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族生活是《家》的主要素材
1920年，巴金的祖父因病死去，李公館的遺產爭奪開始，巴金在這些事情上看到了人性的複雜和善惡。
這些都成為了他後來的代表作───《家》的豐富素材。
1904年11月25日，四川成都北門正通順街的李公館新增了一名男丁，這個男孩被取名為李堯棠，字芾甘。“堯”是李家這一輩的排行，“棠”和“芾甘”反取自詩經中的《召南·甘棠》篇：“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茇，”意思是說，這棵小小的棠梨樹，不要去砍伐它，這是周朝有德政的召伯曾經休息過的地方。後來，“芾甘”就成為這個男孩的筆名之一，當然，它遠不如“巴金”的筆名更有名。
李家是當地的殷富，數代都是書香人家。巴金的遠祖李介庵原籍浙江嘉興，以儒生的身份入川在官府充當幕僚。巴金的曾祖父李璠當過縣官，添置了一些家產。祖父李鏞做過多年縣官，他精明強幹，官囊頗豐。
卸任之後廣置田產，並修建了五進三重的李公館，還收藏了許多古玩字畫。1909年，父親李道河去川北廣元縣就任知縣，5歲多的巴金與母親陳淑芬一起前往。
在廣元，巴金五個兄弟姐妹一起上課，在一位劉先生的教導下，認方塊字，念《三字經》、《百家姓》、《千字文》一類村塾常用的啟蒙讀物。巴金與大他一歲的三哥堯林最為親密。有一個時期，在夜晚的油燈下，兄弟倆依偎在母親身旁，聽她熟讀詩詞，頗有文化修養的母親教他們吟讀《白香詞譜》。他們學詞的課本由母親用工整、娟秀的小楷抄錄、裝訂，這似乎是巴金最早接觸到的文藝作品。
他不僅從母親那裏學到了古典詩詞，還學到寬容厚道的博愛精神。
辛亥革命開始後，李道河辭官回家，1914年，陳淑芬因病去世，四個多月後，巴金的二姐也死了，過了兩年，巴金的兩個堂兄弟患白喉症死了。隨後，巴金和三哥也患了白喉症，他們的病尚未痊癒，巴金的父親李道河病亡了。在其後的分家過程中，家族內部的傾軋醜態畢露，巴金看到了人情世態和詩禮傳家背後的齷齪。1920年，巴金的祖父也因病死去，遺產的爭奪由此引發，巴金在這些事情上看到了人性的複雜和善惡，他深刻地認識到大家族必將崩潰的結局。後來，這些都成為了他的代表作───長篇小說《家》的豐富素材。
成名作《滅亡》首次用“巴金”筆名
巴金在巴黎期間，寫出了成名作《滅亡》、第一次使用了“巴金”的筆名。這本小說的成功，激起了巴金從事文學創作的決心和勇氣。回國後，巴金進入了創作的旺盛期。
1918年秋天，巴金進入青年會英文補習學校學習，不久又因病輟學。1919年的五四運動給這個15歲的少年心田投入了一把火，他的心開始熊熊燃燒起來。
《新青年》、《每週評論》、《新潮》、《星期評論》、《少年中國》等成了巴金兄弟們最喜愛的讀物，他們經常在一起討論，“五四”使他認識到個性，思想解放的重要性。
1920年夏天，巴金與三哥堯林一起考入了成都外國語專門學校，在那裏讀了兩年半的書。在此期間，他讀到了克魯泡特金的《告少年》，波蘭劇作家廖·抗夫的劇本《夜未央》等書。他深受兩位作者以及美國人高德曼的影響，正是從這兩者和“五四”中所獲得的營養，使得數十年後的巴金在歷經多次劫難的情況下，仍然能夠衝破重重阻礙的限制“說真話”，寫出了被人稱道和警醒的《隨想錄》。
1923年，巴金與三哥一起進入南京東南師大附中，這時的巴金開始學習世界語，與高德曼有了往來，並萌發了去法國留學的想法。
1927年，剛剛到達巴黎的巴金病倒了。通過朋友的幫助，他在拉丁區租借了一間小屋。在這裡，他結識了從波蘭、義大利、西班牙等國來的流亡者，閱讀了一大批有關法國大革命的書籍。
在不到兩年時間裏，他寫了30篇左右的雜感、短論、通訊等等，這些文章分別發表于在美國舊金山出版的《平等》和上海的《民鐘》等刊物，他還翻譯了克魯泡特金的巨著《人生哲學：其起源及其發展》（上編）。也是這時候，他寫出了成名作《滅亡》，第一次使用了“巴金”的筆名。
《滅亡》寫的是一個革命者杜大心的故事，巴金宣稱：“橫貫全書的悲哀卻是我自己底悲哀”。小說在1929年《小說月報》一至四期連載後引起了強烈反響，編者葉聖陶稱巴金的《滅亡》與老捨得《二馬》是兩部“很引起讀者注意，也極博得批評者好感”的長篇，並預言“他們將來當更有熱烈的評讚機會的”。許多批評家認為它是少見的優秀作品。也正是這本小說的成功，激起了巴金從事文學創作的決心和勇氣，回國以後，他寫了一些不太成功的中短篇小說。1930年，他還撰寫了惟一一部政治理論著作《從資本主義到安其那主義》。此後，巴金進入了創作旺盛期，寫出了《家》、《霧》、《新生》（第一個稿本）以及很多短篇小說。
《家》是新文學史上的里程碑
解放前夕，巴金一直處於高產期，完成了“激流三部曲”的後兩部《春》、《秋》以及長篇小說《憩園》、《寒夜》，此外，他還寫作了大量的中、短篇小說以及詩歌、散文等。
《家》于1931年在《時報》開始連載時，篇名為《激流》，在寫作過程中，巴金的大哥李堯枚因投機生意失敗而自殺了。在巴金的記憶中，大哥是舊制度下的犧牲者。在聽到噩耗的那天晚上，他輾轉難眠，決定調整《家》的結構，把大哥作為主要人物原形來寫，他要把一個垂死制度犧牲者放到人們面前。由於寫的都是熟悉的人物、事件和生活，《家》的創作十分順利，許多部分和情節一氣呵成。
《家》不僅是巴金的代表作，也是新文學史上的里程碑。
開明書店1933年5月出版《家》單行本，在以後的十幾年裏出版了33版，銷售數十萬冊。該書1949年改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僅北京一地就印行了15次。它還先後三次被改編拍攝為電影，並多次改編成話劇、戲劇、電視劇、舞劇等，風行了半個多世紀。
至解放前夕，巴金一直處於高產期，完成了“激流三部曲”的後兩部《春》、《秋》以及長篇小說《憩園》、《寒夜》，此外，他還寫作了大量的中、短篇小說以及詩歌、散文等著作，並翻譯了屠格涅夫的《父與子》、《處女地》等等。
1944年，40歲的巴金與蕭珊結婚了，這對夫妻從此相濡以沫，直到1972年8月13日，55歲的蕭珊離開人世。
解放以後，巴金被捲入社會政治活動中，先後擔任了華東軍政委員會教育委員會委員、上海市文聯副主度等職務，他不得不參加各種會議、活動和應酬，在相當長一段時間裏，他寫了很多符合形勢需要的應景文章。多年後，他反思這個時期的寫作說“……我過去也是一個‘歌德派’”。
“文革”開始以後，巴金被作為“牛鬼”，接受批鬥和改造。在此期間，無論巴金個人還是他的家庭，都遭受了巨大的劫難。種種批鬥和折磨、毆打、羞辱讓巴金夫婦吃盡了苦頭，巴金只有“死心塌地做起‘奴隸’來”。
1973年年底，他開始翻譯赫爾岑的《往事與隨想》。
在翻譯過程中，由於自身處境與經歷的關係，他似乎置身其中，與作者產生了深深的共鳴。1976年，“四人幫”被打倒，巴金相當長一段時間集中在了對“四人幫”罪行的批判上。
用知識分子的勇氣創作《隨想錄》
晚年的巴金在《隨想錄》一書中，以罕見的勇氣“說真話”，為中國知識分子樹立了一座豐碑。他對過去的反思，他追求真理的精神也贏得了文化界的尊敬。
1978年年底，巴金開始寫作《隨想錄》。當時，香港大公報老編輯潘際坰重返報社，他通過朋友向巴金約稿，巴金建議他辦一個“隨想錄”的專欄，自己將陸續寄稿，潘高興地答應了。
這個專欄一寫就是8年整。
在寫作、發表過程中，還發生過一件小插曲。1985年，潘際坰被報社通知提前退休，但他向報社提出了惟一的條件───退休後義務為巴金看大樣，直到“隨想錄”專欄結束。在過去7年時間裏，他編發的“隨想錄”從沒出過差錯，偏偏就是他不在香港的一次，稿子被無理刪改了。因為巴金還有23篇文章沒有發表，所以他不放心。1986年夏天，巴金通過郵局掛號郵寄的兩篇稿子時隔兩個多月還沒見發表。
巴金專為此事在幾天中一連寫了三封信給了潘際坰，托他幫助搜尋、詢問。信中說：“現在有件事拜託您。
《隨想一四四》和《一四五》遵囑您返京後仍寄原址交（六月中旬寄廣州處轉港），至今未見發表，請代問一下，要是《大公報》不願發表最後幾篇，那就到此為止吧，不必勉強……“還在另一信中說：”信收到。6月12日寄出的稿子我看不會遺夫，已找魏帆拿回執到郵局查問了……“這兩篇文章是《官氣》和《文革博物館》，在《官氣》中，巴金用犀利的筆觸鞭撻了當時某些作威作福的人，抨擊了坐在辦公室裏唱著”為人民服務“之高調，行”挂羊頭賣狗肉“之實的衙門作風；在《文革博物館》中，他又大聲疾呼：歷史的悲劇不能忘記，為了不讓歷史的悲劇重演，大有建立一座”文革“博物館的必要。
然而這兩篇頗有分量的文章就這樣莫明其妙地“遺失”了。沒過多時，巴金知道潘際坰有事到了北京並將很快返回香港，特地委託一位已故朋友的外孫女把《官氣》、《文革博物館》、《三十年前》、《懷念葉非英》及《三說端端》五篇手稿專程送到北京，交到了潘際坰手中。
文章經潘先生之手在《大公園》專欄上一一見報了。
從《隨想錄》裏，人們又見到了那個熟悉的巴金，他開始獨立思考而不再盲目聽命，掙脫思想枷鎖而不再畏首畏尾，直言中國過去“太不重視個人權利，缺乏民主與法制”，痛感“今天在我們社會裏封建的流毒還很深，很廣，家長作風還佔優勢。”集中批判“長官意志”。晚年的巴金在《隨想錄》一書中，以罕見的勇氣“說真話”，為中國知識分子樹立了一座豐碑。他對過去的反思，使得人們再度把晚年的巴金和青年的巴金聯繫起來，他追求真理的精神也贏得了文化界的尊敬。
本文寫作參考了陳丹晨的《巴金全傳》、巴金的《隨想錄》、陸正偉的《晚年巴金》等著作。
本報記者 張弘
來源：《新京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