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進黨團在“國務機要費”案開庭前夕，針對陳水扁的所謂“總統豁免權”問題申請“釋憲”，由於時機敏感，有“瓜田李下”之嫌。台灣《中國時報》撰文指出，不必怪外界對此作“政治解讀”，只要細究這份“釋憲”聲請書，就不難發現一道一道試圖為“國務機要費”案子解套的“巧門”。

　　據了解，這份“釋憲”申請書的基本邏輯，大致可以用文中所引用的“程式上暫時豁免”、“實體上永久豁免”來區分。

　　在“程式上暫時豁免”部分，民進黨團引據了相當多的例子和論述，支援他們認為陳水扁不必接受偵查、不必出庭作證的主張。其中最特別的一點，就是凡“涉及軍事、外交或敏感之國家安全機密”，他就具有拒絕提出證物的“絕對特權”；民進黨以此“絕對特權”，再配合提出“刑法”第168條有“偽證罪”的制裁，就推論出“當‘總統’作證涉及保護‘國家’安全或‘外交’機密等‘國家’利益之需要時，就可能出現義務衝突之問題”。當“國家利益”的大帽子一壓下來，“總統”當然就沒有出庭作證的義務。

　　但文章指出，只是連民進黨的申請書中都不敢否認，“豁免權”(Immunity)和“秘匿特權”(Privilege)並不是同一件事，申請書中指二者有“相互交錯”的部分，這是混淆視聽，而因此衍伸出“總統”不用出庭作證，更是過度擴張“豁免權”。

　　事實上，從所謂“憲法”52條到大法官388號“釋憲”文，所謂的“免責權”都未排除陳水扁作證的義務；民進黨申請書中一再提到美國例子，但舉例完全避重就輕，1998年，獨立檢察官對克林頓發出傳票，克林頓以閉路電視方式向大陪審團作證。

　　此外，民進黨團配合陳水扁不應為其所涉之刑事案件出庭偵訊、提供證詞之主張，再發展出另一項相當重要的主張：因為難以避免對他的審訊，基於“共同正犯一體性”法理，與該刑事案件相關的共同正犯，也應一併暫時不得追訴、審判，須等其卸任後再起訴。

　　文章指出， 如果大法官認同這樣的看法，將整個否定陳瑞仁的起訴書；在陳水扁卸任之前，陳瑞仁不但辦不了陳水扁，也動不了吳淑珍，甚至其他涉案人。

　　而如果陳水扁用“事涉外交機密”為由拒絕偵訊、拒絕提供證詞可以成立，“國務機要費”案當然就是陳水扁“職務上的行為”。依民進黨“釋憲”申請書的主張，就應給予“實體上的永久豁免”。而且，只要非因“彈劾”或“罷免”而下臺，他就不必接受“刑事上之訴究”。

　　換句話說，只要“機密外交”的說法沒有被推翻，只要“彈劾”案和“罷免”案一天不過，陳水扁卸任之後，一樣不必面對司法調查，一樣不可能遭司法起訴。

　　文章在最後指出，這是一套環環相扣的論述，只要其中幾個關鍵環節成立，不必等到宣判，“國務機要費”案幾乎就可以提前宣告結案。只是，這套論述能不能說服大法官還很難說，而要藉此為扁家“平反”，不僅說服不了民眾，還可能適得其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