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念魯迅逝世七十週年特約專稿
《魯迅傳》，林辰著 福建人民出版社2004年5月
魯迅的一生，是在同舊中國專制統治勢力的堅韌抗爭中，不斷地被迫害被誣衊，曆盡艱辛度過的。他說過：“我一生中，給我大的損害並非書賈，並非兵匪，更不是旗幟鮮明的小人，乃是所謂‘流言’。”（《並非閒話（三）》）魯迅生活的幾十年裏，生活、學術、政治，各方面的流言，無中生有，捏造事實，橫加罪名，惡意傳播，連年不斷地襲擾著他，嚴重地傷害他的身心。流言的陰影，圍困籠罩了魯迅的一生。他在許多雜文和書信裏，敘寫和表明瞭對於各種流言的憤恨和憎惡，揭露流言的卑劣手法和險惡意圖，反擊流言製造者的誣陷和陰謀。這些流言並沒有使魯迅的歷史價值稍有減損，相反，更使後人看到魯迅的偉大。檢點歷史，是對魯迅最好的紀念。
魯迅為何離家，搬家？
從青年時代起，魯迅就遭受流言的傷害。1898年春，他離家去南京求學，重要因素之一就是流言的刺激。他回憶起，父親逝世後，有一次同衍太太閒談，她慫恿他在家裏“到大櫥的抽屜裏”尋出首飾珠子一類東西“去變賣”。魯迅十分反感。然而，不久“就聽到一種流言，說我已經偷了家裏的東西去變賣了，這實在使我覺得有如掉在冷水裏。流言的來源，我是明白的”。“但那時太年青，一遇流言，便連自己也仿佛覺得真是犯了罪，怕遇見人們的眼睛，怕受到母親的愛撫。”“那麼，走罷！”（《瑣記》）莫須有的流言刺痛年青魯迅的心，使他決意離開互相擠兌的封建故家，“走異路，逃異地，去尋求別樣的人們”。（《〈吶喊〉·自序》）
在婚姻大事上，青年魯迅又遭受流言的沉重傷害。1906年夏天，魯迅的母親聽到謠傳：說魯迅和日本女人結婚了，而且還抱著孩子在東京街頭散步。實際是，魯迅有一天和許壽裳去逛公園，路上碰見一位日本婦女，肩背小孩，手抱嬰兒，身後還跟著孩子。魯迅連忙過去，替那婦女把手中孩子抱過來。這本是他仁愛助人的高尚品行，恰巧被一位同鄉看到，誤說誤傳成流言，使魯迅的母親聽後心慌著急，接連寫信並故意說自己重病，催迫魯迅回國完婚。奉命結婚後，魯迅對友人說：這是母親給我的一件禮物，我只能好好地供養它。查無實據的流言催逼成無愛的婚姻，讓魯迅抱憾終生。
流言給予魯迅最深重的傷害，乃是1923年夏天發生的兄弟“失和”事件。魯迅和周作人原本“兄弟怡怡”地住在一起；突然間，周作人決絕地寫信給魯迅：“不要再到後邊院子裏來。”這是由於羽太信子在丈夫耳邊造謠誣衊魯迅。鬱達夫在《回憶魯迅》中說：“周作人氏的那位日本夫人，甚至說魯迅對她有失敬之處。”（鬱達夫：《回憶魯迅》，《魯迅學刊》1981年第1期，75頁，東北魯迅學會會刊）章川島直白地說：“事情的起因可能是周作人老婆造謠說魯迅調戲她。”（轉引自：段國超：《魯迅周作人“失和”之原因探析》，孫鬱主編：《周氏兄弟》，河南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249頁）一年後，魯迅在日記裏寫道：“下午往八道灣取書及什器，比進西廂，啟孟及其妻突出詈罵毆打，又以電話招重久及張鳳舉、徐躍辰來，其妻向之述我罪狀，多穢語，凡捏造未園處，則啟孟救正之。”（《魯迅日記，1924年6月11日》）魯迅後來有一個筆名：“宴之敖者”，意思是“我是被家裏的日本女人逐出的”。可見他對此事唸唸不忘。
1927年秋，魯迅到上海不久，就陸續的有流言傳出，先是說魯迅要經商開店：“我初到時，報上便造謠言，說我要開書店了，因為上海人慣用商人眼光看人。”（《致廖立峨（271021）》）後又傳出魯迅到藝術大學做教務長的流言，“這是他們有意散佈的，是一種騙青年的新花樣”。（《致史濟行（290221）》）30年代初，流傳在北京的謠言，是說魯迅“在上海發了瘋”，（《致章廷謙（300222）》）使得他只得寫信去勸慰和化解親友的驚詫憂心。1934年春，北方報紙上有消息說，魯迅患“重症腦膜炎”，要停筆十年。“這資訊是從上海去的，完全是上海的所謂‘文學家’造出來的謠言。”（《致蕭軍（341105）》）謠言流傳各地，老母飲泣，摯友驚心，使得魯迅接連寫幾十封信去辟謠。他在信裏斥責造謠的“文氓”，“心兇筆弱，不能文戰，便大施誣陷與中傷，又無效，於是就詛咒，真如三姑六婆，可鄙亦可惡也。”（《致姚克（340324）》）他安慰友人說：“其實我腦既未炎，亦未生他病，頑健如往日。”“我頭腦冷靜，健康如常。”（《致姚克（340315）》；《致增田涉（340318）》）魯迅還給臺靜農寫詩云：“橫眉豈奪蛾眉冶，不料仍迷眾女心。詛咒而今翻異樣，無如臣腦故如冰。/三月十五夜聞謠戲作，以博靜兄一粲。”（《致臺靜農（340316）》）這詩幽默風趣，表明魯迅對詛咒式謠言的輕蔑鄙視，抒發了自己依然堅持抗爭的樂觀心態。
《中國小說史略》橫遭誣衊
魯迅在文學創作和學術研究上，從來都是認真嚴謹的。他的作品和論著，大多富有開拓性和創新性，內涵豐富，影響深遠。但仍有人造謠譭謗。他致友人的信寫道：“我還聽到一種傳說，說《傷逝》是我自己的事，因為沒有經驗是寫不出這樣的小說的。”（《致韋素園（261229）》）魯迅為《淑姿的信》寫序，報上造謠說作者“金女士乃魯迅之小姨”。魯迅批駁道，“報章雖雲淑姿是我的小姨，實則和他們夫婦皆素昧平生”的。（《致楊霽雲（341209）》）
然而，最使魯迅終生憤恨難平的，是陳源散佈的關於《中國小說史略》的謠言。1925年冬，陳源先在《閒話》裏暗示《中國小說史略》是“整大本的剽竊”。次年寫《致志摩》中公然誣陷魯迅《中國小說史略》“就是根據日本人鹽谷溫的《支那文學概論講話》裏面的‘小說’一部分”。魯迅當即給予嚴正駁斥：“鹽谷氏的書，確是我的參考書之一，我的《小說史略》二十八篇的第二篇，是根據它的，還有論《紅樓夢》的幾點和一張‘賈氏係圖’，也是根據它的，但不過是大意，次序和意見就很不同。其他二十六篇，我都有我獨立的準備，證據是和他的所說還時常相反。”（《不是信》）魯迅指出，陳源其實並不知道這兩種書的底細，不過聽了“耳食之言”而故意寫成文字發表，進行誣陷中傷。
直到1935年，《中國小說史略》日文譯本出版，魯迅感到非常高興。他寫道，這原因“是經十年之久，我竟報復了我個人的私仇。當1926年時，陳源即西瀅教授，曾在北京公開對於我的人身攻擊，說我的這一部著作，是竊取鹽谷溫教授的《支那文學概論講話》裏面的‘小說’一部分的；《閒話》裏的所謂‘整大本的剽竊’，指的也是我。現在鹽谷教授的書早有中譯，我的也有了日譯，兩國的讀者，有目共見，有誰指出的‘剽竊’來呢？嗚呼，‘男盜女娼’，是人間大可恥事，我負了十年‘剽竊’的惡名，現在總算可以卸下，並且將‘謊狗’的旗子，回敬自稱‘正人君子’的陳源教授，倘他無法洗刷，就只好插著生活，一直帶進墳墓裏去了”。（《〈且介亭雜文二集〉·後記》）從這段激憤的文字裏，可見陳源的“剽竊”流言，嚴重刺痛了魯迅的心靈，竟達10年之久。這一流言的散佈者是陳源，但製造者卻是顧頡剛。顧的女兒顧潮在回憶文章中就曾提到此事。（見章培恒：《今天仍在受淩辱的偉大逝者》，高旭東編《世紀末的魯迅論爭》，東方出版社，2001年，66頁。）
魯迅逝世後，曾經著文盛讚魯迅的蘇雪林，突然跳出來寫信給蔡元培和胡適，恣意攻擊魯迅，並且重復著陳源的“剽竊”謠言。胡適在回信裏為魯迅辯白：“說魯迅抄鹽谷溫，真是萬分的冤枉。鹽谷一案，我們應該為魯迅洗刷明白。”並稱讚魯迅的小說史研究，“皆是上等之作”。（胡適：《關於當前文化動態的討論》，轉引自孫鬱編：《被褻瀆的魯迅》，群言出版社1994年版，181頁）
政治流言年年中傷魯迅
如果說，散佈魯迅生活上學術上的各種流言，是在侮辱他的人格，詆毀他的道德品行；那麼，傳播魯迅在政治方面的謠言，捏造得更加陰險惡毒，總是把魯迅置於軍政當局相敵對的境地，構陷他是政府和民族的罪人，為反動統治勢力迫害他製造口實，借刀殺人，必欲置之死地而後快。
有關魯迅的政治流言，在不同的歷史時期裏，往往同當時政治領域的尖銳鬥爭，同當時政局的焦點或激烈的民族矛盾密切聯繫著，從而直接危及魯迅的身家性命。
1925年10月，北京愛國民眾和學生反對北洋軍閥政府賣國的關稅協定，舉行遊行示威，遭武裝警察阻止和毆打。報上造謠：“周樹人（北大教員）齒受傷，脫門牙二。”這在暗示魯迅同愛國遊行相關聯，為軍閥迫害他製造輿論。其實，魯迅那天卻是“生些小病”,“整天躺在窗下的床上而已”。（《從鬍鬚說到牙齒》）不久，他在文章中批駁：“前次的遊行，報上謠我被打落了兩個門牙，我可決不肯具呈警廳，籲請補派軍警，來將我的門牙從新打落。”（《我觀北大》）這樣諷刺的文句，表達了對北洋軍閥專制統治的憤慨。
1926年春，段祺瑞政府製造了“三·一八慘案”，並且下令通緝李大釗等人，魯迅名列第二批通緝名單中。魯迅在《大衍發微》文中指出：陳源的流言就是段政府第二批通緝名單的來源和依據，直接揭露了陳源等所謂“正人君子”的險惡用心。
1927年，蔣介石集團發動“四一二事變”，屠殺共產黨人和革命群眾。魯迅在中山大學因援救被捕學生不果和顧頡剛要來任教等原因憤而辭職。不久就傳出謠言。魯迅致章廷謙信中說，“顧、傅為攻擊我起見，當有說我關於政治而走之宣傳，聞香港《工商報》即曾說我因‘親共’而逃避云云”；又說，“‘出亡’的流言，我想是故意的，……大約倒是鼻一流人物”，“他們只在香港的報上造一點小謠言。一回是說我因親共而逃避，今天是說我已往漢口”。（《致章廷謙（270530）（270612）》）說魯迅“親共而逃避”，在當時足以成為反動派鎮壓的口實，意在陷人于死地。
1931年初，左聯作家柔石等被捕，接著報上刊發“魯迅被捕”的謠言，遠播國內外。魯迅接連發信辟謠。在致留學日本的李秉中信寫道：“飛短流長之徙，因盛傳我已被捕。通訊社員發電全國，小報記者盛造讕言，或載我之罪狀，或敘我之地址，意在諷喻當局，加以搜捕。”（《致李秉中（310204）》）後又寫信道：“近數年來，上海群小，一面于報章及口頭盛造我之謠言，一面又時有口傳，雲當局正在索我甚急云云。”“又聞天津某報曾載我‘已經刑訊’，亦頗動舊友之憤。又另有一報，雲我之被捕，乃因為‘紅軍領袖’之故雲。”（《致李秉中（310306）》）這是蓄意通過謠言，唆使軍政當局加緊迫害魯迅。
“九一八事變”後，中國人民愛國情緒普遍高漲，抗日救國運動成為社會主潮。這時，關於魯迅的流言又出新招，反動文人造謠魯迅是“親日”的漢奸，“替日本做偵探”，“意在賣國”。魯迅給多位友人的信裏說：“現在又有人在雜誌上寫文章，說我通過內山老闆之手，將秘密出賣給日本，拿了很多錢。”（《致山本初枝（330929）》）“漢奸頭銜，是早有人送過我的，大約七八年前，愛羅先珂君從中國到德國，說了些中國的黑暗，北洋軍閥的黑暗。那時上海報上就有一篇文章，說他之宣傳，受之於我，而我則因為女人是日本人，所以給日本人出力云云。”（《致楊霽雲（340515）》）“近有一些人，聯合謂我之《南腔北調集》乃受日人萬金而作，意在賣國，稱為漢奸。”（《致鄭振鐸（340516）》）魯迅給姚克的信裏說到斯諾所作《魯迅評傳》時指出：“第一段第二句後，似可添上‘九一八後則被誣為將中國之緊要消息賣給日本者’的話。（這是張資平他們造的，我當永世記得他們的卑劣險毒）”（《致姚克（331105）》）魯迅對曹聚仁說：“我之被指為漢奸，今年是第二次。……今之袞袞諸公及其叭兒，蓋亦深知中國已將賣絕，故在竭力別求賣國者以便歸罪，如《汗血月刊》之以明亡歸咎於東林，即其微意也。”（《致曹聚仁（340602）》）造謠者把賣國的罪名強加在魯迅頭上，是為軍政當局迫害魯迅製造口實。
反動文人製造的謠諑，固然使魯迅憎惡憤恨；然而，左翼文化隊伍中對他的種種流言，讓晚年魯迅更加惱怒悲憤。尤其是左翼中有些年青作者，竟然和反動文氓小丑同流合污，散播流言，傷害魯迅的身心。他給友人寫信：“就是我們的同人中，有些人頭腦也太簡單，友敵不分，微風社罵我為‘文妖’，他就恭恭敬敬的記住：‘魯迅是文妖’。”（《致竇隱夫（341101）》）在給曹靖華的信中，魯迅寫道：“然而我們中的有幾個人，卻道是因為我攻擊他們太厲害了，以至逼得他們如此。”“我實在憎惡那暗地裏中傷我的人。”（《致曹靖華（350207）》）
左翼文化隊伍裏，有些年青人“唯我獨左”，故作激進，唧唧喳喳，傳說魯迅近年來不大寫文章，不做事之類流言，使他氣憤反感。他給蕭軍寫信說：我“力所能做的，就做，而又常常有‘獨戰’的悲哀。不料有些朋友們，卻斥責我懶，不做事”。（《致蕭軍、蕭紅（341206）》）給曹靖華寫信說：自己“每年譯作，近三四年幾乎倍于先前，而有些英雄反說我不寫文章”。（《致曹靖華（360105）》）在《且介亭雜文二集》後記又說：“近兩年來，又時有前進的青年，好意的可惜我現在不大寫文章，並聲明他們的失望。”其實，魯迅在上海九年來所寫的，“比前九年多兩倍，而這後九年中，近三年所寫的字數，等於前六年，那麼，所謂‘現在不大寫文章’，其實也並非確切的核算。”
30年代中期，在抗日救亡的愛國潮流中，左翼文化隊伍裏又傳播著攻擊魯迅的流言。他氣憤地給友人寫信：“近日這裡在開作家協會，喊國防文學，我鋻於前車，沒有加入。而英雄們即認此為破壞國家大計，甚至在集會上宣佈我的罪狀。”（《致王冶秋（360504）》）“又有一大批英雄在宣佈我破壞統一戰線的罪狀，自問歷年頗不偷懶，而每逢一有大題目，就常有人要趁這機會把我扼死。”（《致曹靖華（360514）》）魯迅指出，攻擊他“破壞聯合戰線”的流言的指揮者，不過是“手執皮鞭，亂打苦工的背脊，自以為在革命的”“工頭”而已。（《致曹靖華（360515）》）
與此同時，國民黨文化特務也趁機造謠，胡說“魯迅翁的政治理想很容易接近托派”，並已“加入托派”。而左翼文化隊伍中就有“‘國防文學’派放出流言，說‘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是托派的口號”。而“魯迅對周揚等人最憤慨的，是周揚等人因魯迅不贊成‘國防文學’的口號並拒絕在‘文藝家協會’發起人中簽名就攻擊魯迅為‘破壞統一戰線’，為‘托派’等等”。（轉引自《魯迅與文網》,散木著，百花洲文藝出版社2002年版,433頁）於是引起托派陳仲山給魯迅寫信。臥病在床的魯迅極為憤怒，在回信裏指出：“你們忽然寄信寄書給我，不是沒有原因的。那就因為我的某幾個‘戰友’曾指我是什麼什麼的原故。但我，即使怎樣不行，自覺和你們總是相離很遠的罷。”（《答托洛斯基派的信》）
魯迅怎樣面對流言？
魯迅一生在都是被侮辱與被損害者。在宗法專制的舊中國，面對各種層出不窮的流言誣陷誹謗，他始終巍然挺立，表現出大無畏的堅韌不屈的抗爭精神。
不管流言謠諑怎樣變化花樣，魯迅都堅持自己的應對原則：一是鄙視，不理不睬；二是適時反擊，揭穿讕言。他早就指出：“‘流言’本是畜類的武器，鬼蜮蟲或的手段，實在應該不信它。”（《並非閒話》）為著辟謠，他在寫給眾多友人的信裏，反復地申明：我不管謠言；不寫辯正信。他說：“上海之文壇消息家，好造謠言，倘使一一注意，正中其計，我是向來不睬的。”（《致竇隱夫（341101）》）“近來時被攻擊，慣而安之，縱會誣我以可死之罪，亦不想置辯，而至今亦終未死，可見與此輩講理，乃反而上當耳”。（《致鄭振鐸（340602）》）“對於謠言，我是不會懊惱的，如果懊惱，每月就懊惱幾回，也未必活到現在了。……倘有謠言，自己就懊惱，那就中了造謠者的計了。”（《致蕭軍（350729）》）“我現在得了妙法，是謠言不辯，誣衊不洗，只管自己做事，而順便中，則偶刺之。他們橫豎就要消滅的。”（《致鄭振鐸（340621）》）魯迅說過：最高的輕蔑是無言，而且連眼珠也不轉過去。無根的謠言不可能持久，製造謠言者及其主子“橫豎就要消滅的”。
魯迅眼光犀利，看透造謠者的歹毒心腸，剖析他們的卑污心理，把他們的醜惡靈魂揭露出來。他指出：“謠言這東西，卻確是造謠者本心所希望的事實，我們可以借此看看一部分人的思想和行為。”（《無花的薔薇之三》）他給友人寫道：“我自寓滬以來，久為一班無聊文人造謠之資料，忽而開書店，忽而月收版稅萬餘元，忽而得中央黨部文學獎金，忽而收蘇俄盧布，忽而往莫斯科，忽而被捕，而我自己，卻全不知道有這麼一回事。其實這只是有些人希望我如此的幻想，據他們的小說作法，去年收了一年盧布，則今年應該被捕了，接著是槍斃。於是他們的文學便無敵了。”（《致荊有麟（310205）》）“對於我的許多謠言，其實大部分是所謂‘文學家’造的，有什麼仇呢，至多不過是文章上的衝突，有些是一向毫無關係，他不過造著好玩，去年他們還稱我為‘漢奸’，說我替日本做偵探。我罵他時，他們又說我器量小。”（《致蕭軍、蕭紅（341206）》）“他們不過是在‘文人’這一面旗子的掩護之下，建立著害人肥己的事實的一群‘商人與賊’的混血兒而已。”（《辯“文人無行”》）一語中的，揭露出造謠者的真實本質。
魯迅指出：“謠言家是極無恥而且巧妙的，一到事實證明瞭他的話是撒謊時，他就躲下，另外又來一批。”（《我們不再受騙了》）謠言的氾濫與反復出現，證明瞭“其實，中國本來是撒謊國和造謠國的聯邦”。（《通訊（致孫伏園）》）所以，亂造謠言，並不僅僅是造謠者個人的品性和道德問題，而是同中國的社會環境與歷史文化相關聯的。剖析謠言，也可算是認識社會認識人性的一個特殊窗口。所以，魯迅說：“我就是常看造謠專門雜誌之一人，但看的並不是謠言，而是謠言作家的手段，看他怎樣出奇的幻想，怎樣別致的描寫，怎樣險惡的構陷，怎樣躲閃的原形。”（《歸厚》）從這裡表明魯迅的豁達樂觀和自信！他的眼光富有穿透力，能夠洞穿文人的心理和劣根性，從而識破中國黑暗社會及眾生相。
魯迅認為，謠言的流行和花樣百齣，有著歷史繼承性，是傳統文人的劣根性的再現。他說：“造謠是中國社會上的常事。”（《啟事》）他還指出，“造謠說謊誣陷中傷也都是中國的大宗國粹”（《寸鐵》），“祖傳的老譜”和“士君子的常經”。造謠者在謠言里加進了不同的時代政治內容，把魯迅說成一會兒親俄一會兒親日。
魯迅指出：“笑裏可以存刀，自稱酷愛和平的人民，也會有殺人不見血的武器，那就是造謠言，但一面害人，一面也害己。”（《謠言世家》）
伴隨魯迅一生的流言謠諑，其實是宗法專制的舊社會及統治勢力對他的不斷迫害，是摧殘他身心的一種精神虐殺。不論是依附於統治者的文氓造謠誣衊，還是同一營壘中散佈的流言蜚語，所產生的反動效應卻是一樣的：戕害魯迅的身心，損傷他的健康。魯迅的母親在兒子逝世後說過：“大先生所以死得這麼早，都是因為太勞苦，又好生氣。他罵人雖然罵得很厲害，但是都是人家去惹他的。他在未寫罵人的文章以前，自己已氣得死去活來，所以實在是氣極了才罵人的。”（轉引自《魯迅與他罵過的人》,房向東編著，上海書店出版社1996年版,40頁）魯迅題詩：“積毀可銷骨，空留紙上聲”，深刻而沉痛地抒寫了備受流言傷害的悲憤心情。僅從現在留存的書信中，就有好幾十封書信評說謠言，在辟謠的同時表明自己的嚴正態度：不管謠言如何猖獗，花樣翻新，都毫不退讓，絕不寬容。他多次向親友申明：“然而我毫無退縮之意。”“我倒沒有什麼灰心，大抵消息一會，就仍然站起來”，（《致蕭軍（341206、350209）》）繼續奮戰，把犀利的筆鋒刺向專制統治勢力。
魯迅在流言謠諑的不斷困擾襲擊下堅持自己的事業和工作，奮鬥不息。但是，他的逝世並沒有使謠言斷絕。從他逝世後直到今天，仍有少數人，重拾歷史誣衊者的牙慧，重新包裝，行銷於世。這當然絲毫無損於魯迅的偉大，卻恰好暴露了他們自己陰暗卑劣的靈魂。各式流言絕不可能遮掩歷史真相的。魯迅畢生為人民解放和民族復興而不懈奮鬥的精神，他那熱愛人民、剛正不阿、堅韌不屈的崇高品格，永遠輝耀人間。正如鬱達夫的詩句所寫：“群盲竭盡蚍蜉力，不廢江河萬古流。”
注：本文所引魯迅文章均自《魯迅全集》（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版）。
來源：《中華讀書報》 劉家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