啟示一：一面旗幟倒掉了；啟示二：後人對魯迅的“捧殺”；啟示三：中國作家的反思。在巴金的百年生涯中，真正屬於作家的生涯，細算起來不過三十幾年，相對於他的前半生，後半生的巴金顯然與他投身文學時的初衷漸行漸遠。
10月17日19時零6分，“近年來一直靠鼻飼，每天根據醫生制定的治療方案，將流食通過鼻子輸入體內”的巴金，終於“熬”到101歲，戴著“中國一代文學巨匠”的桂冠駕鶴西去。
啟示一：一面旗幟倒掉了
從17日下午三時一直守在巴老身邊的上海作協副主席趙長天，“眼看著巴老的血壓從正常一路滑落，眼看著巴老的嘴唇從翕動到靜止”，心情開始陷入矛盾，“一方面我不希望巴老走，有他是我們上海文壇的驕傲，另一方面我不忍心看他經受痛苦”。
趙長天所說的巴老痛苦，不僅包括病痛對於巴老的折磨，還應包括廣為人知的“巴老個人主張安樂死”，卻至死未能如願的心靈創傷。據趙長天講，從1999年華東醫院發出第一次病危通知開始，六年時間，為了接呼吸器，巴老的氣管被切開，之後雖然意識清醒卻不能講話，無法表達。一次他在病中短暫的清醒時間裏曾說過：“我是為你們而活著”。
眾所週知，中國內地各級“作協”並非香港作協那樣，是一個由作家們自發成立的群眾團體，而是一個由中共各級組織部門嚴格篩選甄別而後再行任命的“官場”（中國作協就是正部級單位），除去名譽職務，大凡在作協裏任職的作家，同時也是一名領取相應級別薪水的“政府官員”。
巴金辭世的報道規格之高，雖然與“中國一代文學巨匠”的名銜不無關聯，亦不可忽視其曾經擔任過的諸多官職。值得關注的是，“從1999年華東醫院發出第一次病危通知開始，六年時間，為了接呼吸器，巴老的氣管被切開，之後雖然意識清醒卻不能講話，無法表達”。然而，“一直為了所有關心他的人而苦苦支撐著”的巴金，儘管早已喪失了人的正常行為能力，其間卻仍被任命為“第十屆全國政協副主席”和“中國作家協會第六屆委員會主席”，可見巴金老人勉強活著的全部理由中，“官場”需要仍然佔了很大的比重。對此，中國作協副主席、前文化部部長王蒙在接受新浪網的連線採訪時說了一句真話：“我感覺到這是一顆巨星隕落了，一面旗幟倒掉了。”
筆者之所以把“一面旗幟倒掉了”看作是一句真話，是因為在鋪天蓋地有關巴老的溢美之詞中，只有這句才真實地反映出，老人存世時的意義並不在於“作家巴金”的作品，對於二十一世紀中國文壇乃至文學青年們是否還有“時代的吶喊”般的影響力，而在於“旗幟巴金”對於現階段中國人“革命、愛情、文學三位一體”的號召意義，這也是巴金辭世的最大看點。
啟示二：後人對魯迅的“捧殺”
由於巴金既是作家又是官員的雙重身份，官場和作家們對其辭世同時表示出極大的關注就不足為奇了。溫家寶總理在第一時間內把花圈送至巴金靈堂的舉動，足可驗證官場的重視程度；以王蒙為代表的許多健在作家通過網路連線方式，紛紛向社會公眾表達各自內心的複雜感受，則是另一方佐證。不同之處在於作家們的聯想是豐富的，誠如很想見到巴金但卻錯失了見面機會的作家余華所說，“巴金的去世讓人很難受，但我想，巴金把人生小說寫完了才走，而另一位文壇巨擎魯迅，人生小說沒寫完就走了”。
因巴金而聯想到魯迅，應該說是一件十分自然的事，因為魯迅與巴金有許多共同點：兩人同為二十世紀三十年代活躍的文人；同是今人眼中的“大師級人物”（魯迅頭上的“中國文化革命的先驅”桂冠，足與巴金的“中國一代文學巨匠”相媲美）；兩人都曾“影響了幾代人”。不同的是，巴金後來做了大官（全國政協副主席屬於“四副兩高”序列，享受黨和國家領導人待遇），魯迅卻以“自由撰稿人”身份英年早逝。
說魯迅是一名悲劇性人物，不僅在於他少年時曾經經歷過“從小康人家而墜入困頓”，以及創作旺年就英年早逝的人生不幸，還在於他與文學結緣時的某種“被動”，而非是文學的自覺。正如他在《吶喊》結集時的自序中談到的，他是在抄錄沒有任何意義的古碑鈔本時，被“他們”提醒“你可以做點文章─”
魯迅所言的“他們”，是指一九一五年創刊，一九二三年成為中共機關刊物的《新青年》，以及該刊團結的一批包括錢玄同在內的左翼文人。 魯迅說：“我雖然沒有自我的確信，然而說到希望，卻是不能抹殺的，因為希望是在於將來，決不能以我之必無的證明，來折服了他之所謂可有，於是我終於答應他也做文章了，這便是最初的一篇『狂人日記』”，“既然是吶喊，則當然須聽將令的了，所以我往往不惜用了曲筆，在『藥』的瑜兒的墳上平添上一個花環；在『明天』裏也不敘單四嫂子竟沒有做到看見兒子的夢，因為那時的主將是不主張消極的。至於自己，卻也並不願將自以為苦的寂寞，再來傳染給也如我那年青時候似的正做著好夢的青年。這樣說來，我的小說和藝術的距離之遠，也就可想而知了。”
顯然，魯迅是以“既然是吶喊，則當然須聽將令的了”的心態開始文學創作，並在“將令”驅使下，“把階級的束縛加在文學上面”（梁實秋語）。儘管魯迅後來對此解釋為“文學不借人，也無以表示『性』，一用人，而且還在階級社會裏，即斷不能免除所屬的階級性，無需加以『束縛』，實乃出於必然”，卻非他剛剛步入文壇時的初衷。
從“我的小說和藝術的距離之遠”這個看點上分析魯迅，可見魯迅的自知之明，還可見後人將其抬到嚇人的高度，既與事實相悖，也非他之所願。
啟示三：中國作家的反思
在巴金的百年生涯中，真正屬於作家的生涯，細算起來不過三十幾年，相對於他的前半生，後半生的巴金顯然與他投身文學時的初衷漸行漸遠，他在新中國創作的唯一能夠被大多數人們所熟知的文學作品，就是一部被改編為電影《英雄兒女》的中篇小說《團圓》，而他的《家》、《春》、《秋》三部曲，以及後來的《寒夜》等“影響了幾代人”的文學作品，大都出自青年巴金之手。
作家劉震雲說“巴金先生的去世，標誌一個時代的結束”。李承鵬則認為，巴金的辭世並不是一個作家的離開，而是一個時代的離開。那是一個可以把革命、愛情、文學三位一體的時代。鄧友梅說，巴老對我來說，是讓我理解了做一個作家先要做一個好人，做一個真誠的人，一個對社會負責，對人民負責的人。
筆者以為，或許巴金老人的人品要比他的作品流傳得更為久遠，因為他留給後人更多的是一個作家的良知，而這恰恰又是中國文壇上時下最為常見的一種缺失。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巴金老人的辭世，恰與2005年度諾貝爾文學獎揭曉相隔四天，兩件文壇大事，雖然是以“巨星殞落”和“諾獎再與中國無緣”的悲憫面孔，向當代中國作家們的心頭撞來，若能收到促人深思和猛醒之功效，則又是不可多得的好事了。
大公報\甄城（作者為資深傳媒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