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儀三教授在“2007京杭大運河沿線城鎮文化保護論壇”的講演
經過歷史的風蝕，大運河沿線歷史城鎮所保存的文化遺產已經很少了，有的文化遺產甚至已遭到較為嚴重的破壞，因此，最重要的是要加強對大運河沿線現存歷史文化遺產的摸底調查，避免進一步的開發建設所可能造成的更大損失。與豐富的文物遺跡相比，大運河沿線已經完成了數量可觀的重建、復建或者倣古的商業性項目，希望依託運河遺產招商引資的項目更多，破壞性建設屢見不鮮。另一方面，運河沿線以人們的生活景觀為主體的古鎮、古村的數量、品質卻令人擔憂。要想拍一張有特色的照片，還要東找西找。再不採取措施加以調查、挖掘和分類保護，恐怕就太遲了。
講演者小傳 阮儀三
1934年11月出生，蘇州市人。1956年考入同濟大學，1961年畢業留校。現任建設部同濟大學國家歷史文化名城研究中心主任，同濟大學建築城規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中國歷史文化名城保護專家委員會委員。上個世紀80年代以來，努力促成平遙、周莊、麗江等眾多古城古鎮的保護，因而享有“古城衛士”、“古城保護神”等美譽。曾獲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遺產保護委員會頒發的2003年亞太地區文化遺產保護傑出成就獎。主要著作有《護城紀實》《護城蹤錄》《江南古鎮》《歷史文化名城保護理論與規劃》等。
悠悠運河，漫漫歷史，流淌著中國文化的血液。京杭大運河線路之長，分佈區域之廣，修建時間之巨，在世界歷史上可以說都是絕無僅有的。
目前，我們依然受惠于京杭大運河，它是“北煤南運”和長江三角洲地區物流的運輸通道，是“南水北調”的脈管。縱貫南北，無數人家平靜地生活在運河兩岸，千百年來演繹著一種活的文化景觀。作為中華民族兩千多年文明的一座橋梁，大運河成了獨特的文化遺產路線。當然，也因為經濟高速發展中保護與破壞的博弈，一種古老到接近垂暮的歷史文化遺產目前瀕臨危境。大運河近年來受到高度關注，申報世界文化遺產的熱潮如沸水涌動。“申遺”給大運河保護帶來了難得的契機，保護大運河更是時代賦予我們的義不容辭的使命。
一、大運河保護觀察站是一個共同保護平臺
不久前，國家文物局宣佈，綿延1794公里、跨越22個城市的京杭大運河，已被正式列入中國申報世界文化遺產預備清單。這意味著，在長城被列入世界遺產名錄的整整20年後，京杭大運河終於拿到了跨入世界遺產“門檻”的入場券。大運河“申遺”的工作已正式啟動。
對於大運河，各界學者已經進行了許多的研究，2005年國家文物局牽頭啟動了《京杭大運河保護與申遺考察》；2006年《中國國家地理》雜誌發表了“大運河憑什麼申報世界遺產”專刊；東南大學陳薇教授以《元明清時期運河沿線城市與建築研究》為題獲得國家自然科學基金的資助；還有其他高等院校也相繼開展了調研工作，許多運河沿線的城市也有不少專家學者有重要的研究。應該說，大運河不是個新話題，至少已經持續了20多年的研究，特別是對運河的發展歷史，運河的水利工程，運河沿線的主要城市、園林、會館、民居，江南運河段的產業建築等，均已有了一定的研究成果。
去年6月10日，“阮儀三城市遺產保護基金會”成立，並把首個歷史街區調查項目鎖定運河沿線的歷史城鎮，通過這項帶有公益性質的工作，我們希望梳理出運河調查的一種研究思路和有效方法。2006年夏季，基金會組織隊伍，到運河沿線四個不同歷史時期的“運河之都”——揚州、淮安、聊城、濟寧及其所屬的城鎮，在當地政府配合下，深入到運河的古鎮古村，重點考察了大運河的現狀、保護價值和保護措施，有了一個初步印象，繼而在今年六月第二個世界文化遺產日，在上海成立了“京杭大運河文化遺產保護觀察站”。我們認為，大運河遺產保護有全局性的問題，譬如南水北調、水利灌溉、航運水土保持和環境保護等，這些都必須有中央政府作全局的部署和規劃，而不是任何一個城市更不用說是個人能夠做的了。但是歷史文化遺產的保護，落實到具體的每一個城鎮、每一個遺產地，又都是與每一個人有關，而許多事情是需要靠每一個人去做的。具體的運河沿線城鎮的歷史文化遺產的發現、發掘、研究、保護以及環境的觀測、監視，有賴各地的有心人建立起一個廣泛的保護網路。建立觀察站是最大限度、最大範圍地為運河沿線的政府、民間人士和關注運河保護的專家學者們搭建起一個共同平臺，同時試圖解決運河遺產保護多年來存在的地域間隔問題，使保護運河遺產成為沿線城鎮建設和諧社會的重要紐帶。
二、大運河是中國文化的交融統一之路
京杭大運河北起北京，南達杭州，流經河北、天津、山東、江蘇和浙江五個省市，溝通了海河、黃河、淮河、長江和錢塘江五大水系，全長1794公里。大運河的開鑿目的有二：為統治者徵集物資；避免海上的干擾，從內陸建立運輸體系，確保中國的統一，這條水道成為國家興盛的標誌。
京杭大運河發軔于春秋戰國，元代形成鼎盛時期，明清早期繼續發展。它也叫漕河，是一條南北運輸的通道。中國任何一個封建王朝的統治者都離不開運河所建立起來的漕運制度，大運河的開鑿使中國的自然和地理環境為之一變。我國的主要河流都是自西向東，它們穿越崇山峻嶺，一瀉千里，然後進入東部平原，再注入海洋。運河彌補了自然河流的不足，營造了貫通南北內陸交通的大動脈，長江以南富庶的物產通過漕運輸送到北京，運河成為統治者的一條生命線。為維護相互交叉的江河與運河組成的水網體系，提高運河的品質，防止運河的潰散，各方面可謂費時費力甚巨。由於在戰略上高度重視，得益於持續的經營維修，運河促進了沿線商業城鎮和農業灌溉的有利發展，運河沿線大部分地區成為我國人口稠密、農業經濟和工商業活躍發達的地區。大運河在歷史上也是最繁忙的文化交流路線，在中國政治、經濟、文化中佔據著舉足輕重的地位。中國歷史上秦、隋、元的三次大統一都把建設大運河作為優秀規劃和實施的大事，歷代歷朝都把維護運河通航作為朝中要務，究其原因，在於大運河被看作是維護中國封建時代大一統江山的生命線。有了大運河的南北通航，就有了商路、郵路、文化、藝術等的交往，所以大運河可以被定義為中國文化的交融之路和統一之路。
江蘇段是京杭運河史上最古老的運河。西元前486年吳王夫差開鑿從江都（揚州）到末口（淮安）的邗溝，隋大業三年（607年）擴展，從山陰（今淮安）經江都由揚子（今儀征東南）入長江，運河溝通了淮河和長江，全長190公里。揚州是世界上最早、也是中國唯一一座與古運河同齡的城市，它曾經因運河而繁榮，因而在商業發展、民俗文化、手工技藝、文學藝術、典籍收藏以至園林和建築等方面得到全面勃興。
大運河全線貫通功在穿越水脊。濟寧恰在運河中段，從元朝初年至元十九年（1282年）始鑿，至元二十六年（1289年）於此鑿通濟州河和會通河，與三年後（1292年）鑿通的通惠河相連接，標誌著京杭運河的全線貫通。重要的是克服大運河全線的制高點在濟寧境內號稱“水脊”的南旺。為穿越“水脊”，人們立堰建閘，“以六閘撙節水勢，啟閉通放舟楫”。為解決黃河決淤和水源不足，人們採取了“避黃保運”和增設“水櫃”等多種措施，保證了水道的暢通。為克服水源不足，先後引“四水”濟運，其中建戴村壩而引汶水濟運河尤為被世人稱頌。更為出色的是南旺水利樞紐工程，其主要作用是調節水源，使之“三分朝天子，七分下江南”，為運河全線科技含量最高的工程項目，專家們認為，該工程可以與都江堰工程相媲美。
大運河沿線留存了古代水利工程的卓絕成就。大運河之長居世界運河之首，流經的地方地理特徵有差異，山東段要通過最高點濟寧南旺的“水脊”，而濟寧以南穿越眾多湖泊。揚州、淮安段同黃河、淮河交叉，成為中國歷史上最難治理的一段運河。可以說，“一部運河工程史就是一部黃運關係史”（鄭連第：《中國水利史》），黃河攜帶大量泥沙淤積和急流處的河水咆哮，最難治理，淮河歷史上經常氾濫，行蹤不定，“束水沙”、“借黃行運”、“避黃水運”等不同地段的不同措施，展現了中國人民與自然較量的成就和創造的奇跡。淮安清河口是整個京杭大運河中黃河、淮河相交的地區，扼守運河之要，唯一保存至今的明代淮安清口船閘和五百里堤防，是治黃淮方略的代表。大運河沿線留下的眾多水工建築遺址，河閘、駁岸、碼頭、水壩都是珍貴的歷史文化遺存，許多已經毀壞散失，需要及早搶救、收集、保護，情況十分緊迫。
運河航運形成了獨特的漕運文化。漕運是中國文化特有的現象。它不僅是整個國家實施南糧北運、解決封建王朝官兵糧食供給和國家存儲的重要措施，也是國家鞏固政權、維護統治的需要。位於京杭大運河與淮河交匯處的淮安曾是南船北馬、九省通衢之地，是水陸交通樞紐，是集漕、河、鹽、榷為一體的漕運中心，其保存的漕運總署和府衙舊址，是長期運河治理和漕運管理的最高機構。這條大動脈，帶來了中國歷史上最大規模的南北物資大交流，也推動了各地的文化交流。借助這條大運河，各地的民俗、飲食、工藝、文學藝術都得到了充分的交流和發展，形成了獨特的漕運文化。
明清時期運河沿線成為城鎮興盛的軸線。長江和運河是明清時期我國東西和南北方向的兩大通道。由於歷代厲行海禁，河港城市獲得了拓展的機遇，沿江、沿河特別是一些交匯點逐步形成為工商都會——淮（安）、揚（州）、蘇（州）、杭（州），山東段的聊城、德州、臨清、濟寧等也成為重要的商業中心，在這些城市中，“四方豪商大賈、鱗集麇至”，“僑戶寄居不下十數萬人”。可見，在當時，城市人丁興旺，人口流動極其頻繁。大運河沿線古鎮的發展也十分興旺，如在大運河江蘇段，曾因獲得八寶而使唐朝皇帝改元的寶應安宜鎮，承載千年郵傳歷史的高郵鎮，扼守長江咽喉的瓜州和碼頭鎮、板閘鎮、河下鎮等，都興盛一時。
大運河是歷史上的旅遊文化滋生地。大運河從一開始就是我國的一條著名的旅遊線，有文人墨客的華麗篇章，商人買賣盈利的經營打算，宗教信徒拯救眾生、傳播文化的宏偉願望，當然更為人們津津樂道的，還有皇帝身處盛世的志得意滿和對漕運的始終關注。因此，馬可波羅、利瑪竇、普哈丁等均先後造訪大運河，鑒真和尚七次東渡由此起步，乾隆五下江南多經此條線路，一大批名人的履跡給後人留下了傳世篇章。
大運河當前依然在發揮著重要作用。如今，大運河依然存在並表現出旺盛的生命力，尤其在江浙段、山東南段，大運河裏裝載糧食、煤炭以及黃沙、水泥、石子等笨重散雜件的船隊浩浩蕩蕩。一個船隊十幾艘船裝載上萬噸貨物，大大降低了運輸成本，緩解了陸路運輸的交通壓力。大運河江蘇段依然是運輸的大動脈，如蘇州、揚州段運河，其水上運量佔到整個城市運輸總量的50%，在安徽宿遷段，大運河每年可以運載約一億噸貨物。
大運河還是舉世矚目的南水北調工程的重要樞紐和血脈。早在上世紀60年代，江蘇就利用運河河道向北調水，在運河與長江交匯的江都，建設了亞洲最大的抽水站，將長江水調入運河。南水北調東線，就在此工程基礎上拓延，以江都抽水站為起點，經過京杭大運河的輸水主幹線，逐級提水北送。
大運河是蘇北大平原的重要防汛渠道，既能防澇排水，又是蘇北灌溉總渠，灌溉著千萬頃良田。由此可見，大運河至今依然發揮著重要作用。在中國的經濟發展進程中，我們要進一步地梳理和提升，對大運河加以綜合性地治理和開發，把對大運河的保護和利用緊密結合起來。
三、大運河遺產保護中的誤區種種
必須清楚地認識到，經過歷史的風蝕，大運河沿線歷史城鎮所保存的文化遺產已經很少了，有的文化遺產甚至已遭到較為嚴重的破壞，因此，最重要的是要加強對大運河沿線現存歷史文化遺產的摸底調查，避免進一步的開發建設所可能造成的更大損失。儘管目前大運河沿線有的城市已經開始重視把一些城鎮和古鎮引入保護對象，但是，多數城鎮尚未對此加以應有的重視。要特別加強對運河古鎮價值的認識及對其特色的宣傳。許多地方對當地的文化深有感情，許多當地的專家也頗有研究，熟悉本地的遺存情況，問題在於各地還缺乏保護的基本資料，最重要的是缺乏正確的保護理念，譬如，一談到保護，人們往往就以為是要重新開鑿運河，要重建漕運總署衙門等等。這些都是很嚴重的誤區。
有人提議把古老運河建成“水上高速”，大運河山東段據說提出要大規模投資重新開挖被湮沒的古河道，重建分水工程，以重現昔日輝煌。問題在於，大運河的功能已經發生了重大變化，以往農耕時代的“水上通衢”地位已讓位於工業時代的火車和公路。山東濟寧以北的河段早已斷流，水文地貌情況也發生了很大變化，加上整個北方的缺水已屬不爭的事實，何處能引水濟運？當年運河的“水脊”南旺鎮巨大的分水工程中，一個個提升水位的水閘、蓄水的水櫃和宏大的分水龍王廟，如今均已湮沒消亡，而且地形地貌也有了極大變化，現在已找不到這些水工建築的遺址，殘存的龍王廟也僅剩幾座小廟，殘破不堪，在風雨中飄搖。運河沿線原有的眾多會館、碼頭、市場早已破敗孑存，有的已蕩然無存，即使重新開鑿，也不再可能重現昔日風光。
濟寧市區內沿老運河把原有的老房子全部拆除，新建了一條蘇州街，看似古色古香，卻不見原來的歷史蹤跡。淮安保存了一些舊時的文物建築，但大運河“南船北馬”中轉樞紐的重要歷史地位被人遺忘了，其重要標誌性建築物、也是國家級文物保護單位的“清口閘”雖在，卻被改名為“若飛橋”，令人費解。揚州重視城市建設和運河沿線的整治，從2000年以來，城市中的大運河沿岸整治一新，但沿岸的歷史風貌，大運河沿岸十里長堤綠柳成蔭的歷史古河原真性風貌，重現尚需假以時日。聊城也是這樣，原來熱鬧繁華的運河碼頭沿線，只剩下一座國家文物保護單位山陜會館，館前的大運河變成了城市公園裏一條普通的河溝。文物仍在，整體環境已變樣，文物的運河文化價值，被無情地抹掉了。
與豐富的文物遺跡相比，大運河沿線已經完成了數量可觀的重建、復建或者倣古的商業性項目，希望依託運河遺產招商引資的項目更多，破壞性建設屢見不鮮。另一方面，運河沿線以人們的生活景觀為主體的古鎮、古村的數量、品質卻令人擔憂。要想拍一張有特色的照片，還要東找西找。再不採取措施加以調查、挖掘和分類保護，恐怕就太遲了。截止2005年，運河沿線已經公佈和調查註冊的省級以上文物保護單位共有654處，其中109處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還有9座城市被命名為國家級歷史文化名城。儘管如此，大量歷史村鎮的遺產保護在城市化的高速發展中還遠沒有引起各方的重視，畢竟，運河不只是一條簡單的水道，離開了人們的傳統聚居，它的保護層次就不完善。
四、保護大運河遺產，我們究竟何為？
我們特別關注京杭大運河的保護內容。我們欣喜地看到，國家對大運河的研究和保護非常重視。2005年5月，國務院將京杭大運河列為全國重點保護單位，去年12月，國家文物局公佈了新篩選的世界文化遺產預備清單，京杭大運河名列首位。作為一種線型文化遺產，大運河具有跨區域、跨管理單位、歷史資訊疊加程度高、流動性強、邊界模糊的特點，作為一種新型的遺產類型受到國際社會的強烈關注。由於缺乏成熟的保護經驗，更需要各方力量一起去探索實踐。國家對運河遺產的關注，是我們國家在國際社會擔當更大責任的表現。運河沿線成規模的城市就有22座，其中17座城市聯合“申遺”的呼聲很高。應當看到，申報世界文化遺產只是我們的保護目標，而不是目的；能否“申遺”成功，還要看各地的存量，看各地的保護措施，看真正的保護與合理利用的成效。“申遺”只能是手段，採取切實保護措施並取得實效才是目的。
我們設想建立運河沿線遺產觀察站，目的在於確定三點：誰來觀察？即參與的人員要明確；觀察什麼？因為運河的保護內容十分複雜，我們要立足於歷史街區的保護監督，許多保護內容我們只能涉及而不能作為重點；第三，就是觀察的結果如何定期反饋給相關部門，使沿線城市資訊資源互享，並各自具有特色？可以說，設立觀察站的辦法在國外是有先例的，但在我國恐怕還是首創。英國1994年在世界上率先設立了本國的文化遺產監督站，直屬國家遺產部，利用地方政府的力量定期檢查，動態監控，專業審議和評估，對於存在或者潛在的問題和隱患加以預警處理，其經驗在世界文化遺產組織內推廣。至於地方層面，英國有個機構叫市民信託（civic trust），是民間保護機構，成立半個世紀來，在全英國已經形成850個分支機構，擁有25萬會員，在舊式城市復興和保護方面具有重要的監督話語權，它在全英國全面開展宣傳工作，已經具有很強的公信力。我們相信，建立運河沿線遺產觀察站可能是一種有效的合作途徑，未來還可以共同開展宣傳、教育、保護等方面的共同合作，使監督與疏導並舉、保護與利用共生，加強包括國家與國際力量在內的各方面力量的協作，從而使大運河保護工作得到不斷重視和推廣。
（朱曉明、王建波參加整理）
來源：《文匯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