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2006年初，兩岸春節包機直航已不像前一年那般跌宕。這正折射了兩岸關係的現狀，雖然“台獨”陰霾猶在，但臺海終於平穩了許多。此刻，更讓人感慨剛剛作古的海協會會長汪道涵先生15年之篳路藍縷。辛旗先生親歷兩岸關係諸多重要時刻，並與汪老結交甚久，特撰文介紹汪老于兩岸關係諸多思考，既奠逝者，亦鑒來者。（本報有刪節）
汪道涵擔任海協會長一十五年，于台灣，老人家從未被當作“對手”看待。2005年，國民黨主席、親民黨主席訪問大陸，兩位黨主席均把探望病中的汪道涵作為此次出訪的最重要議程之一，這也許是對汪老之於兩岸關係作用的最好評價。
這15年，臺海局勢瞬息萬變、波詭雲譎。汪老也時常憂心如焚。然而值得欣慰的是，汪老終於可以看到2005年臺海形勢的新變化，看到了兩岸關係發展不可阻擋的經濟、社會的融合和一體化的進程，而這一切都與汪道涵先生一生中的最後使命聯繫在一起。
其一，在兩岸政治分歧嚴重的時候，汪道涵先生探索出了民間接觸、協商對話的機制，形成了通過“兩會”的民間性、經濟性、事務性和功能性談判，推動兩岸關係發展的模式。
其二，找到了兩岸談判的最大“公約數”，創造性地提出了兩岸共同促進中國統一的論述———“……雙方應共同努力，在一個中國的原則下，平等協商，共議統一。”
其三，實事求是地了解台灣各階層民眾的思想脈絡，本著解開台灣民眾的“歷史心結”、紓解台灣“歷史悲情”的胸襟，提出一系列對臺政策思考和對民眾的優惠措施。
兩岸關係歷史性的一步
1991年12月16日海峽兩岸關係協會成立，汪老任會長。當時兩岸政治僵局難破，但在大陸和平統一政策和蔣經國生前開放探親措施的共同推動下，兩岸經貿交流、人員往來持續擴大。汪老以政治智慧和誠意開拓了兩岸政治隔絕之下新的交流領域和民間溝通模式。其中最為人稱道的當屬1992年兩岸達成的“九二共識”。其後，1993年在新加坡舉行了第一次“汪辜會談”簽署了“四項”協議。兩岸關係從此進入一個民間機構代表官方磋商的新階段。“汪辜會談”的意義在於明確了兩岸關係的基礎是一個中國原則，兩岸關係發展方向是中國統一。汪老在兩會磋商中調和鼎鼐，以寬容的態度和嫺熟的談判藝術，使兩岸在經貿交流、人員往來中衍生的“公證書使用查證”、“掛號信函查詢”等問題得到解決，在保護臺商權益和共同打擊犯罪等方面達成了廣泛共識。
其後，臺海風雲突變，“汪辜會談”終成絕響。但汪老及其領導的海協會始終保持著與台灣各界人士廣泛溝通。1997年11月他在會見台灣新同盟會會長許歷農時談及，只要兩岸追求統一，在一個中國內涵的界定方面，應包括兩岸同胞共同參與國家的整合。1998年5月他會見台灣“中華臺海兩岸和平發展策進會”會長林洋港時指出，中國應是兩岸同胞共同的祖國，統一問題，可長可短，對台灣民眾求安定、求和平的心態，“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因為，汪老相信，中國的和平統一政策絕非權益之計，而是中國幾代領導人基於對國家未來發展和選擇現代化道路的大判斷。
紓解台灣民眾的“悲情意識”
1998年，中斷5年的兩會交流恢復，並實現了“汪辜會晤”，達成了推進兩岸經濟合作、政治議題對話、汪道涵訪問台灣等“四點共識”。
對於次年的台灣之行，縈繞著台灣民眾而又常常被大陸忽視的“悲情意識”也同樣讓汪老揪心。他希望此行能夠對中國近代史一些問題進行厘清。對於計劃中在台灣一所大學的演講，當時是由我承擔講稿的撰寫工作。記得汪老曾特別提到：演講稿內容要充分地體諒台灣在中國近現代史上特殊的歷史遭遇，充分體諒台灣民眾對兩岸關係有著特定體驗和看法。比如：一些人認為他們與中國的內戰與兩岸軍事對峙無關，他們只想通過選舉方式讓台灣人“出頭天”，而不願意觸及兩岸統一問題。所以，要強調我們無意將國共對抗的歷史包袱加諸台灣民眾身上，我們理解台灣同胞特殊的歷史體驗和心態。在談判問題上，我們已經因應了島內政治轉型，主張“兩岸平等協商”。我們更注意到，並尊重台灣社會變遷的現實，考慮台灣特殊政治生態，提出歡迎台灣各黨派、各界人士參與到促進兩岸的政治談判的過程之中。那次汪老還專門囑咐我行文措辭一定要融會中央的大政方針，要體現出“在一個中國的前提下，什麼問題都可以談”這樣對待敏感議題的豁達態度。
歷史不能回避，對台灣同胞的歉疚不能因為歷史變遷而付之闕如，要有勇氣替前人擔負歷史責任，以包容開宏的眼光看待島內民眾的“悲情意識”和兩岸關係的未來。顯然，在汪老心中，與台灣的溝通與交流，不僅僅是與台灣各界、各派政治勢力進行的“政治對話”，更應該包括“歷史的對話”、“民心的對話”和“未來的對話”。
兩岸要避免“錙銖必較”
然而，1999年7月李登輝拋出“兩國論”，使汪老此次赴臺訪問終難成行。2000年後民進黨上臺，兩岸關係和平穩定的基礎更是面臨嚴重挑戰。然而，即便在這樣的驚濤駭浪之中，汪老及海協會依然在不停頓地致力於全面推動兩岸各項交流。
這一時期，台灣政商、知識界的人士來大陸每每提出拜會汪老，只要有時間，他都同意見面，注意傾聽他們的想法、建議，會見時他會隨時作筆記，甚至對談話中提到的一個數字、一句民間諺語，都記得很仔細。
令人印象最深的是與學界名流、台灣清華大學前校長沈君山先生的會談，汪老知曉沈君山教授精通圍棋，就以行棋為喻——兩岸關係發展如同弈棋，規則就是“一個中國”，這是基礎；佈局、中盤、收官循序漸進，關鍵是把握好過渡階段，避免在佈局和中盤時就使用收官所用的“錙銖必較”。
其時，兩岸對統一問題大都注重未來結果，較少顧及和研究統一之前兩岸關係過渡階段的理論和實際事務，缺乏營造可以迴旋、調節政策的仲介地帶。汪老這一番點評可謂切中時弊。
“以民心為依歸，視同胞為至親”
待人寬容是汪老個人魅力最突出的特點。而對台灣民眾，他始終保持著愛心、關心、信心。他主張對台灣島內的“民意”應了解、理解、引導，但不能“逢迎”。他深信台灣同胞是中華民族的優秀子孫，深信台灣民眾在經歷了特殊的歷史遭遇後，會本著理性務實的態度和祖國大陸一道，共同致力於中國的發展和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
因此，他始終想著如何對台灣民眾的歷史遭遇予以心靈和政治方面的藉慰，想著如何對台灣民眾曾經受到的傷害擔負起應有的歷史責任。1998年，當時兩岸關繫緊繃，汪老在日本的“中美日三國戰略對話會議”主題演講中，特別提到中國政府的和平統一政策建立在，始終理解台灣地區民眾的歷史遭遇，特別是感同身受地理解1895年清政府被迫割讓台灣給日本和1947年島內發生的“二二八事件”對台灣民眾造成的苦痛，大陸會考慮以負責任的態度在適當時候向台灣民眾作出歷史交代並在兩岸交流的措施上予以關心。當他講這些內容時，會場旁聽的許多旅日華僑中的台灣同胞當場落淚。
汪老人格魅力的另一個體現是為人謙和、注重和解，他願意傾聽各方面意見。對不同意見，他總是試著去理解，善於在交流中感染並影響對方。民進黨在島內尚未執政時，一些人士以私人身份來大陸時都願意與汪老交流，併為汪老的個人魅力所折服。
汪老做事認真、週到。第一次“汪辜會談”籌備中，汪老說辜先生喜歡看京劇，是水準極高的“票友”，於是特別準備了《京劇大家唱》光碟作為見面禮物之一。汪老處理兩岸關係的思路和觀念既有遠見又有具體操作的辦法，“屢以大略益趨大勢，數經契機成就至功”。而“以民心為依歸，視同胞為至親”又是汪老思考兩岸問題的出發點，他關心島內民意變化，從戰略宏觀的高度把握問題，從細小微觀的角度處理問題。汪老中華文化功底深厚，講中庸、重包容，注重以對話的模式處理問題。他所推崇並身體力行的中華文化智慧和精神，是處理兩岸關係的一個重要的斡旋之地和折衝平臺。
更高、更遠的眼光和更為開闊的胸襟
汪老一生經歷了20世紀的大部分時間和21世紀的前幾年，他的經歷和修養造就了他的智慧和事功。我們面臨著新世紀的展開，回首20世紀，人類經歷了社會革命、世界大戰、殖民地解放運動和冷戰之興衰。而今，資訊革命的浪潮席捲世界。在展現人類發展廣闊前景的同時，全球性問題也更為突出。在此背景下我們理應思考：兩岸何不站在更高的層面上，關注全體中國人的命運，拋棄歷史包袱，捐棄前嫌，解決中國統一的問題。共同參與全球聯合解決諸如制止戰爭、消除貧困等問題，構築平等對待各種文化文明和諧關係，建立公正的世界新秩序。中國人應當有更高、更遠的眼光和更為開闊的胸襟。汪老在推動兩岸關係發展中的所作所為，正是在這些大的層面上給關心中國統一的人們以極具心靈震撼的啟示，每一個對歷史和中華民族利益有責任心的人，都應當平心靜氣地做一些理性的思考。
汪老去世了，但他留下的處理兩岸關係的很多政治財富值得借鑒和繼承。往者已矣，來者可追。對於後來者而言，當務之急或許正是在遏制“台獨”勢力分裂活動的同時，體諒台灣同胞的歷史遭遇，尊重台灣地區民眾的生活方式，全面思考如何在一個中國前提下，為兩岸關係發展尋找新的契機；全面思考如何用中華民族五千年曆史經驗、用博大精深的中華文化來規劃兩岸的未來。堅持一個中國原則和在“九二共識”基礎上發展兩岸關係、促進兩岸社會融合是汪老一直主張和倡導的；尊重、理解和爭取台灣民心也是汪老長期所關注和實踐的，這些都是中華民族和海峽兩岸的春秋大義，是仁者的思想和智慧。
來源：南方週末 2006-01-2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