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是一個有熱情、有進步思想的作家，在屈指可數的好作家之列的作家……”魯迅先生這樣稱讚的巴金，告別我們去了。
“2005年10月17日19時06分，一代文學巨匠巴金永遠離開了我們。”（10月17日《新華網》）這一天的淩晨，“神舟六號”載人飛船返回艙成功著陸。可以想像的今後，每一年的“歷史上的今天”都會銘記晨昏的這兩件大事。
101歲。跨越百年的巴金。生於成都，逝于上海。從此，長壽不再是一種懲罰。希求中的安樂死終於由死來終結。死，從來都是另一種生的開始。而永生是沒有止境的一個又一個百年。巴金用他101歲的那個1歲的零頭，在時光的隧道裏與未來的百年銜接好了。
寒夜家春秋，生之懺悔我的呼號我的夢；憩園霧雨電，懷念蕭姍我的眼淚我的心。連綴巴老的這些書名篇名，無意中有了敬輓的意味。愛，恨，真話，良知，人民作家，翻譯家，《收穫》主編，全國政協副主席，中國作家協會主席，中國現代文學館，以及構想中的“文革博物館”……這些主題詞的時時涌現總是在告訴我：人還在，燈亮著；燈亮著，人還在。
巴金留給我們的財富，是那麼的富饒。而我更願意將巴老看做是思痛文學遺產與思痛思想遺產之濫觴。“已經痛定猶思痛，曾是身危不顧身。”多少偉岸的文學家、思想家就是這樣走過的？因為有了巴老帶好頭。思想隨筆《隨想錄》的問世，在上世紀80年代中國的思想界、文學界引發了一場歷史反思的涌潮，質樸的“說真話”三個字成了至高的人格標桿；到了90年代以及新世紀，依然薪火傳遞。楊絳韋君宜，李銳李慎之，胡繩于光遠，戴煌徐鑄成，牧惠季羨林，嚴秀邵燕祥……他們反思思考的對象儘管不盡相同，但精神脈絡是一樣的，終極追求的是全人類的普適價值。
有形無形中，《隨想錄》啟發了眾多知識分子反思歷史的責任感和使命感。韋君宜薄薄一冊12萬字的《思痛錄》，被認為“其思想深度和精神穿透力，足以與巴老的《隨想錄》並論”。延安“搶救運動”之後大大小小的政治運動，是多少中國人無法回避的切身經歷，那種制度環境下的思想行動，扭曲的不僅僅是人性。韋君宜在生命的最後歲月裏，在病床上以“杜鵑啼血”式的無畏精神，啼寫出大徹大悟的《思痛錄》，書籍出版後反響巨大，曾被思想文化界稱為“韋君宜現象”。“韋君宜現象”與巴老的“說真話精神”，是一脈相承的。
思痛文學與思痛思想留下的遺產，是文化老人們對我們這個時代的擔責，激情、坦誠、善良、勇敢。這是“要忠實地生活，要愛人，要幫助人”的真實體現。思痛是因為自己、他人、國家、民族都經歷了巨痛，反思思考這樣的“痛源”，是為了避免今後新痛又生。“文革”期間，巴老成了“被侮辱與被損害的”，經歷了“煉獄之夢”，被“遊鬥”了三四年，而妻子蕭姍的死對他的打擊，比“文革”中任何苦難迫害都要沉重，這在陳丹晨所著的《巴金全傳》中有詳細的記錄。小牛棚大牛棚，牛棚就是牛棚，牛棚住牛是家，牛棚住人是獄。
曾在《報刊文摘》上讀到一篇回憶巴老的文章，寫的是文革“陪鬥”時巴金“凜然不屈的高昂的頭”：1967年，文革“如火如荼”，7月中旬的一天，上海市造反派在華師大校園廣場聯合批鬥“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吳強，而由“反動文霸”巴金陪鬥。巴金當時是上海作協主席，說他與作協黨組書記吳強“一貫狼狽為奸”，現在批鬥吳強，他自然應當“陪鬥”。“在一片震耳欲聾的口號聲中，押他上臺的大漢狠狠地揪住他的頭髮往下按。誰知剛按下，他的頭就倔強地昂了起來；再按，再昂，如此反復，巴金的脖子上仿佛裝了個強有力的彈簧，造反派無論如何也無法使他低下頭去。”“造反派在暴怒之下，索性一手抵住他的脊背，一手抓住他的頭髮往後扳……難以忍受的痛苦使他的臉頰都扭歪了。但是，他咬緊牙關，緊皺雙眉，一聲不響，造反派的手一松，他的頭又高高地昂了起來。”巴金的脖子像裝了強力彈簧，那是因為他的精神強勁不屈，以痛抗痛。而巴老夢想著中國能夠建立“文革博物館”，就是為了全民族的痛定思痛。
幸福僅一個，痛苦有千種。古希臘哲人埃斯庫羅斯在他的《著作殘篇》裏說：“神制定了‘痛苦乃大悟之母’的訓條，教導人類深思。”在許多歷史的節點上，思痛，是一個人靈魂的最好歸宿，也一個民族靈魂的最好歸宿。（中華工商時報 徐迅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