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魯迅與陳賡的會見
中央電視臺播放了電視連續劇《陳賡大將》，情節傳奇，懸念疊起，引人入勝。其中有一個故事是說陳賡會見魯迅的事。對於這件事，還有著不同的說法。
最初談到陳、魯會見的是馮雪峰1952年發表的長篇回憶錄《回憶魯迅》。陳賡曾任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第十二師師長、紅四方面軍參謀長。1932年秋冬間，陳賡因治腿傷，從鄂豫皖根據地來到上海。他與上海的同志談到紅軍戰鬥的激烈、艱苦和英勇，聽的人都認為要超過《鐵流》所寫的，要是有個作家寫下來多好，大家就想到了魯迅。在中共中央宣傳部工作的朱鏡我，將陳賡所說的紅軍戰鬥情況油印成材料，交馮雪峰送一份給魯迅，並由馮與魯迅談能否由他寫成小說或報告文學。魯迅並不拒絕，說：“看吧。”據馮雪峰回憶：“幾天后，魯迅先生還請許廣平先生預備了許多菜，由我約了陳賡和朱鏡我同志到北四川路底的他家裏去，請陳賡同志和他談了一個下午。我們吃了晚飯才走的。”此後，魯迅醞釀過一個時期，說“寫一個中篇，可以”，他還一直保存著那些油印材料，但終於沒有寫成。
當年馮雪峰的《回憶魯迅》一書，風行一時，有位張佳鄰先生採訪了陳賡，並寫成《陳賡將軍和魯迅先生的一次會見》，在1956年的《新觀察》雜誌發表。陳賡回憶：他是由馮雪峰陪他一起到魯迅家裏的。“魯迅那天興致很好”，“直到夜深了才離開”。“他本來約我再去談一次，我也答應了願意再去一次，可惜不久我就被捕了。從此再未得見魯迅先生。”
然而，在馮雪峰、陳賡的回憶流行了二十多年後，在《陳賡將軍與魯迅先生的一次會見》被編入中學語文課本多年之後，樓適夷卻提出了異議。大約在1970年代的一天，他在魯迅博物館的陳列櫃裏，見到了那張鄂豫皖紅軍作戰形勢的草圖，和圖邊的說明文字，才恍然大悟，他曾陪同一位紅軍幹部去魯迅家裏的，原來是陳賡將軍。因為地下工作的紀律，他陪同一個人去魯迅家，如組織上沒有告訴你此人的姓名，你是不可以問的。但這張紅軍作戰圖，就是那紅軍幹部在向魯迅介紹紅軍作戰形勢時畫的，他樓適夷當時就坐在旁邊。後來，樓適夷被捕了。他在牢裏聽到魯迅逝世的消息，就流著淚，寫了一篇《深淵下的哭聲》，設法傳到了獄外，發表在黨的地下刊物上，後被編入由許廣平、胡風、蕭軍等人編輯的1937年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的《魯迅先生紀念集》。筆者藏有此書的原版本。樓適夷在文中寫道：
……對於血火中的新中國的創建，先生的關心是無限的。每次有人從那些遙遠偏僻的戰地中來，先生常常請來打聽真實的情形，整幾小時傾聽著，不覺有絲毫的疲倦。有時要求講的人畫出詳細的地圖，有時叫旁邊的人替他記錄下來。我們很久就知道他要寫一部用革命鬥爭作主題的長篇，乃終不能完成，真是多大的痛事。
這段話所寫的，就是他陪同陳賡會見魯迅的事，雖然寫文時他還不知道他所陪的是陳賡。
自從在展覽櫃裏見到那張紅軍作戰圖後，樓適夷就把他陪同陳賡會見魯迅的事，講給一些年輕的魯迅研究者聽，也與魯迅博物館、紀念館的一些人談了。有一次他去參觀紹興魯迅紀念館，看到一幅《魯迅會見陳賡》的畫，畫上陳賡穿著夏天的衣服。他就提意見說：“陳將軍穿的是灰色長袍，因為那是我陪了去的。”另一次他對人說得更具體，陳賡“穿一件灰色線呢單袍”。樓適夷的說法逐漸傳到馮雪峰耳裏，有人還到馮那裏去核對樓的說法，馮幾乎每次都十分惱火地說：“陳賡會見魯迅，樓適夷並不在座！”有一次甚至激動地對來訪者說：“樓適夷這個人太不高明瞭，許多事都拉在自己身上！”在馮雪峰看來，他的《回憶魯迅》1952年就出版了，你樓適夷老早就看到了，為什麼過去你沒說陪同陳賡的事，而今在“文革”中卻來撈這份功勞呢。可是對樓適夷來說，他當然老早就讀過《回憶魯迅》，但他過去並不知道他陪同會見魯迅的就是陳賡，他怎麼可能對《回憶魯迅》提出異議？
馮否定樓說法的一些話，後來也轉輾傳到了樓的耳朵裏。樓決定與馮詳細地談一談。他清楚地記得：那天是馮雪峰親自通知他的，明天要陪一個人去見魯迅。第二天午後，朱鏡我領了那人到事先約好的已停業的水沫書店樓上，然後由他一個人陪同那陌生人去魯迅家。整個談話過程的不少細節他都還記得，“談到鄂豫皖軍事形勢時，魯迅先生請這位同志在桌上繪了一張草圖”。晚餐時，“先生親自打開了一瓶保藏已久的三星斧頭白蘭地”。如有必要，樓或者還可以找出《深淵下的哭聲》給雪峰看。但是，這時馮因肺癌已不便談話，樓想等馮病情好轉時再談。可後來樓所等到的，“我已只能在首都醫院的太平間裏，默默地面對他的遺體了”。樓適夷引為終身遺憾的，是永遠失去了與馮雪峰長談一次的機會。
不論是解放前地下鬥爭的年代，還是新中國成立後在出版戰線上，馮雪峰都是樓適夷的上級和親密朋友。樓適夷敬重他，並深信馮雪峰是真誠的硬氣的。馮逝世後，他不敢懷疑馮的記憶是否有誤，而只能設想自己陪同前往的是魯迅第二次會見陳賡。他特地寫了《魯迅二次會見陳賡》一文公開發表。他的說法幾乎已為黨史研究界和魯迅研究界所接受。這次電視連續劇說魯迅會見陳賡就只一次，有的人不禁在問：這是怎麼回事？
這件事，筆者在寫《魯迅的社會活動》一書時，有過一些思考。我以為，魯、陳會見只有一次，陪同者就是樓適夷。理由很簡單：一、陳賡在讀過馮雪峰的回憶錄後，仍堅持認為陪同他去魯迅家的不是馮所說的兩人，而是一人，這就和樓適夷所說合拍；二、陳賡是湖南湘鄉人，魯迅是浙江紹興人，兩人方言口音重，地名又是特殊專門名詞，必然是在談話開始不久就畫地圖、寫地名，不能設想到第二次談話時才畫地圖、寫地名。這張地圖證明瞭樓適夷參加的就是魯、陳惟一的一次會見。三、樓適夷的回憶提供了不少生動的具體的細節。例如，陳賡是1933年3月24日被捕的，去魯迅家的3月上旬，樓適夷說他“穿一件灰色線呢單袍”，正合那季節。就是那“三星斧頭白蘭地”，也不是未能身臨其境者所能說出的。而馮雪峰的回憶較概念，幾乎沒有什麼具體的細節。四、陳賡在上海治傷日程安排很緊，又是在白色恐怖下；而魯迅並不準備馬上就寫紅軍的戰事，似沒有立即安排二次會見的必要。五、魯陳會見各環節，印材料、送材料、約魯迅、約陳賡，都是馮雪峰、朱鏡我做的，而樓適夷只做了陪同的一件事；當時馮雪峰就住在魯迅同一幢樓的地下室，朱經常去馮那裏，馮、朱經常在魯迅家吃飯，這都可能是馮雪峰把樓適夷忘了的原因。這樣說來，電視劇中對魯迅、陳賡會見的處理，是合乎陳賡與樓適夷回憶，也合乎歷史事實的。
今年是魯迅逝世70週年，陳賡逝世45週年，馮雪峰逝世30週年，樓適夷逝世5週年。為紀念四位先行者，特撰本文。（倪墨炎）
2006年8月于上海
來源：《文匯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