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一本書，是這樣地編起來的 ──
一九三二年八月五日，我得到霽野，靜農，叢蕪三個人署名的信，說漱園于八月一日晨五時半，病歿于北平同仁醫院了，大家想蒐集他的遺文，為他出一本紀念冊，問我這裡可還藏有他的信札沒有。這真使我的心突然緊縮起來。因為，首先，我是希望著他能夠全愈的，雖然明知道他大約未必會好；其次，是我雖然明知道他未必會好，卻有時竟沒有想到，也許將他的來信統統毀掉了，那些伏在枕上，一字字寫出來的信。
我的習慣，對於平常的信，是隨復隨毀的，但其中如果有些議論，有些故事，也往往留起來。直到近三年，我才大燒燬了兩次。
五年前，國民黨清黨的時候，我在廣州，常聽到因為捕甲，從甲這裡看見乙的信，於是捕乙，又從乙家搜得丙的信，於是連丙也捕去了，都不知道下落。古時候有牽牽連連的“瓜蔓抄”我是知道的，但總以為這是古時候的事，直到事實給了我教訓，我才分明省悟了做今人也和做古人一樣難。然而我還是漫不經心，隨隨便便，待到一九三○年我簽名于自由大同盟，浙江省黨部呈請中央通緝“墮落文人魯迅等”的時候，我在棄家出走之前，忽然心血來潮，將朋友給我的信都毀掉了。這並非為了消滅“謀為不軌”的痕跡，不過以為因通信而累及別人，是很無謂的，況且中國的衙門是誰都知道只要一碰著，就有多麼的可怕。後來逃過了這一關，搬了寓，而信札又積起來，我又隨隨便便了。不料一九三一年一月，柔石被捕，在他的衣袋裏搜出有我名字的東西來，因此聽說就在找我。自然羅，我只得又棄家出走，但這回是心血來潮得更加明白，當然先將所有信札完全燒掉了。
因為有過這樣的兩回事，所以一得到北平的來信，我就擔心，怕大約未必有，但還是翻箱倒篋的尋了一通，果然無蹤無影。朋友的信一封也沒有，我們自己的信倒尋出來了。這也並非對於自己的東西特別看作寶貝，倒是因為那時時間很有限，而自己的信至多也不過蔓在自身上，因此放下了的。此後這些信又在槍炮的交叉火線下，躺了二三十天，也一點沒有損失。其中雖然有些缺少，但恐怕是自己當時沒有留心， 早經遺失，並不是由於什麼官災兵燹的。
一個人如果一生沒有遇到橫禍，大家決不另眼相看，但若坐過牢監，到過戰場，則即使他是一個萬分平凡的人，人們也總看得特別一點。我們對於這些信，也正是這樣。先前是一任他墊在箱子底下的，但現在一想起他曾經幾乎要打官司，要遭炮火，就覺得他好像有些特別，有些可愛似的了。夏夜多蚊，不能靜靜的寫字，我們便略照年月，將他編了起來，因地而分為三集，統名之曰《兩地書》。
這是說：這一本書，在我們自己，一時是有意思的，但對於別人，卻並不如此。其中既沒有死呀活呀的熱情，也沒有花呀月呀的佳句；文辭呢，我們都未曾研究過《尺牘精華》或《書信作法》，只是信筆寫來，大背文律，活該進“文章病院”的居多。所講的又不外乎學校風潮，本身情況，飯菜好壞，天氣陰晴，而最壞的是我們當日居漫天幕中，幽明莫辨，講自己的事倒沒有什麼，但一遇到推測天下大事，就不免糊塗得很，所以凡有歡欣鼓舞之詞，從現在看起來，大抵成了夢囈了。如果定要恭維這一本書的特色，那麼，我想，恐怕是因為他的平凡罷。這樣平凡的東西，別人大概是不會有，即有也未必存留的，而我們不然，這就只好謂之也是一種特色。
然而奇怪的是竟又會有一個書店願意來印這一本書。要印，印去就是，這倒仍然可以隨隨便便，不過因此也就要和讀者相見了，卻使我又得加上兩點聲明在這裡，以免誤解。其一，是：我現在是左翼作家聯盟中之一人，看近來書籍的廣告，大有凡作家一旦向左，則舊作也即飛升，連他孩子時代的啼哭也合於革命文學之概，不過我們的這書是不然的，其中並無革命氣息。其二，常聽得有人說，書信是最不掩飾，最顯真面的文章，但我也並不，我無論給誰寫信，最初，總是敷敷衍衍，口是心非的，即在這一本中，遇有較為緊要的地方，到後來也還是往往故意寫得含胡些，因為我們所處，是在“當地長官”，郵局，校長……，都可以隨意檢查信件的國度裏。但自然，明白的話，是也不少的。
還有一點，是信中的人名，我將有幾個改掉了，用意有好有壞，並不相同。此無他，或則怕別人見於我們的信裏，于他有些不便，或則單為自己，省得又是什麼“聽候開審”之類的麻煩而已。
回想六七年來，環繞我們的風波也可謂不少了，在不斷的掙扎中，相助的也有，下石的也有，笑罵誣衊的也有，但我們緊咬了牙關，卻也已經掙扎著生活了六七年。其間，含沙射影者都逐漸自己沒入更黑暗的處所去了，而好意的朋友也已有兩個不在人間，就是漱園和柔石。我們以這一本書為自己記念，並以感謝好意的朋友，並且留贈我們的孩子，給將來知道我們所經歷的真相，其實大致是如此的。
一九三二年十二月十六日，魯迅。
來源：紹興魯迅紀念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