盧敦基（學者浙江社科院文學所所長）
■巴金·隨想錄
在這裡我想說一句掃興的話：其實中國人喜愛巴老的不多。原因無它，只是中國人不很喜歡真話。中國人更關心有用與否，卻不太留心真假。
我現在越來越意識到我們所生活的這個世界的奇妙。
關鍵是：當我們往簡單裏操作它時，它愈顯複雜；當我們往複雜裏操作它時，它卻愈顯簡單。它簡直是一個變幻的魔球，而且恰恰往我們欲操縱的方向相反。
而巴老，就在於大家想把世界弄得奧奧妙妙時，站出來，說了點真話。
其實，每一代人有自己一代的文學接受史。像我自己，生於20世紀六十年代初，認字不慢。在此情形下，初知巴金，不是因為他的《家》《春》《秋》，也不是因為他的散文什麼的，而是那些亂七八糟的批判文章。它們經常將巴金與一個奇怪的“無政府主義”聯繫在一起，說巴金這個名字，來源於兩個革命領袖批判過的稀奇古怪的人：巴枯寧和克魯泡特金。在相當長的一個歷史階段，中國除了不多的一兩種主義，其餘全是異端邪說。“主義”且“無政府”，那還得了？自是人民公敵無疑。
從上大學始，我才開始讀中國現代文學名著。那一段，讀的書有點雜，囫圇吞棗，來者不拒，弄得有如山陰道上，目不暇接。巴老的書，當時讀了，只是情勢已與世紀初大異，自由戀愛不至為罪惡，所以讀後的反應不同於幾十年前，也在情理之中。倒是後來，在舊書店買到一本書，名為《麵包與自由》，克魯泡特金著，巴金譯。一天偶爾拿起，由於譯筆得非常流暢，一下子讀完。完後坐在那裏回想，一切竟透明如水，不禁心中大疑：一本世界名著，好這麼簡單明白麼？
很久很久，我都想把此書轉讓掉，惜未如願。
現在讀《家》，知道它是一個天真青年的作品，《隨想錄》更是出自一個天真老年之手。
問題只在於：有時候，天真能爆發出非常的能量。巴老說他自己：“我的《隨想》並不‘高明’，而且絕非傳世之作。不過我自己很喜歡它們，因為我說了真話，我怎麼想，就怎麼寫出來，說錯了，也不賴賬。”他說他多年經常受批評，在“文革”中，未遭一拳一腳，卻也承認自己有罪，而且罪惡越來越大，認為自己不可救藥。他甚至也想過，在哪摔倒就在哪爬起來，也不是沒有過洗心革面重新做人爭取得到社會承認的想法。後來他才明白：“哪怕是給鋪上千萬朵鮮花，謊言也不會變成真理。”他自述：“這樣一個淺顯的道理，我為它卻花費了很長的時間，付出了很高的代價。”巴老的《隨想錄》，平平實實，簡簡單單，但其間火光一閃，煞是驚人。譬如他談知識分子，一般人以為受過冤屈的知識分子談到同類定是悲憤滿懷，巴老卻不。他說：“知識分子也是新中國的公民，把他們當作平等的公民看待，這才是公平合理。國家屬於全體公民，有知識或者沒有知識，同樣有一份義務和一份權利。誰也不能把別人當做待價而沽的貨物，誰也不是命運給捏在別人手裏的奴隸。”現在我們知道，我們大家原來都是社會的建設者，不過巴老的文章寫于1985年。他簡簡單單地說一句真話，讓那些搞複雜理論的相形見絀。這裡我不用“自愧不如”這樣的話，因為他們中的許多人從來不會自愧。
在這裡我想說一句掃興的話：其實中國人喜愛巴老的不多。原因無它，只是中國人不很喜歡真話。中國人更關心有用與否，卻不太留心真假。
這是兩千年來中國文化一大特色，此事體大，此處不贅。但是我要說，正是由於真話的缺位，真話的價值才得以大幅度提升。這就是我說的這個世界的奇妙。上世紀八十年代，中國作家呼籲要說真話，會讓有些人聽了莫名其妙。在不缺真話的地方，真話也不算什麼。
只有缺少真話的地方，真話才可貴可頌。從這個角度去看，巴老對於我們的意義才能真正顯現出來。
來源：《新京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