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一兩年來的魯迅研究，在經歷了低潮和“邊緣化”以後，漸漸呈現出回升趨勢。魯迅成為一種被研究借鑒的文化資源，這證明瞭魯迅生活的時代同當代中國的緊密聯繫，也證明瞭魯迅思想並沒有過時。中國有幾千年的文明史，但真正能參與世界文化交流的人物並不多。中國習俗有所謂蓋棺定論，早成虛言，且不說魯迅逝世只有近七十年，就是千百年前的聖人，也有時逃不脫被鞭屍的厄運。我感到欣慰的是，在經過幾個回合的攻擊、“解構”後，魯迅仍然穩穩地站著。從2005年末新版《魯迅全集》的反響看來，這樣的經典著作在現代文化史上十分突出，在整個中國文化史上也屬罕見。這並非一時奏效的所謂“造神運動”能完成並且持久的。魯迅在黑暗的、非人道的、不公正的時代，顯示了社會的道德良心。
去年底和今年初，分別在北京和汕頭舉辦的兩次有關左翼文學的國際學術討論會，證明魯迅仍然是研究中國現代文學和思想史的一個繞不過去的存在。魯迅作為文化學術資源在很多大學受到高度關注。例如，青島大學主編的《中國新文學研究書係》(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4年12月出版)十種裏，有六種與魯迅有關(鄭欣淼《魯迅與宗教文化》、徐鵬緒《魯迅學文獻類型研究》、魏韶華《“林中路”上的精神相遇——魯迅與克爾凱郭爾比較研究》、張蕓《別求新聲于異邦——魯迅與西方文化》等)。而研究近代中外文化交流史，尤其是東亞各國之間的交流史，更離不開魯迅，2005年舉辦了兩次中韓魯迅研究對話國際討論會，出版了《南韓魯迅研究論文集》(北京魯迅博物館編，河南文藝出版社2005年出版)，全面集中展示了南韓魯迅研究的優秀成果，這樣有意識地總結域外一個國家的魯迅研究，借此推動兩國文化學術交流，尚屬首次。也提醒我們，魯迅在世界文化交流中的作用不應忽視。而在魯迅留學過的仙臺舉辦的一系列紀念活動也標示著日本研究界對魯迅這個老話題的新的解讀。新出版的《魯迅與仙臺》(日本東北大學出版社、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2005年版)，全面總結過去的研究成果，並努力開拓新的領域。這種以魯迅為文化交流的契機和資源的活動在今後東亞各國的文化交流中當會更多，因為在紛紜複雜的國際關係中，表面上看起來蒼白無力的文學往往能發揮橋梁紐帶作用，正如魯迅所說，人類最好是不隔膜，相關心，而最平正的道路，要用文藝來溝通。
魯迅一代人曾激烈反傳統，但不妨礙這個傳統的精華，連同反對者的新的詮釋，至今仍然影響著我們。在探討魯迅與傳統文化關係方面，《魯迅與中國士人傳統》(田剛著，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5年1月出版)側重“狂人”類型士人與魯迅的精神聯繫，確認了士人文化品格中的恒久價值。在中國文化傳統中生長並且真正讀點兒魯迅的，都會有耳目一新之感，都能感到一種強烈的震撼。這個比喻也許不恰當：魯迅是中國歷史文化長河中一次壯美的大潮——就如天下聞名的浙江潮一樣；魯迅不僅是激烈的批判者，他還有溫和的一面，正如一本專著的書名所標示，他是“中國的‘溫和的尼采’”(張釗貽：《魯迅：中國“溫和”的尼采》，英文版)。而《時為公務員的魯迅》(吳海勇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5年8月出版)，描述的是作家魯迅的日常工作和生活狀態。魯迅面臨升降、養家、應酬等等所謂“俗事”，一面還要創作並校勘古籍，這些同他後來被不無誇張地描繪成的橫眉冷對的形象不同。過去只是在研究魯迅對待中國文化傳統的態度時揭示一下他的矛盾心態，就如《狂人日記》中寫狂人病癒後“赴某地候補矣”表現了在思想激烈鬥爭中生活的常態和連續性。實際上，魯迅的思想自始至終有其複雜性，正因為如此，他的文本和人生道路才為後世提供了一個文化思想資源的寶藏。說到魯迅的激烈性，不能不提到胡適。胡適與魯迅的比較，是近幾年比較熱門的題目。2005年還召開了專門的學術討論會。分析和比較現代文化人走過的不同道路，有助於我們認清中國歷史和現狀，汲取經驗和教訓。韓石山的《少不讀魯迅老不讀胡適》(中國友誼出版公司2005年10月出版)，梳理了中國文化界幾次大的爭論，論述了以魯迅和胡適為代表的兩大文化陣營之間的對立與衝突。作者反感於魯迅研究界長期以來的過度詮釋及稀釋，提出還原歷史和魯迅真面目的主張。不過，雖然這些現象在魯迅研究界的確存在，但這樣的批評已不新鮮。思想進步和學術深入是一個漫長的過程，關鍵在於尋找更多的方法，充分利用魯迅和胡適等先賢的思想成果。作者開出的方子——“少不讀魯迅”——卻又隱隱約約受了魯迅反傳統過激言論的影響。如果少不讀的話，魯迅的遺產如何繼承？因此就牽涉到另一個問題：怎樣讓青少年接近並親近文化經典，無論是頌讀《論語》、《孟子》，還是閱讀《阿Q正傳》？這就不僅僅是現實問題，更是關乎中國文化長遠發展的大問題了。從這個角度說，老一輩的魯迅研究專家錢理群退休後到中學課堂上講授魯迅著作和思想，委實是令人欽佩而且歡欣鼓舞的舉動。
追求既高速又穩健發展的當代中國社會，自然會出現許多令人苦惱的問題，而有些問題正是魯迅一代人曾經為之苦惱和焦慮的。魯迅一生致力於思考和呼籲社會公正，他晚年左傾，絕非如有些人所說是受了蒙蔽；至於一些判斷失誤，自有其複雜的原因。如果不考慮當時的環境，一味苛責前人，則很容易導致新的偏激或錯誤。
面臨著轉型和復興的中國文化，需要有魯迅這樣既有深厚中國文化根基，又吸收了豐富的外國文化營養的先哲為榜樣。未來的魯迅研究將會在魯迅與中國傳統文化的深層聯繫、魯迅遺產對中國文化的創造性轉化以及魯迅在中外文化交流中的作用等領域裏取得新的成果。2006年正值魯迅誕辰125週年和逝世70週年，我們更有理由充滿這樣的期待。
2006年3月 中華讀書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