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火車捲起的滾滾濃煙中，大運河逐漸成為一道遠去的風景
大多數人對大運河的認識僅限于中學歷史課本上那惜墨如金的寥寥數語：由隋煬帝開鑿，北到北京，南到杭州，長達兩千多公里，暴虐的隋煬帝為此累死百姓無數，最終導致隋朝滅亡。
對於歷經2500年、飽經風霜的大運河來說，這樣的認識顯然太過粗淺。事實上，大運河的歷史就像一部跌宕起伏、典故繁多的故事片，值得每個中國人去聽一聽、看一看。
第一筐土
是誰挖出大運河第一筐土？史學家們給出的答案是吳王夫差。地點是在邗城(今揚州市)。其目的是打通向北的水路，進攻齊國，實現吳王稱霸的夢想。開挖邗溝的任務落在了伍子胥——就是那個為過昭關一夜白頭的伍子胥身上。伍子胥用一年的時間挖好了邗溝，夫差如願擊敗齊國。
從第一筐土開始，大運河的開鑿就註定了要付出昂貴的代價。180多公里長的邗溝累死了多少人已經無從考證，但是當時的慘烈從1950年發現的漢碑中可見一斑。漢碑上寫到，在挖博芝湖一段時，堤壩垮決，2500多名民工和士兵被湖水卷走，兩千多具屍體充塞河道，相接十里。
之後，秦朝修靈渠，連接湘江、漓江，目的還是為了打仗，直到漢武帝，運河的主要作用才改為了運糧，而在這之後的一千多年中，運河的主要作用就是運送糧食，保證首都的糧食供給，史稱“漕運”。
大河五千里
漢武帝修築的漕渠早已成為旱地，如今我們所能看到的京杭大運河，有一半要歸功於隋煬帝。這位以驕奢淫逸、殘暴異常著稱的皇帝把隋朝的都城由長安遷到洛陽，同時也下定決心要通過運河把富庶的江南運到洛陽城墻下。由於魏晉南北朝時，又開鑿了白溝等運河，早期聯繫灤河、海河、黃河、淮河、長江、錢塘江、珠江的南北通道已經形成，隋煬帝要做的是把它們進一步連接起來。
“隋煬帝在位時間很短，在這幾年裏，他就像蚯蚓一樣不停地拱土，一直拱了五千里。”曾先後四次走完大運河全程、歷時八年蒐集整理大運河史料的作家蔡桂林說。隋煬帝先是開鑿了通濟渠和永濟渠—南北大運河中最長、最重要的兩段，它們以洛陽為起點，呈扇形向東南和東北張開，一個向南進入江蘇淮陰，一個北通涿郡(今北京)。之後，隋煬帝開鑿了江蘇鎮江至浙江杭州的“江南運河”，同時對邗溝進行了改造，洛陽與杭州之間全長1700多公里的河道，可以直通船舶。
全長2700多公里的南北大運河歷時六年終於完工。雖然有之前歷朝打下的基礎，但因為隋煬帝對大運河全程有統一的“高標準、嚴要求”，要求渠寬不小于四十步，可以通龍船，整個工程量巨大。隋煬帝“發天下男丁，年十五歲以上、五十歲以下者”全部去築河，後來又強徵老弱、婦女給築河者做飯，真正做到了“全民總動員”。全民總動員的結果是慘絕人寰。據史料記載，不到一年，3
60萬民工死者達到250萬人。
這並不能影響隋煬帝的好心情。他乘龍舟三下江都，中間還曾沿永濟渠直達涿郡，4000多裏路只用了不到50天，大運河的通航能力經檢驗完全過關。隋煬帝還下令在運河沿岸都種上柳樹，同時在沿岸建糧倉無數。
中國首都第一次離開黃河流域
“唐、宋兩朝對大運河的貢獻很小，他們基本上沒動土，享受著已滅亡的隋煬帝的功勞。”蔡桂林總結道。直到元朝忽必烈定都大都(今北京)之後，大運河才再次迎來轉機。
蔡桂林告訴《新世紀》週刊：“忽必烈定都大都，在當時是一個創舉。因為在那之前，幾乎所有的朝代定都沒有離開過黃河流域，除了被打跑的南宋。長安、洛陽、開封，都是在黃河岸邊。”有大運河，就能把南方的物產運到北京，北京具備成為首都的條件。但是隋朝的大運河長達5000里，從杭州運一趟糧食到北京，少則半年，多則一年，時間太長。忽必烈的想法是繼續利用運河，但是要把運河繞到洛陽的那一大段“彎路”去掉，棄弓取弦，走直線。
這次肩挑重任的是歷史上鼎鼎大名的水利學家郭守敬。他設計的方案是由北京通州往南經天津、滄州進入山東，然後由德州、臨清、聊城、濟寧、臺兒莊進入徐州，經過江蘇省最終達到杭州。這就是我們如今所說的京杭大運河。和隋朝大運河比起來，新運河縮短了近2000里。
按照這條設計方案，新運河的大部分都可以借用隋朝大運河，只是大都和通州之間、臨清和濟州之間沒有便捷的水道相通。因此，開鑿通惠河和會通河成為郭守敬面臨的主要難題。尤其是會通河，完全屬於平地開河，沿途多丘陵，地勢高低起伏，必須建船閘加以控制。這段250余裏的河道歷時36年才完工。首席功臣郭守敬儘管活到了87歲高齡，卻仍然無緣得見會通河的開通。
元政府打造了8000多艘運河槽船，每天川流不息地把來自魚米之鄉的漕糧運到大都積水潭碼頭。積水潭成了熱鬧的集市，茶館、酒樓，無數文人(諸如關漢卿)成了積水潭邊的常客。盛況空前的積水潭充分顯示了京杭大運河的活力和影響力。
麻煩不斷的大運河
雖然京杭大運河開通，但是元朝之後的明清兩朝卻沒能順順噹噹地坐享其成。元朝開鑿的會通河給明朝留下了隱患。自開通之後，會通河的通航情況一直不理想。岸狹水淺，漕船經常擱淺。後來，明朝永樂年間出現了另一個水利奇才——白英，最終解決了這個問題。運河的漕運能力10倍于元朝，京杭大運河迎來了鼎盛時期。
但之後，黃河開始頻頻給明朝出難題。黃河氾濫造成河道淤塞、漕運中斷的事情時有發生。從明朝到清朝，黃河連連決口。明朝、清朝也因此涌現出一批“戰黃河”的英雄水利官員。黃河的氾濫有一部分原因要歸於當時的政府，正是他們的曖昧態度導致了黃河一次又一次肆虐。因為很多時候“治黃”與“保運”之間本來就是矛盾的。在蘇北運段，遇到黃河暴漲，為了保全運道，官員往往開閘泄洪，導致下游大片田地被淹。飽經滄桑的大運河日漸顯露出疲態，其高昂的運輸成本讓人們越來越難以承受。
從清朝開始，政府不再向南方徵漕糧，而改為收錢，由政府採購糧食。大運河運糧的歷史使命接近完結。1855年，黃河再次發難，在山東省奪大清河入海。這成了壓死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大運河從此全線南北斷航。清朝後期和民國時期，曾幾度倡議治理運河，但均未付諸實施。尤其是自從1877年中國大地上出現了第一條鐵路，恢復運河的提議日益減少。在火車捲起的滾滾濃煙中，大運河逐漸成為一道遠去的風景。
新世紀週刊 記者/劉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