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思想是否鮮活，不能只看他所處的年代。王充的思想，恐怕有許多生活在現代的人還望塵莫及。他對孔聖人的態度，我以為就很“現代”。王充認為，即使是聖賢，也會有過失。聖賢經過反復思考寫下的文章，“尚未可謂盡得實”，何況“倉猝吐言”，哪能句句是真理；即使聖賢說的都對，不多問幾個為什麼，又怎麼能知道對在哪？因此，他責問那些以為“賢聖所言皆無非”而“不知難問”的“世儒學者”：“追難孔子，何傷于義？伐孔子之說，何逆于理？”也因此，便一直有人以為王充是“離經叛道”的反孔派，其實，王充反對的只是那種“非必須聖人教告，乃敢言也”的學風，他不是孔夫子的“凡是”派，而這，恰恰正是至今尚須大力提倡的“學問之法”。
似乎也一直都有這樣的誤解，以為魯迅與孔夫子以及儒家的思想勢不兩立。魯迅還是孔子，乃是一個兩難抉擇：選擇了魯迅，就勢必反孔；選擇了孔子，也就必定要排斥魯迅。這兩種傾向，尤其在祭孔、讀經業已成為新的時尚的今天，還表現得格外明顯。然而，倘能平心靜氣地檢視魯迅的所有著述，則不難發現，魯迅的“反孔”，只在這樣兩個層面。其一，他反對以孔子的是非為是非。你越是要把孔子說成是句句是真理的聖人，他才越要找出孔子的破綻；其二，他反對把孔子當作“敲門磚”，借尊孔以達到自己的目的，至於孔子所倡導的卻未必真想去實行。也就是說，魯迅反對的，只是出於權勢者的目的而被挂滿了各種光環的那一個令人厭惡的偶像，以及被專門用來對付別人的儒家教條與戒律，對於作為一個古代學者的孔子本身以及儒家的思想，他從未一概否定。比如說，魯迅稱頌“孔丘先生確是偉大，生在巫鬼勢力如此旺盛的時代，偏不肯隨俗談鬼神”，儘管也順便指出了孔子使人“看不出他肚皮裏的反對來”的狡黠；魯迅稱“我們從古以來就有”的埋頭苦幹、拼命硬幹、為民請命、捨身求法的人為“中國的脊梁”，此中即含有對儒家價值取向的某種認同，他整理的《會稽郡故書雜集》所記載的先賢，有不少還是當時的大儒，《會稽記》的作者賀循就是東晉時的一代儒宗。
回頭再說說魯迅與王充。我注意到這樣兩個細節。其一，魯迅早年校輯虞預《會稽典錄》，遇到“上虞孟英三世死義”，即引王充的《論衡·齊世篇》所雲為之作注，可見他對《論衡》之熟悉；其二，魯迅為許壽裳的長子許世瑛開的書單，共計１２種書中就有王充的《論衡》，可見他對《論衡》之推崇。至於本文以上所述，則更可見魯迅與王充在思想上大有相似相通甚至是一脈相承之處。然而，魯迅並未言必稱王充。讀遍《魯迅全集》，能看到他提到王充的恐怕只有《女吊》中的一處，說是“看王充的《論衡》，知道漢朝的鬼的顏色是紅的”。魯迅很可能從王充那邊吸取過思想的養分，但他只想把王充的思想當作自己的思想資料，不想把自己的大腦變成王充及其《論衡》的跑馬場，更沒有以王充的是非為是非，或把王充當作自己的敲門磚。從這一點上說，他對孔子和敢於“問孔”的王充可謂一視同仁。王充稱得上是中國古代反對偶像崇拜的一個先驅，但魯迅沒有把他當作新的偶像。
魯迅也討厭別人把他當作偶像。生前把他當作偶像的，例如所謂“思想界的權威”云云，他早已敬謝不敏；至於在他身後可能把他當偶像的，他也預選了一個相當合適的字眼，叫做“謬托知己”。
《人民日報》 宋志堅 (2006-10-17 第15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