不容易；對歷史，實事求是也不容易。但是，不論對現實還是對歷史，都應該實事求是。實事求是最重要。千萬不要違反和忘記實事求是。■
來源：《黨史博覽》 ○閻長貴 2006年07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