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下，全世界都在關注中國的和諧社會建設，而中國則在研究借鑒國外的和諧社會經驗方面作了大量工作。

    作為黨際交往的主要平臺，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成為這一工作的主陣地之一。從十六屆四中全會到六中全會的兩年間，中聯部以兩大專題報告為核心，將國外構建和諧社會的經驗教訓介紹到高層，對高層決策起到積極的參考作用，並成為有關部門和地方相關工作的重要參考資料。

    在黨際交流尤其是高層互訪中，和諧社會建設亦成為不可或缺的交流內容之一。

    中聯部副部長陳鳳翔在接受《瞭望》新聞週刊採訪時指出，儘管不一定明確提出構建和諧社會，但如何致力於社會和諧，是所有國家在邁向現代化進程中遇到的共性問題。以開闊的視野、開放的心態、開拓的精神，主動借鑒和汲取他國的經驗和做法，準確把握和諧社會建設的共同規律，有益於我國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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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強國外社會建設研究

    中聯部一直重視調研工作，圍繞黨的工作重心和中央關注重點，確定調研的具體課題。

    陳鳳翔副部長對《瞭望》新聞週刊表示，隨著和諧社會地位被擺到“更加突出的地位”，中聯部對國外相關問題的研究亦越來越重視和深入。

    2005年1月，中聯部設立了“國外構建和諧社會的做法與啟示”課題組，集中全部調研力量，經過大半年努力，形成了一篇綜合報告和23篇分報告，從宏觀執政理念、微觀政策設計和具體實踐操作等視角，介紹了一些國家在和諧社會建設方面的主要做法及值得我國借鑒的經驗教訓。該報告在去年五中全會前完成，並提交中央。

    今年初，中聯部又成立了“國外社會建設理論與實踐比較研究”課題組，組織部內調研骨幹力量，完成一篇綜合報告和22篇分報告，從7個方面介紹了國外社會建設的理論、實踐及對我國的啟示。該報告于六中全會前完成，成為一些部門和地方工作的參閱資料。

    此外，中聯部下屬的研究室在近期還專門配合六中全會，將政黨研究與和諧社會聯繫起來，以民主法治、公平正義、誠信友愛、充滿活力、安定有序、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等和諧社會六大特徵為經線，以國外不同類型的執政黨為緯線，完成了“國外執政黨加強和諧社會建設的主要做法及啟示”的研究。

    陳鳳翔介紹，為獲取國外在建設和諧社會方面主要做法的第一手資料，提高相關課題的研究品質，去年中聯部派出考察小組分赴北歐、拉美等地區，專門考察這些國家在這方面的主要做法及經驗教訓。

    同時，在我黨代表團出席相關國家政黨黨代會時，也穿插了對這些國家構建和諧社會經驗教訓的考察。如去年7月，中聯部組團出席馬來西亞巫統黨代會並順訪新加坡、泰國時，就把對和諧社會的考察列為代表團的任務之一。

    “在黨際高層訪問中，我們也越來越注重和諧社會建設主要做法的經驗分享和問題探討。”陳鳳翔說。在今年越共領導人的來訪中，兩黨領導人就和諧社會建設的有關情況進行了交流。

    陳鳳翔表示，對國外經驗教訓的研究借鑒，須立足於本國國情，在對比中產生啟發，在理論方面探討規律性，政策上則注重可操作性。

    更加注重社會公平

    “公平正義”是和諧社會的特徵和總要求之一，中央多次強調要“更加注重社會公平”，“讓全體人民共用改革發展成果”，十六屆六中全會還強調“社會公平正義是社會和諧的基本條件”。這一點，在中聯部對國外情況的研究中有突出的佐證。

    陳鳳翔副部長介紹，多數拉美國家在上世紀80年代開始以新自由主義為指導的改革，片面追求經濟增長，忽視社會政策，形成“一個國家，兩重社會”的局面，引發一些國家的社會動蕩，90年代中期以來，進入了“對改革進行改革的階段”，將改革從經濟領域擴展到社會領域，從完全關注效率轉向關注效率與公平，取得了一定成效。

    陳鳳翔說，能否不斷增進人民福利，有效協調社會各方利益，建設一個公正平等、生活有保障、人人享有尊嚴的社會，是衡量社會建設狀況的重要指標，也是各國政府在社會建設方面的基本職責。

    最能充分反映公平與效率關係的領域莫過於收入分配。陳鳳翔介紹，許多國家通過經濟立法、政策引導、行政干預等手段，縮小貧富差距，實現公平與效率的動態平衡。

    “低效、貧困的社會公平毫無意義；只注重效率，長期忽視公平，也會導致社會問題得不到有效遏制和緩解，積重難返，破壞社會和諧的政治基礎。”陳鳳翔說。

    及時調整執政理念的下一步，就是建立健全與落實相關制度。六中全會強調“制度是社會公平正義的根本保證”。以民生問題，尤其是人民群眾最關心、最直接、最現實的利益問題為重點，是國外和諧社會建設的共同規律。

    陳鳳翔說，建立與經濟發展水準相適應的社會保障體系，是最為基礎的公平制度之一。

    中聯部在這方面著重研究了現代社會保障制度的發源地——瑞典、芬蘭、德國、法國等北歐、西歐國家，這些國家已經形成了覆蓋廣、層次高、功能多的社會保障體系，這種全面而廣泛的福利網不僅保證了多數公民的社會安全和生活福利，也使部分社會困難群體避免陷於孤立無助的困境，對社會穩定與和諧起了積極作用。

    在談及歐洲國家社會福利制度目前面臨的挑戰時，陳鳳翔認為，“這從另外一個角度告訴我們，中國在建設符合自身國情的社會保障制度時應注意什麼”。

    經過對新加坡的研究，中聯部介紹與西方福利式的社會保障不同的社會保障體系，即根據“取之於民、用之於民”的自助原則，建立以中央公積金為核心的社會保障體系。上世紀90年代初，新加坡提出要建立一個“更有溫情的社會”，對那些“較不成功人士”給予更多的照顧。

    多數發展中國家的社會保障制度起步雖比較晚，但大趨勢是在經濟發展基礎上逐步擴大社會保障的覆蓋面，保證社會成員的基本生活。

    陳鳳翔介紹，在社會領域“欠賬”太多而政府財力有限的情況下，多數國家採取“聚焦法”，集中有限資金重點救助最困難的社會群體。此外還加強各類就業培訓，拓寬就業渠道，把擴大就業作為減貧的主要途徑。

    在容易產生“不和諧”的另一突出領域——教育方面，一些國家從促進社會公平、保證機會平等的角度出發，強調教育公平，實行免費或低費教育。陳鳳翔副部長介紹說，在瑞典、挪威等國家，“平等的教育機會是建立公正有序社會的基本條件”這一理念已深入人心並充分反映到教育政策之中。

    協調利益化解矛盾

    公平正義被視為和諧之根本，而利益協調機制、矛盾調處機制則是消除不和諧的重要手段。

    陳鳳翔副部長表示，資本與勞動、腦力與體力、富裕與貧困之間的緊張、矛盾和對立是影響社會穩定的重要因素。一些國家在汲取歷史經驗教訓的基礎上，積極統籌協調各方利益，努力在現行制度框架內和法律軌道上調解紛爭、緩和矛盾。

    在制定國家經濟社會發展規則時，一些國家注意聽取不同群體的意見，有的國家還建有法定的全國性諮詢機構，如法國的“經社理事會”、南非的“全國經濟發展和勞工理事會”等。陳鳳翔說，這些機構的主要職能是匯總不同社會群體、不同地區的利益訴求，通過協商、對話使各方面的利益與呼聲得到表達，努力提高國家重大決策的民主化和科學化程度，儘量避免因決策失誤而引起的社會矛盾和社會衝突。

    南非、新加坡等國還有“民眾對話會”、“民眾聯絡所”等現場辦公方式，行政官員和議員與民眾開展對話訪談，努力為群眾解決實際問題。

    德、法等西歐國家注意運用法律手段化解勞資衝突：一方面通過制定工會法、職工參與決策法、勞動保護法等提高工會地位，保護職工利益，另一方面制定勞資協議法，推動雙方建立協商談判機制，以集體談判的方式就工時、工資、勞保等重要事項達成協定，以避免雙方矛盾激化。在協議不成時，大多通過法律機構解決，如德國有勞工法院和福利法院，前者負責處理勞資糾紛，後者負責受理所有社會福利方面的糾紛。

    陳鳳翔還表示，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科學技術的進步，社會不穩定的因素增多，公共安全問題呈現出突發性、隱蔽性和複雜性等特點。只有加強引導和掌控社會輿情，建立健全公共危機管理機制，才能構建適應市場經濟要求的公共安全保障體系和安定有序的社會環境。

    他介紹，國外在這方面的主要理念和做法有：政府提高危機管理意識，加強民眾防範危機的能力；加強資訊管理，重視引導社會輿論，尤其在危機管理中，組織媒體扮演政府“危機資訊代言人”的重要角色，有效引導社會輿情；加強危機管理機制尤其是中樞決策系統的建設，完善政府危機管理的法律體系和預案，積極引導民間組織在危機管理中發揮有益作用。

    加強文化和政治認同

    陳鳳翔副部長說，和諧社會不僅要有“硬”制度作支撐，還要有良好的軟環境。

    中聯部通過國外情況的調研發現：歷史發展的轉折或轉型過程給社會帶來的震蕩和衝擊是急劇而強烈的，往往伴隨著諸多危機，其中突出的是共同價值觀的喪失、社會心理的失衡和政治認同危機。沒有一定的文化和政治認同就建設不了和諧社會，要在全體成員之間培育共同遵循的社會文化和社會價值，作為和諧社會建設的粘合劑和精神紐帶。

    許多國家十分重視社區文化、民族精神和國家意識的建設和培養。新加坡前領導人李光耀重視家庭在社會和諧中的功能。政府頒布了《老人問題報告書》，建立為老年人提供社區照顧及援助的“樂齡之家”。新國會還通過了經全民討論的《共同價值觀白皮書》，提出“國家至上、社會為先；家庭為根、社會為本；社會關懷、尊重個人；協商共識、避免衝突；種族和諧、宗教寬容”的五大共同價值觀。

    有的新建國家著重加強國家意識的塑造，如以色列從1959年開始實施“強化猶太意識”計劃，通過常年進行大屠殺紀念和參觀博物館等教育活動，增強來自不同文化背景的猶太群體的民族凝聚力、文化認同感和民族憂患意識。

    陳鳳翔說，對於如何從文化和道德方面構建和諧社會，公民理論、社會控制理論、社會秩序理論從不同的視角進行了闡述，不同的國家因理唸有別而各有側重。西方國家注重培養公民精神，注意使用人性化教育方式達到潛移默化的教育效果。發展中國家和社會主義國家重視引導和教育，往往強調統一的思想價值觀和約束作用。

    比如，法國初等教育的目標是培養公民而不是生產者，基本任務是塑造民族精神，促進民族統一。美國學校教育目標也是把學生培養成具有愛國精神、能對國家盡到責任和義務的“責任公民”。

    陳鳳翔介紹，加強道德教化，倡行文明禮儀，凈化人際環境，建設文明社會，是許多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的共同點。除學校外，宗教也是道德教育的另一重要渠道。如泰國政府鼓勵佛教僧侶進入學校、家庭和社區，宣講佛教教義，培養人們對傳統文化和價值觀的認同。越南共產黨在十大政治報告中主張發揚仁義與寬容的傳統，培育坦誠與互信的精神，同時強調發揮宗教的作用，提倡發揚宗教美好的文化和道德價值觀，做到“俗教俱佳”。

    社會建設須社會共建

    中央強調，我們要構建的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是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上，中國共產黨領導全體人民“共同建設、共同享有”的和諧社會。

    陳鳳翔副部長說，發揮社會力量自主地參與社會建設，是社會建設的應有之義。在許多國家，政府不斷下放權力，鼓勵地方、社會團體參與社會建設，構建“政府-社會-市場”共同參與的社會建設格局。

    上世紀80年代以來，西方國家掀起公共行政改革潮流，在合理劃分中央與地方許可權和職責的同時，英國、美國、紐西蘭等發達國家不斷發展民營化，推進社會管理的市場化改革，最早開始於郵政、電信、鐵路等壟斷行業，而後擴展到一般公共服務。越南政府最近幾年也將某些公共服務有條件地社會化。

    陳鳳翔介紹，市民社會理論對西方社會組織的發展及其作用的發揮具有重要影響。該理論認為，市民社會是市場經濟的必然產物，其核心力量是非政府組織，市民社會是聯結政府和民眾的紐帶，具有調節社會矛盾衝突、實現政治穩定和經濟發展等重要功能，此外，市民社會提倡和塑造各種價值觀和文化品格，為社會的健康發展提供了文化支撐和導向。

    這一理論從西方發軔，目前已滲透到發展中國家和社會主義國家。後者一方面重視對非政府組織的掌控和規範，另一方面逐步發揮它們在社會建設中的作用。

    陳鳳翔說，大多數發展中國家對非政府組織採取既支援又限制、既合作又監督的政策。許多國家制定了非政府組織登記、管理的相關法律和政策，賦予它們在經濟發展、社會福利乃至公共決策等方面一定的地位，通過項目運作、人員互換和培訓、資訊交流與共用、政策建議與監督等方式，發揮非政府組織對政府的補充和促進作用。孟加拉的鄉村銀行、尼泊爾的小農發展項目和印度的自我就業婦女協會等都積極參與地方發展，對社會建設發揮了重要作用。

    陳鳳翔還指出，社區是參與社會建設的重要主體，社區和諧是社會和諧的基礎。一些國家積極調動社會力量參與社區建設，並十分重視發揮宗教、非政府組織在和諧社區建設中的作用。一些西方國家的宗教組織如慈濟會、基督教青年會、猶太青年協會等積極倡導守望相助、人文關懷的社區文化，成立社區志願者服務隊，為老人、孤兒、殘疾人及無家可歸者提供義工義診、冬令救濟、急難救助等。

    此外，美國的《授權區和事業社法案》、英國工黨的“社區戰略”、澳大利亞的“強化家庭和社區戰略”、日本的社區基金會、墨西哥的居民自治組織協商委員會和居民協會等，都在中聯部調研的範圍之內。

    陳鳳翔認為，國外的上述做法，對我國“推進社區建設，健全社會組織”有著一定的借鑒意義。（記者湯耀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