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雲的地方，就有天下。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
這回，單說說那京杭大運河(以下簡稱運河)上的江湖。
北起北京南迄杭州，運河縱貫京、冀、魯、蘇、浙，全長1800公里，乃是世界上開鑿時間最早、里程最長的運河。
提到長城，必說始皇；說起運河，皆雲隋煬。其實那運河上的人物，攘攘熙熙，熙熙攘攘。2500多年前，吳王夫差開鑿邗溝，開創了京杭大運河的歷史，之後，多少帝王在大運河上留下了特殊的印記，康熙、乾隆更是屢航其中，畫下濃墨重彩。
從皇城南下任職、從江南北上進京，官員往往取道運河。
富商大賈在運河上南來北往錙銖必較。
進京趕考和落第回鄉的書生也是運河上的常客。運河上往來著三教九流，運河上活躍著五行八作，運河江湖道不盡，最有說頭是漕幫。
明朝永樂遷都北京之後，為了方便南糧北運，在元代京杭大運河的基礎上，對運河的一些重要運段作了多次整治，逐步建立了一套漕運制度，溝通南北的大動脈運河貫通定型。
因為漕運，有了漕幫。
“漕規”與“漕口”
歷史學者、《血酬定律：中國歷史中的生存遊戲》與《歷史中的潛規則：中國歷史中的真實遊戲》的作者吳思接受週末報記者採訪時談到了“漕口”。
清幫成員的一個來源就是《血酬定律》中提到的“漕口”，也有學者稱他們為“漕辯”。
漕口是由“刁衿劣監”組成的。“青衿”和“監生”泛指一群“生員”級別的讀書人，俗稱秀才。這些人收入微薄，正式在編的有一點廩膳(學生伙食費)，編外生連這點收入也沒有。
在童生、生員、舉人、進士的功名金字塔上，“刁衿劣監”位於倒數第二級。如果不能來個“范進中舉”，他們幾乎沒有謀求官職的機會。老百姓早就嗅出了他們身上的窮酸氣，給他們起了“窮酸秀才”之類難聽的名字。這種窮苦地位註定了漕規這塊肥肉對他們的吸引力，也鼓勵著他們中一部分人的“刁”和“劣”。
“刁衿劣監”擁有平頭百姓所缺乏的優勢。其一，他們讀書識字，了解朝廷的法規；其二，他們生活在基層，經常與官吏交往，知道官吏們違法分肥的內幕；其三，他們與更高級別的官員往往有私人關係，可以通過他們向上反映情況，至少可以自己“砌詞控告”；其四，他們已經接近或進入吃官飯的隊伍，擁有比平民更多的權利，不那麼怕見官，而官吏要收拾他們，又難免驚動“教委”系統，不像收拾百姓那麼容易；其五，他們人多集中，就好像現在的大學生一樣，很容易通過集體行動分擔風險，增強力量，官府暗害一兩個人並不能達到目的。
漕口因為漕規的存在而存在。明清兩代依靠運河南糧北調，供應京師和邊防，維持漕運近六百年。圍繞著漕糧的徵收和運輸，生長出一套盤根錯節的潛規則體系，專有名詞曰“漕規”。漕規是對法定利益分配方式的私下修改。首先修改與農民的關係，通過“浮收”多刮農民幾刀；然後調整內部關係，儘量公平合理地分肥。漕規在歷代都遭到禁止。“漕口”機敏地抓住了這個把柄，並且借此安身立命。
漕口熟悉資訊通道，擁有資訊優勢，他們是一張可以傷害漕規的嘴。漕口掙到的是堵嘴的錢。
漕口為什麼能得以發展呢？通過考證得知，小戶認為漕口可以提供保護傘，便紛紛投靠他們，請他們代交漕糧，以避免官吏的敲詐。漕口也願意包攬此事，於是進化為“包戶”。這也是可以理解的。小戶喂一個漕口肯定比較便宜，漕口一人獨吞也肯定比分肥的收益高，這是雙贏的局面。但是漕口如此一包，官吏的敲詐面縮小了，為了維持原有利益，只好加大敲詐力度。沒有找到保護傘的小戶便遭到了更兇狠的搜刮，造成了畸輕畸重的局面，眾怨沸騰了。
事情鬧大了，漕運的期限和漕糧的品質也要受影響，這意味著給中央添麻煩。於是，負責漕運的省領導就要處理漕口，平息事態。負責教育的省領導卻認為不公平，漕運方面嚴重違法亂紀，自己不思改正，板子竟打到我們秀才的屁股上？事情鬧了上去，聖旨下來，在重申漕運紀律的同時，要求嚴肅處理漕口。漕口方面的擴張勢頭受挫，生態平衡有所恢復。
漕口敲詐官吏，官吏自然仇視漕口。但是從百姓的角度看，漕口到底是好人還是壞人呢？對攀附漕口的小戶來說，恐怕要算好人。比起官吏的敲詐來，漕口的代理費比較低，為小民提供了富於競爭力的選擇。對於未曾攀附漕口的小戶來說，他們就不能算好人了，因為他們把貪官污吏都趕了過來，自己的負擔因而加重了。由此可見，如何評價漕口，取決於百姓被敲詐的總額(漕規總量)是否可以壓低，但這又不是漕口所能決定的。漕規的總量取決於百姓與官家的總體關係。
“糧幫分類”與“旗語”
雍正年間取締秘密組織，與漕幫的改組有關，其中且牽涉到密謀推翻世宗的糾紛，而涉嫌者為誠親王胤祉。官私文獻中，蛛絲馬跡，猶自可窺。
於是沉潛已久的反清復明組織乘機崛起，這個組織就是以前明衛所武官為骨幹的漕幫。台灣作家高陽籍貫運河終點杭州。他在《清朝的皇帝》中作了個大膽的假設：漕幫文獻“糧幫分類”，實為軍事組織，各類旗幟實為起事時作指揮通信之用。漕幫以“江淮四”(在江蘇二十一幫以內)為首，其規則如下：
江淮四頭幫在無錫兌糧。平常打八卦旗，初一十五打杏黃旗；進京打黃色龍旗，出京打淡黃色鳳旗。金頂金絲盤龍桑枝雀桿，上紅下黑，三道紫金箍，清門錫壺頂，陰陽紫金所，如意頭子，劉海戲金錢，雙披紅花，頂四飄帶。
這段記述，不但費解之處甚多，且有荒誕不經之說，如所謂“旗子乃正宮娘娘親賜”之類。
不過有一個疑問是顯而易見的，船上挂旗，無非為了識別，以單純易識為尚，為何一艘糧船，挂旗要有那麼多花樣：平常一種，朔望一種；進京一種，出京又一種？旗子及旗桿又有許多附屬設備，又何以要如此講究？總而言之，一個大疑問是：為什麼要弄得如此複雜？最可能的一個答案是，各樣的旗子，有各樣的涵義，各種旗子互相搭配，產生了更新更多的涵義。易言之，這些旗子的作用，就如近代軍艦上的旗號或旗語，是一種通訊的設備；而所以要有此設備，或者是為了軍事上的目的。
由此，高陽推想，當翁錢潘三祖接手掌管漕幫時，是分兩個目的在進行，一是將漕幫組織成為保護本身利害的一大“工會”，因為當時漕船上從押運的小武官到水手，飽受欺淩；可以欺侮漕船的，大致為兩種人：
一、逢關過閘的官員，甚至伕役，倘不滿足其貪壑，則多方刁難，誤了期限，漕船自己負責。
二、各處碼頭上的地頭蛇，往往勾結旗員，藉故生事，無理取鬧，以為敲詐勒索的手段。
這是就陸地而言。在運道中亦會受欺侮；可以欺侮漕運的，有三種船：
一、官船：尤其是欽差的官船，在運道中有優先通過的權利，漕船必須讓道。倘或故意找麻煩，可在瓶頸地帶，逗留不走。
二、水師船隻：有軍事上的理由，當然比漕船神氣。
三、最氣人亦最無奈何的是，來自雲南的銅船。押運銅船是個極苦的差使，因此銅船上的水手，都持不在乎的態度。銅船吃水甚重，在運道中橫衝直撞，當者披靡，或者同時沉沒。打起官司來，銅船必佔上風，有個根深蒂固的觀念，銅船因為船身重，吃水深，不易控制，運道中只有別的船讓銅船，銅船無法讓別的船，別的船自己不小心，撞沉了活該。
團結就是力量，漕幫定下嚴格的幫規，在統一而堅強的領導之下，用各種有效的方式對抗來自不同方面的打擊，終於不再為人所輕。
這部分的工作，由潘祖負責；翁錢二祖，則從事另一目的，亦就是乘各方面反對世宗之際，為事實上已經消失的反清復明運動，作最後一次掙扎。
不知道潘祖是事先與翁錢二祖商定，由他來擔負“看家”之任，還是看翁錢等人先後失敗，見機而作，與朝廷妥協，以便保存全幫勢力，亦即全幫生計。但不論是哪一種，他的決定獲得了全幫的擁護，是一可確定的事實。
最後潘祖的死因，實在是個謎，以各種跡象推測，是內部發生了重大的變故。但有一點是可以確定的，由於當時漕幫已形成龐大而嚴密的組織，除了用各種方法籠絡利導以外，無法解散、改組，以及滲透、分化，倘有人敢於嘗試，即犯了“十大幫規”的第三條“不準扒灰倒籠”，這是“十大幫規”中的“唯一死刑”一條，處置是縛在鐵錨上燒死。
漕督在乾隆初年調動頻繁，足見漕幫不易管理。
乾隆名列漕幫？
據說乾隆亦名列漕幫，為江蘇鎮江金山寺一和尚的弟子。
高陽在其《清朝的皇帝》一書中推斷，乾隆入幫之說，似乎匪夷所思，細細考量，極有可能。
幫中規矩，開香堂“孝祖”時，本師以外，另由本師延請“傳道師”、“引進師”各一，必須隔幫，以便代為監察照應，且亦便於聯絡。正式入幫後，始由三師示以師爺(師之師)、師太(師爺之師)名諱，此即所謂“三幫九代”。而幫中文獻，記載有“乾隆進幫之三幫九代”。
乾隆入幫的三幫九代的最上三代，為“江淮四”引進，“興武六”傳道，而以“鎮前”為本師，實在是煊赫之至。而以此三幫的特性來說，可以代表全幫；則乾隆之入幫，可從兩個角度來看：一是漕幫全體爭取乾隆；一是乾隆對漕幫全體的妥協。當然，關鍵是在後者，乾隆如果不願妥協，漕幫全體跪在他面前，他亦是不會入幫的。那末，乾隆是否有妥協的必要呢？當然，世宗父子都是非常精明而現實的人，審察對方的能力，足以駕馭，則不為其所用，即為其所殺；倘不能駕馭而又不能為其所殺，自妥協不可。
是則乾隆之肯入幫，自然是漕幫的勢力大到已非他能消滅，不能不先求妥協，徐圖為己所用之故。
推想當時的情況，乾隆已入牢籠，是在金山寺中被劫持之下，不妥協即不能生還京城。何以言之，大運河全為漕幫的勢力，固無論矣；即自北京南下，經山東至江南，從古以來的一條陸路大道，沿途旅舍、鏢行、茶坊、酒肆，亦到處都有清幫中人。
如果是坐船，只須派幾個能潛水的幫中弟子，深夜在禦舟之下，鑿上一個大洞，便可了事。若由陸路比較困難，但亦決不是無隙可乘，而且，最重要的是，傳出一個消息，說皇帝不敢由運河回京，那不天下大亂了嗎？
但乾隆畢竟是英主，他之一時屈于清幫的勢力，仿佛蒙塵，而實際上卻是因勢利導，獲得了有力的支援，也鞏固了整個大清皇朝的基礎。
乾隆在當時，親身走遍一條運河以後，對情勢看得很清楚，他如果抱著“君子報仇，三年不晚”的想法，忍一時之辱，事後對清幫大加制裁，則造成混亂的結果，不是大清天下不保，而是他的皇位不保。
乾隆即位十年，尚為大臣所輕，頗為苦惱。他個人猶須作進一步的努力，才能克保皇位。當然躲在京城裏是不會有問題的，但乾隆不是那種人，因此，在漕幫要求他妥協時，恰好是為他解決了苦悶。
一時的降尊紆貴，他所得到的好處是：
第一，獲得了強有力的支援，從此立於不敗之地，任何勢力都不能推翻。
第二，消弭了亂源。第三，漕運、河工，將更易解決。一舉三得的事，何樂不為？
“盤龍棍”與“香板”
漕幫祖師翁、錢、潘三祖成幫于雍正二年；據幫內文獻記述：雍正帝通令各省，挂榜招賢辦理漕運。翁錢潘三位祖師，得到這個消息，心中大喜，便到撫署揭了黃榜。那時河南撫臺名田文鏡。三位祖師見了田巡撫，說了來歷，便條陳整頓漕運辦法。田巡撫大喜，當與漕督同本上奏。雍正帝當旨諭，飭三位祖師歸漕河總督張大有節制，並聽命于勘視河工欽差何國宗指揮。三位祖師便辭別田巡撫，來到清江浦，請見張漕臺及何欽差。何張二人，即命三位監造糧船，並督理浚河修堤工程。三位祖師，復請張何二人轉奏，請恩準許開幫收徒，以便統一糧務。清廷批准所請。
漕幫的家廟在杭州武林門外拱宸橋，為運河的終點。
據幫中家譜：清字輩一人；凈字輩三人，其一名羅清，幫中稱為“羅祖”，而“羅祖”之名，見於雍正上諭；道字輩一人，名陸逵，原籍廣東，移居鎮江，幫中稱為“陸祖”，為羅祖的弟子；陸祖有弟子三人，即翁錢潘三祖，為德字輩。
翁錢潘共收七十二弟子，潘祖居半，號稱三十六大弟子。“開山門”王伊，字降祥，“關山門”蕭隆山，幫中稱為“王降祖”、“蕭隆祖”，屬於文字輩。王、蕭易子而教，蕭隆山的開山門弟子，為王降祥之子王均，成字輩，王均有一弟子悟道為杭州靈隱寺方丈，幫中為佛字輩。
悟道一弟子碧蓮，鎮江金山寺方丈，幫中“家譜”記載，即為高宗的本師。
漕幫家廟有一條“盤龍棍”。幫中文獻記載：漕幫訂家法十條，並以香板為刑杖，借之保障幫規。王降祖繼統糧幫時，乾隆帝南巡，在金山寺皈依佛門後，化裝潛至杭州，往家廟及糧幫公所參觀，見王降祖辦理漕運，雖然井井有條，惟幫中子弟太盛，難免滋事，除傳諭嘉獎外，並欽賜盤龍棍一條，上寫“違犯幫規，打死無罪”八字，以為幫中鎮山之寶。
因此，幫中家法有二：一曰“香板”，又名“黃板”，相傳為翁錢潘三祖所置。板上一面為“護法”，一面書“違犯家規，打死不論”。一曰“盤龍棍”，板面繪龍，龍口內書“欽賜”二字，下書“護法盤龍棍”五字，背面亦書八字，惟“家規”改為“幫規”，又有“上諭，時在乾隆卅年季春”字樣。
高宗入幫，其事有無，是一個絕大的謎，至今尚無進一步的資料，可資探索，但漕幫有欽賜龍棍，其事必不假。
漕幫入民國後，應正式改稱清幫(青幫)，因為漕運日趨蕭條，幫中數典忘祖，作為“海底”的一本“通漕”，竟稱之為“通草”，教人笑煞。清幫在民國有一段“黃金時代”，最有名的一個弟子，是“洪憲”的“皇二子”袁寒雲(克文)。黃金榮、杜月笙、張嘯林等大頭目讓青幫“發揚光大”以至覆滅，這裡按下不表了。
話外：“相挖貪，不挖憨”
劉靜生，著名作家，因為有一位被劃為右派的朋友闖蕩江湖15年，他得以結識江湖知名人士，並一度混跡于江湖中，完成了《當代江湖實錄》，一時洛陽紙貴。談運河江湖，自當前去拜訪。
門開處，一大漢堂堂正正，儼然江湖英雄。
說到江湖規矩“相挖貪，不挖憨”(“相”，江湖人自稱互稱)，提起曾被各色媒體炒得沸沸颺颺一度鬧得人心惶惶的能改變人意識的“迷魂藥”，劉靜生大喝一聲——子虛烏有！
中央電視臺曾就此採訪過他，打假鬥士何祚庥託人電詢：他是搞文學的，怎麼那麼有把握？劉靜生說：不要專業知識，只需普通常識——公安部門審訊，有時費盡功夫而無獲，抓了那有“迷魂藥”的騙子，繳了那“寶物”，豈不審案如吹灰？美國中央情報局那樣的條件，研究不出“迷魂藥”，偏有那江湖小騙子掌握了“秘籍”？中情局請江湖人提供幫助，讓薩達姆抽支煙，何須說那麼多的警告花那麼多的軍費死那麼多的美國人？有那樣的“寶物”，江湖騙子騙老頭老太幾個金戒指有什麼意思，賣給公安局賣給中情局吧，最不濟到銀行吹一下，讓銀行職員遞幾捆鈔票出來也行啊！
劉靜生認為，所謂“拍花”，所謂“迷魂藥”，不過是騙子給被騙人一個臺階下，讓你的面子上過得去，不要自殺——你自殺了，事情鬧大了，要把騙子牽出來，麻煩；也有被騙的人自己怕出醜，編出一段鬼話來，表明自己沒那麼貪沒那麼蠢。
一個不負責任的人一秒鐘說出一句瞎話，一個負責的人花畢生的精力也不一定能推翻。有記者就迷魂藥採訪麻醉專家，劉靜生說：“越採訪讀者越迷糊，因為專家會說——現在沒有迷魂藥(或者說‘我現在還沒見過’)，但將來會不會有，不能排除。哪個專家敢斷言將來的事情？”
何祚庥聽了，連連點頭：“有道理有道理！”
有趣的是，後來有三個自稱遭了“迷魂藥”的人到某派出所報案，劉靜生被請去一一詢問，三人均坦白是假。
青幫
青幫，又稱清幫、安清幫、漕幫，起源於明代羅祖教。
青幫係清朝雍正年間為承擔京航大運河漕糧運輸而形成的幫會，當時共有糧幫128幫半。到了清末，隨著海運的興起，運河漕運的數量下降，青幫逐漸減少至6幫半。光緒二十七年(1901年)漕運完全停止，青幫大部棄水登陸，向上海和運河沿線及其他地區發展。運河沿線城鄉是青幫居留和活動的集中地區。進入民國後，由於商品經濟的進一步發展，城市生活的不斷變化，那些離開漕運而缺乏現代生產技能和文化知識的青幫成員，為了謀生和發財，便利用青幫組織上的嚴密性和重義氣的幫風，從事販賣毒品、販賣人口等非法冒險勾當，並與各地流氓合夥開設賭場、妓院及公共娛樂場所，劃地稱霸，欺壓百姓，成為社會上一股惡勢力。張嘯林、黃金榮、杜月笙等，就是在上海和江南運河沿線從事這些罪惡活動的青幫“大亨”。(青幫的歷史有多種說法，此據《中國運河文化史》。)
來源：南京週末 時間：2006-10-2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