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痛之餘，作家摩羅接受了早報記者的專訪。

　　摩羅表示，社會上習慣稱巴金為“文學巨匠”或“文學大師”，但是他認為相比文學史，巴金在精神史上佔有更重要的地位。
 
　　在20世紀，中國歷史產生了許多在當時影響巨大的人物，但對後來的人卻很難產生影響。魯迅、弘一、晏陽初、陳寅恪、林昭、巴金等人卻是例外。魯迅的價值是超越于文學的，陳寅恪的價值是超越學術的，林昭的價值是超越政治的，他們是我們未來時代的精神財富，值得後人學習。對於巴金，他的精神同樣是超越文學的。

　　摩羅說巴金有三大特點。一是巴金懂羞恥（知恥）。摩羅個人認為，巴金具有這種強烈的羞恥之心，他對政治具有很強的抱負，因此巴金不是單純的文學人。基於社會道德問題，他努力尋求解決社會的醜陋與罪惡。他進入文學界不同於其他人只注意文化的罪惡，卻沒有注意到人根源和本質上的醜陋以及社會的醜陋，在這點上巴金顯得與眾不同。

　　第二個特點就是提倡說真話。巴金的晚年博得了尊敬，反復提倡講真話，這在他五本《隨想錄》中得到了驗證。在文革期間，他違心地說了一些假話，羞恥感讓他覺得尊嚴喪失。在知恥的基礎上，在文革結束後，在講真話方面，他是最好的表率。巴金企圖引導民族從說假話中往說真話上轉變，這點是難能可貴的。

　　三是反思自己。巴金敢於從自己說起，從人性的懦弱、奴性、傷害、趨附反思。這在他的晚年回憶錄中曾有過細節體現，如當他在文革中遭受迫害後只能老實地低頭認罪，回家後他只能對著鏡子練習認罪時的姿勢。他到晚年敢於展示自己的醜陋，對那些經歷過特殊時期的人能起到一種很好的感召作用。他的敢於揭露自己的隱痛處是超越心理層面，將它提升到了對自己道德層次上的審判。(東南早報 曹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