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得後（魯迅研究者、魯迅博物館研究館員）

　　七十年了，1936年10月19日您離開中國，離開人間。

　　七十年了，1936年9月5日您寫下《死》，告訴人們在去年重病之後，您“記得了自己的年齡”，今年又患大病，有時想到“死”了，您留下了“都是寫給親屬的”七條遺囑：

　　一，不得因為喪事，收受任何人的一文錢。——但老朋友的，不在此例。

　　二，趕快收斂，埋掉，拉倒。

　　三，不要做任何關於紀念的事情。

　　四，忘記我，管自己生活。——倘不，那就真是糊塗蟲。

　　五，孩子長大，倘無才能，可尋點小事情過活，萬不可去做空頭文學家或美術家。

　　六，別人應許給你的事物，不可當真。

　　七，損著別人的牙眼，卻反對報復，主張寬容的人，萬勿和他接近。

　　儘管您說明這“都是寫給親屬的”，然而，其中關乎“怎樣走人生長途”的蘊涵，我感到我何嘗不能銘記，參考，乃至遵行？自然，有的是我無力去做，可以不費心思的，如“不要做任何關於紀念的事情。”但處在“職務工作”之內的時候，恰如您曾經“執事”一樣，也得“執事”的。那是多麼盛大隆重的紀念啊！——當您誕生一百週年。幸而從此以後，“每下愈況”，以至於今日的近乎平常了。我確乎感到了一絲欣慰。

　　有的是我做不到的：我還不能“忘記”您。

　　我自信我知道您的深意：後死者的天職是“管自己生活”，這不就是您指出的：“但倘若一定要問我青年應當向怎樣的目標，那麼，我只可以說出我為別人設計的話，就是：一要生存，二要溫飽，三要發展。有敢來阻礙這三事者，無論是誰，我們都反抗他，撲滅他！可是還得附加幾句話以免誤解，就是：我之所謂生存，並不是茍活；所謂溫飽，並不是奢侈；所謂發展，也不是放縱”的“當務之急”麼？我懂。這是您對人的大愛。

　　然而，我做不到。

　　我還不能“忘記”您。因為您希望“速朽”的社會條件，還沒有出現。舊的三座大山推倒了，現在已經不再諱言，又有了新的三座大山：買房難，看病難，上學難。就是白領也在訴苦，是“房奴”，是“車奴”，何況數以千萬計的“農民工”。您在《故鄉》中寫到：“我想：我竟與閏土隔絕到這地步了，但我們的後輩還是一氣，宏兒不是正在想念水生麼。我希望他們不再像我，又大家隔膜起來……然而我又不願意他們因為要一氣，都如我的辛苦輾轉而生活，也不願意他們都如閏土的辛苦麻木而生活，也不願意都如別人的辛苦恣睢而生活。他們應該有新的生活，為我們所未經生活過的。”您說想到希望，您又害怕起來。人是不會“忘記”害怕的。人只有在什麼也不害怕的悠遊、安謐、自由自在的生活中，才能忘記身外的一切：包括您。

　　我還不能“忘記”您。您勞作一生，反抗一生，您的“自我鑒定”是：“平生所作事，決不能如來示之譽，但自問數十年來，于自己保存之外，也時時想到中國，想到將來，願為大家出一點微力，卻可以自白的。”您不諱言“于自己保存之外”如何如何，我以為是偉大的。您對學生講演，說：“戰鬥不算好事情，我們也不能責成人人都是戰士，那麼，平和的方法也就可貴了，這就是將來利用了親權來解放自己的子女。中國的親權是無上的，那時候，就可以將財產平勻地分配子女們，使他們平和而沒有衝突地都得到相等的經濟權，此後或者去讀書，或者去生發，或者為自己去享用，或者為社會去做事，或者去花完，都請便，自己負責任。”當年聽講的許廣平先生和她的同學，大概像許廣平先生和您一樣，有了曾孫了吧？她們利用親權解放自己的子女的情況如何？

　　最後，我還不能“忘記”您對於“民魂”的呼喚。您是相信知識者的先驅作用的。您認為：“由歷史所指示，凡有改革，最初，總是覺悟的智識者的任務。但這些智識者，卻必須有研究，能思索，有決斷，而且有毅力。他也用權，卻不是騙人，他利導，卻並非迎合。他不看輕自己，以為是大家的戲子，也不看輕別人，當作自己的嘍口羅。他只是大眾中的一個人，我想，這才可以做大眾的事業。”可您又看透了學界有三魂：官魂，匪魂和民魂。您說：“惟有民魂是值得寶貴的，惟有他發揚起來，中國才有真進步。但是，當此連學界也倒走舊路的時候，怎能輕易地發揮得出來呢？在烏煙瘴氣之中，有官之所謂‘匪’和民之所謂匪；有官之所謂‘民’和民之所謂民；有官以為‘匪’而其實是真的國民，有官以為‘民’而其實是衙役和馬弁。所以貌似‘民魂’的，有時仍不免為‘官魂’，這是鑒別魂靈者所應該十分注意的。”我生在舊社會，已經長大到十五歲，見過荒淫與無恥，感受過黑暗與恐怖。我長在紅旗下，受到過莊嚴的生活的洗禮；也親歷了“三面紅旗”、“十年浩劫”。幸而生存，年過古稀，人說，人老了，對於眼前的事容易忘記，而對於久遠的事，記憶猶新，我正是這樣的年齡啊。

　　您要人們“忘記”您，是為了自己生活得好。如果是這樣，我會淡淡地“忘記”您的。可是我覺得沒有“忘記”您我生活得更好：更明白，更有趣味！我不能“忘記”您，魯迅先生。
 
 

來源：【中國青年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