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終於離我們而去，他解脫了。我們既悲痛又開始輕鬆起來。
早在上世紀８０年代初，巴金就帕金森症纏身，１９９４年胸椎骨折，１９９９年春節，因呼吸道感染住院。從此他無法行動，難以言聲，幾度病危，靠鼻飼維持生命。近年來，他是“為別人活著”，但無盡的病痛又時時叫我們惶悚與揪心！
１９５７年，我是踏著“反右”鬥爭聲浪跨進大學之門。慶倖自己沒有參加鳴放，暗下決心，不求聞道，專攻術業。面對老師開列的長長作家與作品名單，我的讀書計劃首選了巴金。可能那時正當年輕，可能巴金離我們更近。我集中地讀完他的代表作“激流三部曲”《家》《春》《秋》和“愛情三部曲”《霧》《雨》《電》。就連他的一些小冊子《滅亡》、《憩園》、《第四病室》、《寒夜》等也沒放過。
讀巴金的作品深深感受到他筆下的人物形象，對中國幾代青年走向自由的巨大影響。陳荒煤在魯藝當教員時發現，許多青年投奔延安並不是馬列主義書籍，而是讀了巴金的作品。可巴金這些出於人道與愛情的反叛小說，與上世紀５０年代以各種運動抓階級鬥爭的政治形勢必然不合拍。就連當時任中宣部文藝處處長的丁玲也對廣大青年說：“你們現在不要老讀巴金作品……”到了１９５８年，姚文元等人憑著靈敏的政治嗅覺，對巴金髮起了“拔白旗”運動，指斥巴金作品是無政府主義與個人主義。當時北師大、武大、北大的學生社團和《中國青年》、《讀書》、《文學知識》等也群起而攻之，全國文科大學師生中也掀起批白專道路的高潮。可半年後《文學知識》公佈來稿統計卻是：全部肯定巴金作品的７４篇，批判兼肯定的有３５篇。全部否定的僅有４篇。這說明即便在“左”風勁吹的１９５８年巴金仍是深受讀者歡迎的。
文學批評以“鮮花”與“毒草”為標準，當始於“反右”，盛行于“文革”，因為這一簡單化標準已發展成在作家中劃分敵友的政策依據。即香花是朋友，毒草是敵人；前者培育，後者剷除。運動初始，鬥爭的來勢之猛，就連一直受保護的郭沫若，也在報紙上宣佈自己的作品是“大毒草”，要一把火燒掉。巴金也曾承認自己的那１４本文集為“邪書十四卷”，統統是“毒草”。可就這樣他也沒能逃過在許多場合被點名、被批鬥的惡運。如此身心摧殘整整挨了八年。到１９７３年巴金才被允許回家，他躲進狹小的頂樓，開始繼續他四十年前翻譯赫爾岑回憶錄的偉大工程。當他從１９世紀俄羅斯社會黑暗中再回到“文革”中的現實，深感“左禍”與沙皇專制竟如出一“轍”。
對於當時滿中國的“毒草”一說，巴金怎麼也想不通，他曾說，二十多年在自己種著花草的小園子裏散步，總也挑不出毒草來，只找到不少中草藥，“良藥苦口”利於病，這是有理性的人都懂的道理。他擔心這種“毒草”病的蔓延，終於什麼也寫不出來。“文革”時期文壇一片荒蕪，不正是巴金擔心出現的景象嗎？
巴金解放前共寫有２７部中、長篇小說，７０多個短篇，他是一位在４０歲已完成意義上的頂峰作家。巴金對解放後到“文革”這段時期只有深深的傷痛，他感嘆道“我在１７年中，沒有寫出一篇自己滿意的作品”。
粉碎“四人幫”後，巴金和全國人民一起沐浴在文藝春天的陽光下，他雖然沒有拿起筆再寫他駕輕就熟的小說，但巴金以傑出的文學雜誌編輯的眼光與胸懷，為新時期文學人才的培養與優秀作品問世，作出了巨大貢獻。上個世紀８０年代，他復出擔任《收穫》主編後，毅然拍板發表張一弓的《犯人李銅鐘的故事》；頂住壓力，為剛出獄不久的從維熙中篇小說《大墻下的紅玉蘭》叫好；他為諶容《人到中年》遭橫加指責而仗義執言；他為仍是學生的水運憲《禍起蕭墻》指點迷津……巴金的慧眼與膽識，催生了一代文學新人。
巴金是當代中國活得最長最痛苦的作家，晚年他用了整整八年時間于１９８６年完成一部講真話的《隨想錄》，他是把自己作為箭垛，一鞭一條血地解剖自己，指責自己，警示人們不要忘記十年浩劫給中國人民帶來的災難。“說真話”是巴金在《隨想錄》提出的一個美學原則，這是中國有理想有作為的作家，理應追求的文學品格！
巴金走了，他留給我們的２６集《巴金全集》，是後人久遠的追憶與無盡的話題。
巴金仍活著，永遠……
（江淮晨報）
●曹志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