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之後，噩夢雖過，悲慟難忘，整日面對最親愛人的骨灰，巴金的晚年總是生活在沉重的心理氛圍下。
於是巴金開始了寫作《隨想錄》，這是他生命中最後一項大工程，從1978年12月到1986年7月，耗費了整整七年的時間，終以煌煌五卷四十多萬字的巨著，奉獻給人們一部這個時代“說真話”的大書。它滲透了老人晚年的真實思想與感情，寫出了一個中國知識分子近四十年來心路歷程的偉大“懺悔錄”
“這是一筆心靈上的欠債，我必須早日還清。它像一根皮鞭在抽打我的心，仿佛我又遇到五十年前的事情。“寫吧，寫吧。”好象有一個聲音經常在我耳邊叫。我快要走到生命的盡頭了，我不願意空著雙手離開人世，我要寫，我決不停止我的筆，讓它點燃火狠狠地燒我自己，到了我燒成灰燼的時候，我的愛，我的恨也不會在人間消失。”——巴金一個老人的懺悔——讀巴金《隨想錄》
文/老面
人們習慣用“浩劫”來形容文化大革命的十年。的確，那種類似于宗教崇拜的狂熱和瘋狂的造神中所展現的人性的醜惡是怵目驚心的，是與現代文明，乃至近代文明格格不入的。可以說它的發生與整個民族的文化心理結構，有著直接的聯繫。並同時反映出人性層面的醜惡。而審視知識分子在這幕歷史活劇中的表演，挖出隱沒于文化和人性深層的原因，便是我們這個多難民族具有類運動免疫力，在此後健康發展的關鍵所在。
從這個意義上講，巴老的《隨想錄》結束了一個迷亂的時代，而開啟了一個尋找與叩問的時代。這是一部由150篇短文組成的散文隨筆集，寫作時間是1978－1987年，當時雖然浩劫已去，人文環境相對寬鬆，但說真話的權力卻是有限度的。巴老是勇敢的，也是真誠的。而這種勇氣和真誠便來自一個從事創作五六十年的老作家的良知和責任感。“五卷書上每篇每頁滿是血跡，但更多的卻是十年創傷的膿血。我知道，不把膿血弄乾淨它就會毒害全身，我也知道，不僅是我，許多人的傷口都淌著這種膿血。”巴金的偉大之處就在於此。走出歷史的荒蕪，他沒有醉心於苦難中的甜蜜，也沒有把自己當作受害者和譴責者，而是把自己連同歷史一起押上審判臺，他“把筆當作手術刀一下一下地割自己的心”。他解剖著自己，同時解剖著歷史，他要找出附於文化與心靈上的毒瘡與膿血，為一個民族清算歷史，找出通向未來的道路，他要建立“文革博物館”。他寫這部散文集已不存在任何功利的目的，正如他在五個集子的合訂本的序言中所說：“講出了真話，我可以心安理得地離開人世了。”無所求也無所懼，一個知識分子的良知，在遭壓抑太久之後終於爆發了。在種種的壓制、報復與恐嚇中，他還是以驚人的意志記下了他人生最後的懺悔。這是一顆高貴的靈魂，他容不得些許的微塵。“六十年的寫作生活並不使我留戀什麼，和當初一樣，我並不為個人的前途擔心，把自己的一切奉獻出來，雖然只有這麼一點點，我總算說話算數，盡了職責。”我們該為善良的老人慶倖，命運給了他時間，讓他給自己的創作生命寫下一個完美的句號。同時也給中國作家打制了一個楷模式的人格形象。
讀《隨想錄》，已經沒有《家》、《春》、《秋》裏充滿激情與青春的激越的文字，已不再會為那近乎直露的浩蕩的情感所淹沒。然而它的平靜而沉實的筆調，卻正適合了一個歷史老人懺悔與批判的深度和智慧，也有人說《隨想錄》的筆調太平談，忽略了文字技巧。我想以老人的段話來回應：“我的寫作的最境界，我的理想，絕不是完美的技巧，而是高爾基《草原故事》中的‘勇士丹柯’－－‘他用手抓開自己的胸膛，拿出自己的心來高高舉在頭上’……我不會離開過去的道路，我要掏出自己燃燒的心，要講心裏話。”
對於這樣一個善良而真誠的老人，我們還苛求什麼呢？如果說文革十年中，在強權和非理性氾濫的時候，中國知識分子集體缺席的話，（當然，除了那些“獨舉此火”的勇士如顧準𡊨張志新等）巴金老人就是在給自己補課。然而實際上有許多人並沒有把這一課補上。而我想，只有把這一課補上，這種免疫力才能深入我們民族的血液，使她永遠遠離歷史的歧途。對於我們，沒有經過那個時代的我們，這本用真話建立起來的揭露“文章”的博物館，也許就是最好的教材了。（千龍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