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全國十大考古發現評選泥河灣盆地、于家溝舊石器遺址等10項發掘為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 鹿邑隱山遺址商周青銅墓等3項發掘獲全國重大考古新發現提名榮譽獎 。
本次評選由宿白、徐蘋芳等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學、中國科學院古脊椎動物和古人類研究所、中國歷史博物館、故宮博物院、中國文物研究所的10余位著名考古學家，從去年的460項考古發掘項目中評選出10項作為"1998年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這十項考古發掘上迄1萬多年的舊石器時代，下至唐宋，時間跨度大，是1998年全國考古工作成果的突出體現，在恢復中國古代歷史面貌、揭示中華文明發展進程等方面具有重大價值。
此外，專家還確定河南鹿邑隱山商周青銅墓等3項發掘為1998年全國重大考古新發現提名榮譽獎。依時代順序，獲得1998年十大考古新發現的項目分別是：
1、泥河灣盆地于家溝舊石器遺址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和北京大學考古繫於1995年至1998年對河北省陽原縣泥河灣盆地進行發掘，1998年重點對泥河灣中部虎頭梁一帶的于家溝遺址、馬鞍山遺址等10個舊石器遺址和姜家梁新石器時代遺址和墓地進行了揭露,發掘面積達2700平方米。其重要收穫是在於家溝遺址找到了華北地區極為難得的更新世末至全新世中期的地層剖面和文化剖面,為這一地區舊石器時代向新石器時代過渡的考古學文化研究提供了科學可靠的地層證據和文化序列證據。剖面下部距今8000－14000年前的細石器文化層中,出土有細石器工藝製品、裝飾品和楔形石核、細石葉、端刮器、尖狀器、雕刻器、錛狀器等石器,以及年代超過萬年的夾砂黃褐陶片；剖面上部含有新石器文化遺物，年代約為距今5000－8000年前。這一發現,對舊石器時代向新石器時代過渡、農業起源、制陶業起源等重大學術課題的研究,具有重要意義。
2、含山淩家灘新石器時代祭壇和墓地
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于1998年10－11月對含山縣淩家灘遺址進行了第三次發掘，探明以淩家攤遺址為中心，半徑約2公里的範圍內分佈著6處新石器時代遺址和1處大型墓地，係一處規模較大的新石器時代晚期的聚落群。本次發掘最重要的收穫是在淩家灘墓地中心的最高處發現新石器時代祭壇一座,面積約600平方米,由大小不一的石塊和鵝卵石與粘土攪拌鋪設而成,中間高四週低,平面為不規則圓角長方形;祭壇可分三層,分兩次建成。44座墓葬中出土大量精美玉器,有玉人、玉龍、玉璜、璧、玉喇叭形飾、玉鷹、玉鏟等，其數量之多、種類之豐富、雕琢之精湛為安徽省新石器時代考古的重大收穫。其中玉人以淺浮雕技法製成,體態比例勻稱,是我國發現時代最早的新石器時代人體玉雕塑；玉鷹、玉龍等造型獨特，在製作思想、造型構思、工藝技術等方面都表現了嶄新的觀念,為長江中下游地區玉器的產生和發展提供了研究資料.石鑽和與之伴出的一件正面磨成凹形的褐紅色砂岩礪石,係石制加工工具，在我國新石器時代考古中屬首次發現,對研究新石器時代制玉工藝有極為重要的意義。淩家灘文化出土的玉器鑽孔技術尤為發達,是中國玉器發展史上的第一個高峰。祭壇和玉禮器的發現為探討中國文明的形成提供了重要資訊。
3、金壇三星村新石器時代遺址
三星村遺址是蘇南地區保存好、面積大的一處新石器時代文化遺址,現存面積10萬平方米南京博物院等單位在發掘的640平方米麵積中,共清理不同時期的墓葬1001座,灰坑55個,房址4處。出土陶、石、玉、骨角牙蚌等各類文物達4000余件，數量之多，價值之大，器物之精在國內同時代原始文化中極為罕見。其中骨角牙蚌器數量眾多且製作精良,刻紋板狀器前所未見,可能與原始宗教、巫術等有關。石器中的七孔石刀是此類器分佈的最東緣;石鉞無使用痕跡,為禮器,對全面認識鉞的產生和發展具有重要價值。刻印雲雷紋的彩陶豆是目前所見雲雷紋最早的實證。遺址墓葬分佈十分密集，疊壓關係豐富，尤其難得的是墓中人骨標本骨質堅硬，頭顱骨大多完整，這在長江下游地區同時代遺址中為僅見。1000余具人骨標本填補了我國新石器時代體質人類學研究領域的空白。這一發現為研究長江中下游地區新石器時代文化類型和文明起源等重大學術課題提供了有力的佐證。
4、忠縣中壩遺址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1997年12月至1998年底對重慶市忠縣中壩遺址的發掘中，首次發現了有明確地層關係的三星堆文化（三星堆文化與老官廟下層文化晚期階段共存）－老官廟下層文化－哨棚嘴文化的地層疊壓關係,初步建立了從新石器時代晚期至夏商時期的年代序列,對建立峽江地區史前考古學文化序列具有重要意義;發掘首次在重慶峽江地區揭示出東周時期房屋居住遺址48座,其數量之多,上下疊壓延續分佈的現象,在同時期遺址中尚屬罕見;房址均為地面建築,平面多呈長方形,面闊3間,房址地面都經過加工處理。這批房址的發現對了解峽江地區東周時期的聚落形態、房址結構的發展和變化、生活方式等,都具有重要的學術價值。發掘還揭示東周時期墓葬23座、漢代龍窯5座,是四川盆地目前發現的時代最早的龍窯,對了解漢代龍窯的結構、研究龍窯的起源、發展等問題,具有重要的研究價值。
5、北票康家屯夏家店下層文化石城址
康家屯城址現存面積1.5萬平方米，遼寧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于1997年至1998年間共發掘面積4000多平方米，清理東、南兩面180多米的城墻，東城門址一處，東、南城壕二段；在城內西部清理出早、晚兩期石墻建築14道，19座規模大小不同的房址臺基，5座石築穴；城內東北部清理出3道石墻，一座石穴。發掘揭示出城址原呈方形或長方形，在長期延續使用中經歷了早、晚兩階段。城墻上窄下寬，分段而築，內外墻面選用較大塊的青灰色厚石板抹泥口壘砌。東南城墻外側和城墻外角發現砌築突出的"馬蹄形"石建築，酷似後世城墻上的"馬面"，尤為重要。這次發掘是我國首次對夏家店下層文化石城址的大規模發掘，對我國北方早期城址的形制、佈局以及當時的城居生活與社會形態等多方面的研究，提供了新資料。
6、紹興印山越國王陵
1996年9月－1998年4月由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紹興縣文物保護管理所進行發掘。 整個墓地佔地面積10萬平方米,四週設有隍壕圍護,規模宏大。墓葬是帶寬大長墓道的長方形豎穴岩坑木槨（室）墓,墓上有巨大封土堆。墓坑從山頂岩層中挖鑿而成,平面呈東西向長方形,現存坑口長46米,最寬處19米,坑深14米,墓道設在東壁正中。墓室呈長條兩面斜坡狀,橫斷面呈三角形,規模巨大,內設前、中、後三室,均用巨大枋木構築,枋木三面髹漆,加工及其規整平直,構築整齊合縫。墓室前設2.5米長甬道以連接墓道。大型獨木棺置於中室,棺長6.04米,寬1.12米,內高0.4米,內外髹漆。此外,墓葬的填築採取了防水、防腐的方法。墓葬中室出土石劍、玉鏃、玉鎮、龍首形玉件、長方形玉飾、微型玉管珠、漆木杖、殘漆木器等精美隨葬品30多件。墓坑青膏泥填土中出土的保存完整的青銅鐸和木質夯具,十分珍貴,為了解當時的夯築工具提供了寶貴的實物資料。陵區規模巨大,木室墓和墓內巨大的獨木棺構成了越國王陵的鮮明特色,這種特殊形制的墓室和木棺的發現,對深入了解越國的埋葬制度、推動越文化的研究具有特殊的價值。
7、三峽庫區雲陽李家壩遺址
1998年10月－1999年1月，四川大學三峽考古隊對重慶市雲陽縣李家壩遺址進行發掘。 遺址內涵豐富，時段長、規模大且保存完好。發掘清理的46座戰國至西漢時期土坑墓是本次發掘的重要收穫。墓葬均為豎穴土坑墓，分佈密集，排列大致有序。葬式具一定特色，部分墓葬有殉人、殉頭現象，為戰國時期巴人實行人牲人殉制度提供了重要實證。墓葬隨葬品豐富，出土了大批精美的戰國時期巴蜀文化青銅兵器，其中龍蛇紋 矛、通體飾雲雷紋矛、通體線刻浮雕虎紋等，均為巴文化精品，具有重要學術價值。同時隨葬器物文化面貌豐富多彩，顯示出多種文化交流融合的獨特文化特徵和時代特徵，為研究巴文化的發展、繁榮和融合消失提供了新的極具價值的資料。該遺址作為巴人分佈在澎溪河流域的一個區域性中心，是繼涪陵小田溪遺址之後，巴文化研究領域的又一重要考古發現，對研究和揭示巴文化的歷史面目、探索巴蜀文化及楚文化的聯繫和差異等問題具有重要意義。
8、小浪底水庫東漢漕運建築基址
為配合黃河小浪底水庫工程建設,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對山西平陸、夏縣、垣曲三縣黃河北岸的庫區淹沒區進行調查,發現總長5000余米的黃河古棧道遺跡,並考察了黃河北岸有關黃河漕運與軍事佈防的建築遺跡。洛陽市第二文物工作隊對位於小浪底水利樞紐上游的漢代大型建築遺址進行了發掘,揭露面積5983平方米,遺址整體呈規則的長方形,南北長179米,東西寬29米,由城垣、通道、柱礎石、路面等遺跡組成。墻垣內被兩道寬約6米的東西向隔墻等分為三個單元,現存通道25條,通道兩壁有垂直狀柱槽。整個建築地面及圍墻均挖土夯築而成,墻垣內地表分佈有排列有序的大小兩種柱礎石。所獲遺物多是泥制灰陶板瓦、筒瓦和正面模印篆體"關"字瓦當。遺址的使用年代為西漢中期至東漢,其形制與漢長安城內的武庫和渭河南岸同時期大型糧倉－京師倉有相似之處,可能具有倉儲轉運和軍事守備雙重作用。該遺址的發現將對我國古代建築、黃河漕運、軍事守備等多方面的研究提供寶貴資料。
9、南京六朝家族墓地
南京市博物館考古隊于1998年6－8月、9－12月分別對東晉明臣高菘家族的三座墓葬和東晉豪族王氏家族三座墓葬進行了發掘。墓葬均係磚築結構,高崧家族的墓葬磚室規模較大,全長在7米以上,墓室高3米余,分"凸"字形穹窿頂和"凸"字形券頂兩種,由封門墻、甬道、墓室等部分組成。墓內多設磚砌棺床、燈臺、燈龕及直欞假窗等設施;對王氏家族10號墓的全面系統揭露表明,墓葬為帶甬道的單室磚砌券頂墓,有長方形墓坑和斜坡墓道,墓門有封門磚和擋土墻,墓坑口上有封土堆,為確認六朝墓的墓葬形制和構築方法提供了實物證據。另外,此次發掘的三座墓在王氏家族墓地的位置,反映出整個墓地分佈著相對集中的四個埋葬區域,為研究東晉世家大族墓地選擇和墓室排列規律具有重要意義;高崧家族墓出土的隨葬品豐富而精美,計有金、銀、銅、鐵、玉石、漆木、陶瓷等幾大類,以成組成套的玉佩飾、玉劍具和各類金飾品佔大宗,尤其是集中出自紀年墓中的30余件玉器,是迄今為止我國六朝墓葬中出土數量最多的一次,特別是玉劍飾和兩套完整的組玉佩的組合方式完整地保留下來,對重新認識六朝玉器、研究六朝佩玉制度,具有重要學術價值。
10、林湖寺龍口越窯窯址
1998年9－12月由浙江省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學考古係、慈溪市文物管理委員會聯合發掘。清理出龍窯窯爐一座、作坊遺跡一處;獲得自唐末五代至南宋初期的各類瓷器三萬餘件（片）和大量窯具標本。其中南宋龍窯窯爐、作坊遺跡係越窯遺址中首次發現。窯爐由窯床、窯墻、火膛、火膛前工作面等部分組成;作坊遺跡發現于窯爐北側堆積中,平面呈方形,有東西、南北各一道匣缽墻,殘高近1米。這兩處重要遺跡的揭露,將會展示越窯制瓷工藝的整個生產流程。發掘首次確定了南宋地層,出土的月白、天青釉瓷器,釉面溫潤而含蓄,呈半失透狀。器類有觚、爐、玉壺春瓶、花盆等,其風格與北方汝官窯頗為接近,應為供器或宮廷用器;此外,南宋層還出土一外底陰刻"官"字的匣缽,證實了此地為南宋初期宮廷用瓷的產地。五代地層中,出土大量秘色瓷和眾多帶銘文的匣缽或瓷片,銘文一般刻在匣缽外壁或碗內外底心,計有姓氏類、方位類、紀年類、用途類等,是研究五代瓷手工業的重要資料。本次發掘是建國以來對越窯中心窯場的第二次大規模揭露,再現了越窯從唐末五代到兩宋時期發展演變的歷史軌跡。為解決貢窯、秘色瓷等學術問題提供了可靠的實物資料,並進一步提出了越窯與汝官窯、南宋修內司窯的關係等一系列學術問題。（中國歷史文化遺產保護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