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夢陽，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研究員、研究生院文學系教授。生於甘肅天水，1964年考入北京師範大學。1997年加入中國作家協會，曾任中國魯迅研究會副秘書長。主要學術成果是《1913—1983魯迅研究學術論著資料彙編》(主要編者)、《阿Q新論——阿Q與世界文學中的精神典型問題》、《中國魯迅學通史》（獲第六屆國家圖書獎）。
各位朋友：
很高興和大家談談魯迅在今天的意義。討論這個問題十分重要，這不僅是魯迅學的首要問題，對我們中國人的精神生活有著重要的價值。
魯迅究竟是誰？魯迅最本質的東西是什麼？魯迅研究橫亙整個20世紀，已發展為一門獨立的學科——魯迅學，而自魯迅學濫觴之日起，研究家們都在苦苦思索著這個問題。這樣思索持續了近80年說明瞭魯迅的偉大，說明瞭他的深刻思想觸及了中國人的靈魂。
稱魯迅為“民族魂”，就在於他對中國人的精神，即民族的靈魂進行了深刻的反思
經過近一個世紀的追問，中國魯迅學界對魯迅的思想本質與價值核心有了更為接近魯迅本身的認識。
總而言之，魯迅在中國的價值——對中國人精神的深刻反思和對黑暗的堅韌反抗。在20世紀中國從封建專制向現代文明轉型的歷史時期，對幾千年來封建禁錮下的中國人的精神進行徹底的根柢性的反思，敦促中國人衝出思想的牢籠，獲得精神的解放，達到精神的獨立和思想的自由，從而正確地認識自己、認識世界，確定自己在世界的恰當定位和自立於世界民族之林的正確方略，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
之所以稱魯迅為“民族魂”，我認為就在於他對於中國人的精神，即民族的靈魂進行了深刻的反思。
人有三性：奴性、悟性、理性。
所謂奴性，並不是“奴在身者”，真的給人做奴僕，而是“奴在心者”，精神上處於奴隸狀態，依賴於外在的某種力量或者自身虛構的某種東西，受其精神奴役，缺乏精神之獨立，思想之自由，屬於盲目的本能的人。
悟性，是悟己為奴，開始感悟到自己的奴性，爭取精神的解放和思想的自由，然而尚沒有達到理性的境界，對自身與外界尚沒有深刻的系統的理解。
理性，是達到了這種境界，對主觀世界與客觀世界及其相互關係有了理性的認識，成為了自覺的理性的人。
一個人的精神發展要經過奴性、悟性、理性這三個階段，一個民族直至整個人類同樣也要經過這三個階段。而民族和人類的精神自覺就需要本民族和全人類的思想家、文學家，對本民族的精神以至全人類的人性進行內審與反省，並以文學為途徑把自己反思的結晶傳達給人民，以改變本民族的精神和人類的人性。
魯迅正是為了改變中國人的精神而走上文學道路的，他是偉大的思想家，但是並不同於毛澤東、孫中山那樣的政治領域的思想家，而是深邃探索人類精神現象、深刻反思中國人精神的偉大思想家；魯迅是偉大的革命家，但並不同於專門致力於政治理論與政治實踐的革命家，而是傾心於改變中國人精神的革命家；魯迅是偉大的文學家，但並不同於茅盾、沈從文那樣的側重描摹社會世態與鄉土風俗的文學家，而是集中全力勾勒、提煉中國人精神特徵、為中國人提供反思自我“鏡子”的文學家。
“抗拒為奴”思想，是一直延續到當代最重要的價值
魯迅在20世紀初中國“救亡圖存”的大背景下，大聲呼喚“精神界之戰士”，提出“立人”主張。他登上五四文壇後，寫出《阿Q正傳》等不朽著作，從反面批判人性的殘缺，後期則以雜文為武器全力抨擊封建專制主義扭曲人性的社會和傳統。他畢生所致力的，就是對中國人精神的反思，啟悟中國人“悟己之為奴”，改造自己的國民性，從奴性狀態上升到悟性境界。而這種反思的目的，就是為了中國人能夠“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
為了實現這個理想，他放年輕人到“寬闊光明的地方去”。魯迅“自己背著因襲的重擔，肩住了黑暗的閘門”。他與黑暗苦鬥，為光明苦爭，傲視權貴，對“世上害己害人的昏迷和強暴”毫不妥協，骨頭最硬；悲天憫人，為被壓在最底層的勞苦大眾吶喊疾呼，心地最善。勇猛、堅韌而悲壯地反抗絕望，苦苦奮鬥了一生。
他深刻的思想與精美的作品使他不僅在中國具有巨大價值，在東亞以至全世界都產生了越來越深遠的影響。日本從竹內好到伊藤虎丸、丸山昇等魯迅學家對魯迅“抗拒為奴”思想的共鳴就是明證。這是魯迅所承擔的歷史的職責，也是他恒久的一直延續到當代的最重要的價值。
魯迅的這種當代價值和意義，絕不是某個人或某個政治集團所獨享的，而是普世的，是中國人以至全人類精神文化發展所需要的。正因為魯迅具有這樣的價值，是從根柢上深刻反思中國人的精神以至整個人類的人性，所以必然觸動了每個讀魯迅的人的神經中樞，牽扯到所有文化論戰的核心問題，因為種種文化論、戰爭論的根柢，說到底也是應該怎樣認識人類自己與外部世界的問題。因而至今總有人罵他，攻擊他，也總有人推崇他，紀念他，每一次的文化論戰也都要把魯迅牽連進去。
魯迅給我們留下了《野草》、《徬徨》那樣的無比完美的文學文本，也給我們傳下了《中國小說史略》、《漢文學史綱要》那樣獨闢蹊徑的學術經典，但是最為重要的是他的思想和精神，是他對中國人精神以至整個人類的人性的反思和對黑暗的反抗。他的那些無比精美的作品，正是這種反思和反抗的結晶。
其實，這種反思，不僅對於一個民族是至關重要的，就是對於一個人，乃至整個人類，也是最為重要、帶有根本性的。日本、南韓也是從反思這一點接受魯迅的，已故的日本魯迅學家伊藤虎丸先生提出了“個的思想”，認為人只有通過“回心”和“反省”、“看見自己”，才可能“自己成為自己”，達到“個的自覺”。
古希臘神廟上鐫刻著一句話，提醒著後人：“認識你自己！”
為什麼魯迅對中國人精神的反思具有這樣重要的價值呢？這就要從哲學上認識反思的意義。
馮友蘭先生用85歲到95歲生命最後十年的心血凝聚而成的七卷本《中國哲學史新編》，無愧是到目前為止中國哲學史研究的最高成果，薈萃了他畢生的思想結晶。在該書第一卷全書緒論第四節“什麼是哲學？”中，這位哲人寫了這樣一段發人深省的警句格言：
哲學是人類精神的反思。所謂反思就是人類精神反過來以自己為對象而思之。
其實，說到底，人類從誕生、即有了精神之日起，就已經開始了這種追問和反思。先祖們曾在古希臘神廟上鐫刻著一句話，提醒著後人：“認識你自己！”法國大思想家蒙田也說過“世界上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認識自我。”
一個民族的成長過程，需要逐步認識自己，實現自我意識的自覺。一個民族的思想家的最主要的使命就是促使本民族正確地認識自己。
晚清以降，對於中國來說，“認識你自己！”就不僅是哲學探究的最高目標，而且是關係到民族生死存亡的大問題了。因為幾千年來，中國人實在是太不認識自己了。
馬克思在《中國革命和歐洲革命》一文中所指出的：“清王朝的聲威……掃地以盡，天朝帝國萬世長存的迷信受到了致命的打擊”。然而在致命的打擊面前，中國封建統治階級卻拒絕正視現實，承認失敗，以總結教訓，重振國風，反而文過飾非，“用瞞和騙，造出奇妙的逃路來”，靠虛假的精神勝利來麻醉自己和國民的靈魂。於是，精神勝利法就成為近代中國一個普遍的精神現象。
《新青年》第四卷第四號上還發表過林損的一首詩，開頭兩行是：“樂他們不過，同他們比苦！美他們不過，同他們比醜！”由此可見，當時的中國已經陷於閉著眼睛求圓滿的“瞞和騙”的大澤中不可自拔，精神愈益淪落了！因此，這一時期對中國人來說，至關重要的就是大呵一聲，使之猛醒，實現精神的自覺。
而魯迅所扮演的歷史角色，正是承擔起這樣的重任。
大聲呼喚“精神界之戰士”的到來，企盼中國人的精神自覺
他在青年時代所寫的早期論文《摩羅詩力說》中大聲呼喚“精神界之戰士”的到來，企盼中國人的精神自覺，並就提出這樣一段至理名言：
首在審己，亦必知人；比較既周，爰生自覺。
意思就是：首先在於審視自己，也必須了解他人，相互比較週全合宜，才能產生自覺。用老子的話來說，就是：“知人者智，自知者明，勝人者有力，自勝者強。”
魯迅在《〈吶喊〉自序》中回憶他青年時代辦《新生》雜誌失敗後，陷入有如“置身毫無邊際的荒原”中的大寂寞。而正是在這個時候，他“看見自己”了，明白自己“決不是一個振臂一呼應者雲集的英雄”。
“看見自己”，正是認識自己的開始，開拓出了他一生精神歷程的正確起點。20世紀初葉，面對鴉片戰爭的失敗，中國思想界展開了如何救中國的爭論，有人“競言武事”，有人又“復有製造商估立憲國會之說”。
魯迅則指出這些人不過是“不根本之圖”的“輇才小慧之徒”，與之針鋒相對，在青年時代就提出了“立人”的理想。他在早期論文《文化偏至論》中提出“根柢在人”，“首在立人，人立而後凡事舉”。
這就是說如果有了高素質的人，一切都好辦，國家自然就會興盛；倘若人的素質不行，即便有了強大的軍隊，豐富的物質，有了商業和議會，也是白搭。
因而，他在《摩羅詩力說》中大聲呼喚“精神界之戰士”的到來，企盼中國人的精神自覺。“五四”時期，他抨擊中國舊文化，也旨在尋找“真的人”，使人們能夠“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
在中國新文學的第一篇白話小說《狂人日記》中，魯迅對中國歷史提出了“從來如此，便對麼？”的大膽質疑，把四千年的中國歷史概括為“吃人”二字，而最為可貴的是他不僅批判別人，而且反省自己也是“吃人”者中的一員。誠如日本魯迅學家伊藤虎丸先生所說：魯迅在《狂人日記》中“通過中國人靈魂內面的自我批判，從內部批判了封建思想和封建社會的黑暗。如果說，任何批判只有以自我批判為媒介才能成為真正的批判，那麼，在這個意義上說，《狂人日記》便為‘文學革命’第一次充填了實質性的內容。”魯迅的工作就是“以《狂人日記》為軸心呈扇狀向外展開的”，他從“真的人”的立場出發，去尋求民族靈魂根柢上的全面覺醒，“通過對傳統的徹底否定而力圖全面恢復民族的個性”。
他認為“中國人向來就沒有爭到過‘人’的價值，至多不過是奴隸，到現在還如此，然而下于奴隸的時候，卻是數見不鮮的。”號召青年們擊潰“想做奴隸而不得的時代”與“暫時做穩了奴隸的時代”，創造“中國歷史上未曾有過的”沒有奴隸、也沒有奴隸主的“第三樣時代”。那麼，究竟怎樣才能成為不做奴隸的“真的人”呢？這就需要有人的意識，懂得人的價值。而要做到這一點，首先就必須反省自己，認識自己。因為只有正確地認識自己，尊重自己，才可能認識別人，尊重別人，嚴格地遵守自己與他人之間的“遊戲規則”—民主與法律，實現人的自覺。
魯迅終生奮鬥的目標，就是以文學為武器啟悟“偏不肯研究自己”的中國人學會認識自己與世界
其實，魯迅終生奮鬥的目標，就是以文學為武器啟悟“偏不肯研究自己”的中國人學會認識自己與認識世界，在正確的認識中由“本能的人”、“蒙昧的人”轉化為“自覺的人”、“智慧的人”，實現從青年時代就樹立起的“立人”理想，實現人的現代化。他最主要的著作《阿Q正傳》，就最為集中、最為充分、最為藝術地體現了這一用意。
阿Q就是一個本能的蒙昧的人，他始終不能正確地認識自己，認識世界以及自己在世界上的位置，渾渾噩噩，糊裏糊塗，得意時趾高氣揚，欺侮弱者；失敗時又靠精神勝利法，化失敗為勝利，在“瞞和騙”中尋求圓滿。塞萬提斯通過堂·吉訶德這一不朽形象表現了人類易於脫離客觀物質世界的發展變化、陷入主觀主義誤區的普遍弱點，魯迅則通過阿Q這一活生生的藝術形象，表現了當時中國的一種自欺欺人的精神現象，同時也反映了人類易於逃避現實、退入內心、尋求精神勝利的精神機制和普遍弱點。堂·吉訶德到臨死時才明白自己不過是一個平凡的普通人，並非什麼騎士；阿Q則是直到被押往法場時還不知道自己是怎麼死的。
這兩個藝術形象都是絕妙的“鏡子”，啟悟人們認識自己，實現精神的自覺。而阿Q則是中國化的，對於中國人具有特殊的啟悟意義。魯迅從創造阿Q這個精神典型，到後期寫阿金這個蒙昧的娘姨形象，都是從根本點上總結中國人的生存方式，旨在啟悟他所摯愛的中華民族從精神幻覺的迷夢中覺醒，讓人們從朦朧、昏憒的醉迷中醒悟，掙脫出“瞞和騙的大澤”，敢於正視人生，正視面臨的物質實境，“直面慘澹的人生，正視淋漓的鮮血”，正確地認識自己與認識世界。這恰恰是一種最根本的精神啟蒙與哲學啟悟。
2004年訪問加拿大時，一位朋友問我，你研究了一輩子魯迅，能不能用一句簡明通俗的話說說魯迅是誰。我考慮了一下說：魯迅就是對中國人的精神進行深刻反思的偉大思想家。他教導“偏不肯研究自己”的中國人明白自己是怎麼回事，周圍世界是怎麼回事，在這樣的世界上自己應該怎麼做，活得明白點兒。由此對其他國家的人們也同樣會有所啟迪。
《紅樓夢》和《魯迅全集》都是敦促中國人猛醒
中國近代有兩部書在中國人的精神解放史上起到了無可估量的作用，這就是《紅樓夢》和《魯迅全集》。而這兩部書共同的地方，就是敦促中國人從“瞞和騙”的大澤中猛醒，“睜了眼看”世界，實現精神的真正解放！
到了晚年，魯迅對中國人所受的精神奴役問題有了更為深刻的思考。1934年，他閱讀《清代文字獄檔》之後寫了兩篇雜文，值得反復品味。
一篇是《隔膜》。寫的是魯迅從《清代文字獄檔》中發現的一件案例：乾隆四十八年二月，山西臨汾縣生員馮起炎，聞乾隆將謁泰陵，便身懷著作，在路上徘徊，意圖逞進，不料先以“形跡可疑”被捕了。那著作，是以《易》解《詩》，實則信口開河，惟結尾有“自傳”似的文章卻很特別，大意是有兩個表妹，可娶，而恨力不足以辦此，想請皇帝協辦。雖然幼稚之極，然而何嘗有絲毫惡意？不過著了當時通行的才子佳人小說的迷，想一舉成名，天子做媒，表妹入抱而已。不料結尾卻甚慘，這位才子被從重判刑，發往黑龍江等處給披甲人為奴去了。魯迅對此案作出了極深刻的評析：
……這些慘案的來由，都只為了“隔膜”。滿洲人自己，就嚴分著主奴，大臣奏事，必稱“奴才”，而漢人卻稱“臣”就好。這並非因為是“炎黃之胄”，特地優待，賜以嘉名的，其實是所以別於滿人的“奴才”，其地位還下于“奴才”數等。奴隸只能奉行，不許言議；評論固然不可，妄自頌揚也不可，這就是“思不出其位”。譬如說：主子，您這袍角有些兒破了，拖下去怕要破爛，還是補一補好。進言者方自以為在盡忠，而其實卻犯了罪，因為另有準其講這樣的話的人在，不是誰都可說的。一亂說，便是“越俎代謀”，當然“罪有應得”。倘自以為是“忠而獲咎”，那不過是自己的糊塗。
1934年6月2日致鄭振鐸的信中，魯迅又對此案作了如下評論：
頃讀《清代文字獄檔》第八本，見有山西秀才欲娶二表妹不得，乃上書乾隆，請其出力，結果幾乎殺頭。真像明清之際的佳人才子小說，惜結末大不相同耳。清時，許多中國人似並不悟自己之為奴，一嘆。
魯迅這段洞察世情的評析，具體來說，是針對馮起炎一案而談的，從哲學啟悟意義上思考，則是啟發人類悟性的警世格言，啟發我們作出這樣的反省：要真正認識自己，就必須透過表面現象的“隔膜”，去理解事物的本質，絕不可像馮起炎那樣簡單愚蠢，結果禍從天降。而“不悟自己之為奴”一語，恰恰是對身受奴役而不自知者的最好評論，一針見血地精闢概括出了這種人的精神特徵。
另一篇是《買〈小學大全〉記》。寫的也是魯迅從《清代文字獄檔》中發現的一件案例：《小學大全》的編纂者尹嘉銓，他父親尹會一，是有名的孝子，乾隆皇帝曾經給過褒揚的詩。他本身也是孝子，又是道學家，官又做到大理寺卿稽察覺羅學。還請令旗籍子弟也講讀朱子的《小學》，而“荷蒙朱批：所奏是。欽此。”後來又因編纂《小學大全》，得了皇帝的嘉許。到乾隆四十六年，他已經致仕回家，本來可以安享晚年了，然而他卻繼續求“名”，奏章給乾隆皇帝，請求為他父親請謚，結果觸怒龍顏，招致殺身之禍。魯迅對此案的評析是：尹嘉銓的“禍機雖然發于他的‘不安分’，但大原因，卻在既以名儒自居，又請將名臣從祀：這都是大‘不可恕’的地方。”因為“乾隆是不承認清朝會有‘名臣’的，他自己是‘英主’，是‘明君’，所以在他的統治之下，不能有奸臣，既沒有特別壞的奸臣，也就沒有特別好的名臣，一律都是不好不壞，無所謂好壞的奴子。”尹嘉銓招禍的原因與馮起炎相同，都是“不悟自己之為奴”，像阿Q那樣對自己的奴隸地位與將死的命運毫無所知。
不認識自己的奴隸地位，又不認識世界。這就是當時許多中國人的悲劇。縱然尹嘉銓可稱是位大學者，馮起炎也是生員，卻畢其一生未能認識自己，也未能認識世界。既無自知之明，又無知人之明，精神上都屬於奴隸，沒有實現精神解放。
直到1936年10月5日、即臨終前14天發表的《“立此存照”(三)》中，還在諄諄教誨自己的同胞。
為了療救在“妄想”中求得精神勝利的“放心的浮腫”者的精神痼疾，魯迅勸告這些“閉了眼睛浮腫著”的人，要好好“反省”，並且希望：
有人翻出斯密斯的《支那人氣質》。看了這些，而自省，分析，明白那幾點說的對，變革，掙扎，自做工夫，卻不求別人的原諒和稱讚，來證明究竟怎樣的是中國人。
這實質是教導中國人要學會“以別人的眼光來審查自我”，以別人的批評為“鏡子”照出自己的真實面目，“而自省，分析”，“變革，掙扎”，自強自勵，自立於世界民族之林，“不求別人的原諒和稱讚”。無所求於外界的內心，永遠是穩定和豐富的。有了這樣的心，這種正確地認識自己、認識世界的自覺的精神境界，在世事面前便可以榮辱無驚、樂觀灑脫，永遠立於不敗之地。
魯研界普遍用“反抗”來概括魯迅精神，而我的朋友、當代著名哲學家鄧曉芒先生卻主張用“反思”。沒有理性的反思，也就沒有理性的反抗。魯迅的反抗之所以那麼確定，那麼堅韌，那麼老練，就因為他的反抗是經過深刻反思的，而不是盲目的，衝動性的。今天的思想者們，有責任倡導清醒自覺的理性的反抗，而抵制那種盲目顢頇的非理性的反抗。要分清這兩種反抗，首先就須對歷來的各種各樣的反抗進行深刻的反思。倘若從中國知識分子精神自覺史的角度，重新觀照從孔孟、老莊、韓非子，一直到孔融、嵇康、阮籍、黃宗羲、曹雪芹、龔自珍、章太炎等等的個人秉性、歷史境遇與人生遭際，就不難悟出魯迅實際上是中國歷史上一位最為了解自己也最了解周圍環境的明白人，一位最為透闢地總結了歷史經驗的人，一位最善於反思又最善於反抗的人。
從“本能的人”提升為“自覺的人”、清醒的人、“真的人”
關於這一點，真應該寫一部專著加以深透的研究。因此，魯迅的反思精神在今天就格外具有現實意義。只有經過這種帶有深邃哲學意味的深刻反思，才能把中華民族所反復體驗的痛苦的歷史感受，提升到理論和哲學的高度，而不是停留于感傷和嘆息。從而以理論和哲學的高度自覺性避免歷史的輪迴，開闢新型的未來。在這個時候，我們迫切需要魯迅那種深刻的反思精神，對20世紀中國以及整個世界的歷史進程，對宇宙中出現地球人以來的全部人類歷史，做一下整體性的帶根柢性的全面反思。使自己從“本能的人”提升為“自覺的人”、清醒的人、“真的人”！
總之，一個明白人！明白自己是怎麼回事，周圍世界是怎麼回事；自己應該說什麼，不應該說什麼；應該做什麼，不應該做什麼。這也正是魯迅的信仰與理想。
光明日報 演講人：張夢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