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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我的心是柔和的，
不久前我還看見了歸來的燕子。
真正的人正在多起來。
他們具有仁慈而寬恕的心，他們有眼淚，
但不為自己哭。
我仍在路上，不會感到孤單。
我也不會失落，
因為再也沒有地方可以容我失落。
——嚴文井《我仍在路上》
一個用畢生的智慧和心血，以大眾特別是少年兒童熱愛的文學樣式——童話，給人們講述了一個又一個生動感人、啟人心智的童話故事，哺育了幾代人的“童話爺爺”嚴文井先生，7月20日病逝于北京，享年90歲。按說，一個活到90歲高齡的老人因病而逝，這本是正常現象，自然規律。然而嚴文井的逝世，卻令人悲痛、惋惜和格外遺憾。為什麼？因為，他還有滿腹的文章要寫，還有許多許多鮮為人知的美麗童話沒有講完。
“我相信將來一切都會變得美好”
生長于揚子江畔武昌的嚴文井，高中時期就開始寫作，並在報刊發表散文。1935年他到了北平，供職于北海旁的北平圖書館。在這個圖書堆積如山的知識海洋裏，他如饑似渴地利用工作的方便及業餘時間，啃讀著一本又一本書，汲取無盡的營養。這期間，他又在北平的報紙上發表散文，嶄露頭角，而且正式起用嚴文井(原名嚴文錦)為筆名。
抗日烽火連起，在北平，作為一個愛國青年，嚴文井感受到災難深重的舊中國無力站起來，前途暗淡。於是，嚴文井毅然奔向延安。他坦言自己當時的心境：“22歲以前，我是生活在一個小池塘裏的一條魚，或者甚至只是一隻小蝦。那個時候，烏雲已經佈滿了中國上空，大風暴橫掃全世界，而我卻靜靜呆在一片死水裏，雖然也有些不安……以虛幻為充實。只是後來那種即將成為異國人奴隸的壓力壓到我頭頂上來的時候，我才被迫做出改變。我跳出了小圈子，去了延安。”
延安的寶塔山，延安的延河水，延安的人們，一切一切都使青年嚴文井感覺新鮮，感覺親切。他感慨：“這的確是另外一個世界”。很快，嚴文井融入了這個來自不同省份、講著不同方言的革命大家庭，接受革命的洗禮，在這裡鍛鍊成長。此時，他深有體會地說：“我第一次從過去迷茫的霧中獲得了方向感。”他曾在一篇文章中記述說：延安，“從清晨到黃昏，青年們的歌聲響徹了山谷與河川”。延安充滿了朝氣和活力，從而大大激發了他的創作熱情。1941年，他的第一部童話集《南南和鬍子伯伯》問世于延安。
從那時開始，他寫作童話的熱情高漲，陸續為孩子們寫出了膾炙人口的童話作品《大雁和鴨子》、《皇帝說的話》、《希望和奴隸們》、《丁丁的一次奇怪旅行》、《唐小西在下次開船港》以及《小溪流的歌》等等。
嚴文井的童話創作開端于戰火紛飛的年代。他為什麼選擇了童話的樣式？在晚年的回憶錄中，他表露過自己當時的心情：“那是因為，我相信將來一切都會變得好起來，許多想也想不到的奇異的事情將會發生。於是我想到了童話。並且用這個形式記下了我的一些朦朧而幼稚的幻想和愛憎。”所以，熟悉他創作的人們一定還會記得，在他的童話和寓言裏出現的那些小松鼠、小面人、小老鼠、小溪流、石頭、向日葵、蜜蜂和浮雲以及孩子們南南、丁丁、唐小西等等，都是誠實、善良、勤勞、勇敢的象徵。
嚴文井的童話充滿詩意，換句話說是詩意的童話。它既有深刻的寓意和思想，又是極具感染力的藝術精品，啟人心迪，耐人尋味。因而他的作品孩子們喜歡，大人也喜歡，可謂老少咸宜。他的許多作品被翻譯成英文、日文、捷克文、北韓文、越南文等，同樣受到外國讀者的喜愛。應該說，嚴文井是從延安走出來的新中國兒童文學的奠基者之一。
我記得上世紀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那段歲月裏，新中國的兒童文學形成了一支可觀而強有力的創作隊伍。那時冰心、張天翼、嚴文井、陳伯吹、金近等一批有影響的兒童文學家常常聚會在北京東總布衚同22號中國作協的會議室，商議如何促進兒童文學的繁榮與發展，並且不斷呼籲作家們拿起筆來為兒童寫作。這中間，嚴文井特別強調提出：只要我們心中有孩子，眼裏有孩子，就會有未來。因此，他除了自己勤奮為孩子寫作外，還在他先後擔任的《人民文學》雜誌主編和人民文學出版社社長、總編的位置上注意發現和培養了一批文學新人。作為總編，他審稿時總是看作品不看人。常常是看到一篇好稿子，然後再去打聽作者，而不是以作者有名無名來取捨。在忙碌的工作中，他還給許多青年作家親切指導和熱情幫助。這其中，有些已是今日文壇活躍的實力派作家。
充滿童心和愛心
嚴文井日常生活寧靜、淡泊、樸素。他是一個極具愛心和充滿童心的人。他最喜歡看的電視節目是體育和動物世界。他說他從小就喜歡動物。由於喜愛動物，多年來他也喜歡閱讀描寫動物的書，無論是文學性的或科學性的。因而中央電視臺的《動物世界》他幾乎每集都看。有時看到熒屏上某類動物狡猾可愛的行為時，他會暢懷大笑。他說過：如果沒有鳥啼蛙鳴，即使有最美妙的音樂，這個世界也會寂寞單調。直到老年，他還說：“不知怎麼鬧的，一轉眼我就變成一個老年人了。然而我對某些動物的喜愛和對所有動物的好奇心並未衰減，只要有機會，我還要和貓、狗、雞逗著玩兒。”足見他童心未泯。
對於動物，他說“和我最親近的是貓”。他的家一直養著貓，黑貓、花貓、白貓、大貓、小貓樣樣都養過，這其中有著不少動人故事。我之所以說“沒有講完的童話”，其中就包括他計劃要寫一部關於貓的長篇。那一定會是很生動、很精彩!可惜我們不可能看到了。
說到愛心，那事例不勝枚舉。這裡，我只想說一說“文革”中嚴文井如何保護和愛護我們一批被打成“反革命”的年輕人。在那個疾風暴雨的荒唐歲月中，先是像嚴文井、郭小川、李季這樣的老作家、老幹部以莫須有的罪名被打倒。接下來，又是一批中青年幹部被隔離審查。當時，在湖北咸寧文化部“五七”幹校，我和閻綱、吳泰昌、楊匡滿、汪瑩等一批年輕人突然也被揪出，打成“五一六”反革命分子。真是天大的冤枉!就在我們被隔離審查的情況下，嚴文井、李季、郭小川幾位老幹部宣佈“解放”，他們擔任了連隊(各單位都編為連建制)的連長和指導員。當時，我們幹校文化系統的下放幹部五六千人呢。其中哪位幹部一旦宣佈“解放”，便有資格回北京探親。被隔離審查的人，不但沒有探親的資格，連通信自由也被剝奪。所以我們這些人已有很久沒給家裏寫信了，家裏人肯定疑惑和不安。這時，嚴文井得到批准回京探親。但令人意外的是，他在北京探親期間竟去了我的家裏，安慰我愛人劉琳說：“我們幹校很忙，所以周明好久沒有顧上寫信回來，托我來看看家裏。”劉琳疑惑地問他“周明是不是出什麼事了？”嚴文井說：“他沒有事，周明是個好人，你放心……”這些情況是很久後我“解放”了，回家探親時才知道的。當時，嚴文井先生回連隊後並沒有告訴我。反而是在一天黑夜裏，他和郭小川在吃完晚飯後，約我到連隊食堂旁一個作為倉庫的大棚子裏談話。我以為會像“專案組”一樣又要逼迫我、訓斥我。但是令我沒有想到的是，他們的談話不是訓斥，而是詢問我是怎麼被打成反革命的詳細過程。我又感動又委屈地向他們哭訴了“專案組”逼供信的惡劣行為。他們安慰我說：“明白了，你要相信群眾相信黨!問題一定會解決，真相會大白。”這在當時是了不起的行為!他們也剛“解放”呀，鬧不好，會被人家扣上“右傾”、“立場不穩”、“同情反革命”的大帽子。
毛主席勸他吃紅燒肉
直到1992年4月，我的家鄉陜西電視臺為了紀念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發表50週年，計劃在北京採訪參加過“講話”座談會的老同志，其中就有嚴文井先生。
我同先生約好時間後，帶著陜西臺的朋友到了嚴家。那天文井先生精神很好，氣色也不錯。提起延安來，他興致勃勃，談鋒甚健。他先向家鄉人描述了我們在“五七”幹校的往事，以及我上面敘寫的那段感人故事。然後談起延安座談會講話，他更是興致很高。他說毛主席在發表“講話”前，曾先後約了好多位作家、藝術家談話和徵詢意見。找他的那次談話是在棗園毛主席的窯洞裏。兩人談得坦率而親切，不知不覺間到飯點了，毛主席留他共進午餐。能和領袖在一起談話和吃飯，他感到幸運，但畢竟有些拘束。主席見狀，把在他一邊的紅燒肉緩緩推到嚴文井的面前，直說：“不要緊張，吃，吃。”這是嚴文井在延安艱苦歲月中難忘的一幕。儘管時光已逝去半個世紀，回憶難忘的往事，仍然令文井老人興奮、激動。那一年，參加過延安“講話”的老同志已屈指可數，如今，嚴文井的離去和幾年前先後去世的何其芳、陳荒煤、王朝聞，這些當年曾在延安“魯藝”任教的青年教師，也就所剩無幾了。
為了表達我深深的悼念之情，嚴文井先生辭世後，我去先生府上的靈堂，恭敬地向先生的遺像三鞠躬，請先生安息。我見先生遺像旁一對輓聯上寫著：風風雨雨穩站船頭，坎坎坷坷走到彼岸。先生一生，正是風風雨雨、坎坎坷坷的一生，更是燦爛輝煌的一生。他的離去，留給我們無窮的思念。（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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