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愛的汪道涵會長離開我們走了，但老先生留給我們的精神財富卻是無窮無盡的，值得我們認真學習。
為祖國統一大業鞠躬盡瘁
老先生對台灣問題的關心與關注程度是一般人所難以想像的，他個人對台灣問題所投入的精力與心力也非平常人所能體會。正是因為這樣，老先生時不時地會給我們提出相當多的研究課題，其中有關於台灣政局走向，也有關於兩岸關係的國際背景因素等，有短期性的，也有中長期的。一年中提出的課題有時多達10余個，有時讓人會覺得難以完全做好。也正是因為老先生時時刻刻在關心著台灣問題，所以，他得知的各方面的資訊就特別地快。李登輝在1999年發表“兩國論”，是老先生親自打電話到我家中，告訴我這件事情，要求我們學者趕快行動起來，批判這種分裂祖國的“台獨”言論，這電話歷時20多分鐘。每每想到這事，作為專門從事台灣問題研究的我就會羞愧萬分。在老先生的日曆上，沒有星期六、也沒有星期天，他時時關心台灣事務，住在康平路的時候，他經常是約我們在星期六甚至星期天到“康辦”談台灣問題，一談就是半天。到後來即使他住院，也還是約我們去醫院談，一談就是一、二個小時，有時與我們研究人員通電話，一通就是半個多甚至一小時。即使到了晚年，老先生還再三地要求我們研究所每天下午三點以前給他送一份關於當天台灣的重要消息。對我們編發給他的《每日臺情要報》，他不僅每期都認真閱讀，而且還提出改進意見，他不僅要求提供有關消息，而且要求看到台灣內外重要媒體對有關事件的重要評論、學者觀點。在今年90高齡之際，老先生抱病會見連戰與宋楚瑜，對於兩岸關係的付出可謂鞠躬盡瘁！
做對臺工作堅持以民為本
老先生給我們講得最多的一句話是“做對臺工作，目標要明確，是台灣民眾，爭取民心是第一位的”。1999年4月20日在上海台灣研究所成立大會上，老先生在講話中引用了四川成都杜甫草堂的對聯：能攻心，即反側自消，自古知兵非好戰；不審勢，則寬嚴皆誤，後來治蜀要深思。其意思還是強調我們做對臺工作一定要從台灣民眾的角度出發，以民為本，把對臺工作的重點真正落實到台灣民眾身上去，爭取台灣民心是第一要務。他是這麼說，也是這麼做。他只要時間安排得開，總是非常願意會見從台灣來的各種人員，無論是政界人士還是一般社會大眾。在會見中，他也總是先傾聽對方意見，讓客人充分表達各自的看法，然後，老先生再提出他自己的觀點，或稱同對方意見，或提出不同看法。他經常強調交流看法要“易位思考”，要思考對方為什麼這麼想，等等。正是因為他的平易近人，正是因為他的和藹可親，“汪氏微笑”迷倒了大批台灣人。台灣朋友來上海最想見的人第一位就是老先生。
重視研究工作，見解獨到
老先生特別重視調查研究工作，他經常說：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做對臺工作，沒有研究就沒有目標與方向，就難以做好對臺工作。就我個人的了解，老先生對上海市台灣研究工作的重視主要表現在：一是他催生了上海市台灣研究會的成立與上海台灣研究所的組建。正是在老先生的大力支援下，1991年12月28日，上海市台灣研究會正式成立，老先生被一致推舉擔任名譽會長，但他不是一般的挂名，而是實實在在地做事，時常到研究會來參加會議，會見台灣客人。每年的臺研會學術年會，老先生也總是要來聽意見，做指示。正是在老先生的再次大力扶持下，1999年市政府正式組建台灣研究所，老先生主動為臺研所題寫所名，甚至提出不應該叫“上海市台灣研究所”，而應該稱“上海台灣研究所”，範圍要廣，格局要大。這正是老先生見解的獨到之處。老先生對臺研所的工作相當重視，不管是有關座談會還是研討會，只要他知道了，他就一定想法安排時間來參加。僅1999年一年中，老先生到臺研所就來了10次，或是參加座談會，或是對研究所提出研究方向。二是在老先生的精心指導與培養下，上海地區涌現了一支具有相當水準、相當高素質的對臺研究隊伍。三是上海出了一批有相當水準的研究成果、研究心得與研究報告。每當我們的研究有了一些成果，特別是老先生覺得“做得好”、“分析有深度”的時候，他會給予肯定，充分的肯定，甚至會推薦給有關領導同志；而當他認為某一個觀點不妥、不符合實際時，他則會提出他的看法，其方式非常委婉，會說：“再研究一下”、“再觀察一下”、“再想一想”。而老先生還特別強調研究要靠大家的力量，不能搞“小生產”。每當他有一些想法，總是會與大家分享。記得第一次汪辜會談結束後，老先生專門安排半天時間到臺研會來給滬上台灣研究學者做有關會談情況的報告。1998年汪辜上海會晤結束後，老先生又多次約學者交談，記得我與另一學者兩人是在廣慈醫院與老先生見面的。老先生對研究工作重視於此可見一斑。
思考理性，涉獵廣泛
老先生的見解獨到可能就是得益於他好讀書、多讀書。老先生喜歡讀書那是出了名的。在他身體尚可之時，經常有人會在上海書城看到他買書，也會在下午三、四點鐘的時候在他家附近的高安路幾家小書店裏看到老先生在看書。尤其讓我們汗顏的是，不是我們推薦新書給老先生，而是老先生看到好書經常推薦給我們讀。老先生給我的教導也是要多讀書，因為，讀書使人涉獵廣泛，讀書使人明事理，讀書使人變得理性。理性思考也是老先生經常給我們的教誨，他說，學者一定要有理性思考，做台灣研究尤其需要理性的力量。因為你理性了，才能在做工作中首先尊重對方，先尊重對方，對方才會尊重你。老先生不僅是在教我們學問，其實也是在教我們如何做人。老先生的道德文章、高風亮節令人折服！
老先生走了，但老先生留給我們的教誨、留給我們的精神財富是讓我們受用無窮的！
老先生，您走好！（嚴安林 作者繫上海台灣研究所常務副所長、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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