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1日，親民黨主席宋楚瑜在清華大學發表演講時，該校建築學院的台灣籍博士生任懷鄉向他提出了有關兩岸學歷學位互認的問題。這一問，令一個鮮為人知、少人關注的群體——在大陸求學的台灣學生——進入了兩岸公眾的視野。
任懷鄉：一條被北京感動的“淺水魚”
任懷鄉成了新聞人物，因為5月11日對宋楚瑜的舉手提問。
2000年，任懷鄉從台灣成功大學畢業之後，考入清華大學建築學院城市規劃係，2003年拿到碩士學位後，又與大陸同學一起參加博士普考，並考入本係攻讀博士學位。
直接促成任懷鄉到大陸求學的是她的父母。任懷鄉的父親祖籍山東，1948年到台灣。在上世紀90年代，他曾帶女兒到大陸探親。但那次短暫的家鄉之行，並沒在女兒心裏留下很深的印跡。父親希望，到大陸上學能夠成為任懷鄉了解大陸的機會。
相比而言，任懷鄉自己的選擇更具理性因素：“我們讀建築和城市規劃的，應該到正在迅速發展的地方。歐美的城市規劃已經很成熟了，過去之後也沒什麼事情可做；而台灣又很小，能碰到的情況也就那麼幾種，得不到充分的鍛鍊和施展。”
任懷鄉說，與大陸學生紛紛到歐美讀書不同，台灣學生的留學選擇更多元，“經常會冒出一些稀奇古怪的想法”，而選擇“市場更大，機會更多”的大陸，幾乎是一個普遍共識。
雖然已在清華生活了5年，但任懷鄉還是覺得有些不習慣。在接受記者採訪的一個多小時裏，她不斷“數落”這些不習慣———儘管大多是生活細節方面的內容，她卻總能從中發現文化的差異。
“台灣人是淺水魚，大陸人是深水魚”
第一不習慣的，就是洗澡。台灣的高校，往往在每間學生宿舍裏或幾個宿舍之間配備一個浴室，而清華則是為相鄰片區十幾幢宿舍樓的同學配備一個大型公共浴室。
“清華蓋了很多大樓，外面看上去很漂亮，但是往往不考慮內部的舒適，洗澡就是這樣。”任懷鄉說，“其實，要解決這個問題並不需要花費太多。我們在成功大學時，用太陽能，或者熱能係的一個小發明就能輕鬆解決熱源問題。”
與同學一起到校外參加集體活動的時候，所受的專業訓練會促使任懷鄉發現市政規劃中存在的問題。她經常批評井蓋的鋪設方法，或者紅綠燈、過街天橋的設置方位。“結果同行的大陸同學就會很不高興。有些人‘噓’我，叫我不要亂講話。有一次，一個同學聽我大放厥詞之後，就劈裏啪啦地說：台灣人就是事多！太嬌氣！你們是淺水魚，要充足的養料、陽光才能活下去；我們大陸人是深水魚，給一點陽光和空氣就能活得很開心，並且嘗試去改變。”
這類的分歧很多，所以，除了導師組織的聚會，任懷鄉極少參加大陸同學之間的集體活動。她惟一的健身項目是到工體北門的酒吧裏跳舞，因為那裏有很多台灣學生，跳舞之餘可以聊天。
在學校，任懷鄉和另一位台灣女生同住一間宿舍。儘管與大陸同學住對門，但除了碰面時笑笑打招呼外，兩個台灣女孩跟對方沒有更深的往來。
對於幾乎已成為清華學生生活一部分的BBS，她們也極少在上面“潛水”，更少“灌水”。“開始的時候還會看一看，後來就覺得沒意思了——裏面的資訊很單一。對政治問題、社會問題的討論，幾乎在開始之前就可以預期大概會有哪幾類答案。而在台灣，這種討論相當多元，不知道什麼時候就會冒出一個新的看法。”任懷鄉說，“清華的BBS上還有一些生活資訊，像圖書館和教學樓的開放時間、食堂和球場上的見聞，這個星期哪個商場在打折，等等。當然，這些資訊很重要，但是，我們總希望BBS上的討論能有一些超出這個的東西。比如，‘水木’上有談戀愛的版，但大家只是在上面找找朋友而已；而在台灣，這種版面上會有人討論性，討論倫理，討論同性戀、雙性戀。”
“北京的大氣令我感動”
雖然有這樣那樣的不習慣，任懷鄉仍然表示她在清華的生活不乏樂趣。
5年的留學生活也把對清華的某種情愫浸透到了任懷鄉的心裏。走在校園內的林陰小道上，她開玩笑般笑著說：“清華就是讓人越待越不想走，根本不用‘統戰’。”
與許多在北京求學的台灣學生一樣，任懷鄉喜歡北京。在她的書架上，有很多關於北京衚同的研究專著和圖冊。
“很奇怪，幾乎所有的台灣學生都喜歡北京，這裡總是我們的首選。”任懷鄉告訴記者，“雖然也會有人去上海，但往往主要是出於工作上的考慮，而不是真正喜歡那裏。”
北京的性格，被任懷鄉概括為“大氣”。“在台灣，我們會拼命地抓住一些東西，努力保存並匯集每一點微小的記憶。比如，‘日據’時期的排水管，我們也會小心翼翼地將它保存下來，因為它見證了一段歷史。而在這裡，很多東西雖然‘轟’地就沒了，但北京人依然是北京人。一個北京人，就是一段歷史、一種文化。”
“北京能在很短的時間內容納很多的東西。比如，一下子衚同全沒了，涌進很多高樓大廈，但北京人依然能夠安之若素，照樣過他們自己的生活，就好像什麼都沒有發生。這種大氣就讓我很感動。要知道，北京和台北不一樣，台北一直向外界打開，外面的東西都是一點點來的，但我們依然有受衝擊的感覺，而北京卻是一下子打開的。”任懷鄉感慨道。
任懷鄉希望，兩岸學歷互認能早日實現。這樣，“我就可以兩頭跑，看哪邊的發展空間更大，就在哪邊發展。”
台灣學生在大陸
對於任懷鄉的提問，宋楚瑜禮節性地回答之後，將“球”踢給了在場的國務院台灣事務辦公室主任陳雲林：“陳主任，您聽到了嗎？”
5月13日，陳雲林宣佈：大陸有關方面對在高等院校就讀的台灣學生，將按照大陸學生標準同等收費，學費與實際培養成本的經費差額，享受國家財政補貼；勞動保障部門正在抓緊修訂政策，放寬臺胞在大陸就業的條件。“國臺辦宣佈統一大陸學生和台灣學生的學費標準，這是一個實質性的動作。它傳達出的信號是非常明確的：台灣同胞和大陸同胞一視同仁，大家都是中國人。”清華大學台灣研究所所長劉震濤教授這樣解讀國臺辦的舉措。
日益“寬闊”的大陸
台灣學生到大陸求學始自1987年。那一年，台灣當局“有限度”開放民眾到大陸探親。此後，儘管兩岸關係時有波動，到大陸求學的台灣學生的數量仍然穩步上升，目前已逾5000。
初期來大陸求學的台灣學生，主要集中在中醫、中文、歷史等專業，直到2003年，學中醫的仍佔其中的1／3以上。
由於台灣當局禁止大陸的高校和研究機構在島內公開招生，也禁止任何相關的公開介紹、宣講活動，有意到大陸求學的台灣學生只能通過民間渠道獲得關於大陸學校的一些零散資訊。
在北京經營“雕刻時光”咖啡館的莊松冽，曾是北京電影學院招收的第一個台灣籍學生。1993年，在大陸的親戚給喜歡電影的莊松冽寄了一份北京電影學院的招生簡章，他按圖索驥，懷著試試看的心理報考了，不期然就成了北電的第一名“臺生”。
在早期赴大陸求學的台灣學生中，類似的情況並不鮮見。
與台灣留學生一起摸索的，是大陸的教育主管部門。
1996年5月，教育部等8個部委辦聯合發出通知，要求“為臺生提供報考、學習、生活、居留、旅行等方便”。
1999年4月，教育部和國臺辦等4部門發文，對招收和培養臺生制定了專門規定。這個規定將對臺招生的原則概括為“保證品質，一視同仁，適當照顧”，並強調“適當照顧”主要是在生活層面。在一些大學，台灣學生住在條件相對優越的留學生樓。學術考量方面，本科生實行單獨命題，教育主管部門不劃定分數線，由招生院校自己掌握。如果與報考學校的錄取分數線有差異，台灣學生可先進入指定的高校預科班學習一年，不用考試直接轉為本科。
“有些大陸老師很‘寬大’，他們覺得台灣學生來這邊就是看一看，玩一玩，分數上面不要太難看。”曾在北京多所高校學習的台灣學生薑正揚說，為了吸引更多的台灣學生，有些學校“開了一道小門”，讓台灣學生從入學到畢業一路受到照顧。
越來越多的台灣學生到大陸求學，背後不可忽視的原因是近幾年大陸知名大專院校的學術水準大幅提升，而台灣大專院校的相對優勢正逐漸喪失。
中國社會科學院台灣研究所的曾潤梅研究員在所著《台灣高教改革風雲錄》一文中提到，自1950年至2000年，台灣地區的大專院校數由4所增加為150所，目前還有29所正在籌設中，但大多數都是學生人數少的小型新興學校或技術學院，超過15000名學生以上的綜合型大學只有8所，明顯缺乏競爭力。而在大學數目近十年內倍增的過程中，政府對教育的支出一直維持在生產毛額4％的水準，並且採取齊頭並進的經費分配原則，以致“一些重點研究型院校所得的政府補助經費還不足以支付人事費”。
在教育經費得不到保證的情況下盲目擴大辦學規模，直接導致了台灣高校學術品質的下降。研究顯示，台灣學生的學習動力、學習態度及語言能力遠不及亞洲其他國家或地區。在瑞士洛桑管理學院連年公佈的“全球國家競爭力”科技實力方面，台灣一年不如一年，從1998年的第7名一路下滑至12名，其中最具指標性的“研發經費”下滑至19名，“基礎研究”更遠遠落後大陸。
1999年6月，國家教育部宣佈，允許除軍事院校以外的所有高校面向台灣學生招生。之後，台灣學生求學大陸的專業選擇越來越多，從中文、歷史、哲學等大陸學校有傳統優勢的學科擴展至法律、金融、管理、藝術等。
“每一個來大陸上學的台灣學生，在來之前不可能不知道大陸的學歷還不被台灣認可，但還是有越來越多的人來大陸上學。有些人不是為學歷而是為專業來的。比如那些上中戲、北電的，還有一些念基礎學科的。有很多念中文、歷史的，他們在台灣已有了碩士學位，還要來大陸再拿一個，因為在這裡，他們可以查到第一手的資料，見到那些以前只在書本上讀到名字的老師。”曾在台灣媒體供職，現在大陸攻讀MBA的台灣學生李永忻說。
“台灣承認大陸學歷是早晚的事”
李永忻說，台灣民眾普遍認為，開放對大陸學歷的認證是早晚的事。“這是一個常識。你已經加入了WTO，什麼都說要跟世界接軌，可世界其他地方都承認大陸的學歷，就你這一小塊不承認，這是很荒謬的事。”
事實上，是否承認大陸學歷在島內的教育行政部門引起過頗多爭議，時有起伏波動。
吳京出任台灣“教育部”部長時，曾于1997年10月公佈《大陸學歷採認與檢核辦法》。臺“教育部”的評估專家隨後相繼到大陸高校考察，擬承認71所大陸高校的學歷。
可這一波的“採任”行動卻以不了了之收場。直接原因是吳京所在的那一屆“內閣”集體大換班，而深層的原因並非如此簡單。2004年4月24日的台灣《聯合報》社論在評價台灣近十年“教育部長”更疊頻繁時說：“政治性任命似遠超過對教育政策執行負責的託付。近年來的歷任部長之中，吳京因大陸學歷認證問題而下臺。”
吳京的繼任者黃榮村和曾志朗，在任期內也多次宣佈“大陸學歷採認問題年內將有重大突破”，但因為這與台灣當局“戒急用忍”的政策相違背，最終也都不了了之。
學歷認證已成為台灣當局在兩岸政治博弈中持有的一枚籌碼。“如果放開學歷認證，勢必會影響到一些人的利益。而這部分人就可能在選舉當中不再投當政者的票。”在李永忻看來，可能被開放學歷認證妨礙利益的，包括台灣近幾年迅速建立起來的一批二三流大專院校，也包括在失業率徘
徊不下的情況下擔心工作機會受到衝擊的部分上班族。在擔心的背後，還有糾纏不清的“本土化”情結。“台獨”分子的策略是利用這種擔心和情結，把開放“三通”和承認大陸學歷置換成“出賣台灣”、“不本土化”。
對此，台灣的學者和部分主流媒體多有批評。台北市長馬英九曾在公開場合表示，“承認大陸學歷，才是愛台灣，為台灣長遠利益著想”，“如果有一天，‘陸委會’主委是北京大學或中國人民大學畢業，大陸國臺辦主任是臺大或(新竹)清華畢業，這有什麼不好？反而讓大家有更多的了解，減少‘擦槍走火’的機會。”
2005年5月，台灣媒體公佈了一項由“台灣留學大陸青年學生發展協會”發起、由“1111人力銀行”執行的調查。調查顯示，島內近五成的企業主“願意接受大陸學歷”。而在台灣上班族中展開的類似調查顯示，有逾七成的受訪者贊同承認大陸學歷。
“如果你換一個角度問台灣的企業主，他們對於在台灣本土拿到學位的學生是否滿意，可能回答滿意的連四成都不到。”李永忻認為，台灣企業主對於大陸學歷近五成的認可，已經是一個不可輕視的數字。
證照是更為關鍵的問題
“隨著大陸經濟實力的提升，會有更多的台灣學生到大陸求學，而青年代表了兩岸關係的未來。”劉震濤教授這樣預測台灣學生到大陸求學的未來，及其對兩岸關係的影響。
而在李永忻看來，這正是台灣當局的擔心所在，“台灣真正擔心的，是學歷認證一旦放開之後，接下來會發生的事情。”
李永忻認為，一旦承認大陸的學歷，台灣當局馬上要面臨的問題是：是否向持有大陸學歷的台灣人開放證照考試資格。
而到了證照考試這級臺階之後，對於教育品質和“本土化”的擔心，又被提升到“國家安全”的高度。“既然已經承認大陸的學歷，那就沒有理由不讓獲得大陸學歷的人參加台灣的律師、建築師、會計、教師等職業的資格考試。”李永忻說，“那樣一來，也許台灣社會的很多中堅分子都是在大陸受的教育。”
其實，台灣當局一味的回避和拒絕，最終損害的只能是台灣自身的利益。“1111人力銀行”副總經理及發言人吳睿穎就發表評論說，臺生赴大陸求學已是不可阻擋的發展趨勢，不承認大陸高等學歷，遏制臺生回臺就業機會，造成人才流失，反而會使台灣的未來發展受害。
大陸師生眼中的台灣學生
“我教的最早的台灣學生？我都想不起來了。大概是我拿起教鞭的時候，就有台灣學生了。”在暨南大學醫學院執教近20年的胡教授實話實說，“感覺嘛，他們比較單純，讀書很勤奮，說話很直。但底子嘛，比大陸的孩子單薄點。”
地處廣州的中國著名僑校———暨南大學，目前有500多名台灣留學生，包括本科生、碩士和博士生。據校方稱，這些台灣學生主要集中在醫學院、經濟學院、文學院、外語學院和法學院。
“他們入學時候得經過一個考試。”暨大主管港澳臺學生工作的熊老師告訴記者，“當然，政策優待嘛，所以考題不難。但台灣學生入學後很爭氣，總體來說，讀書成績還不錯。”
據熊老師介紹，暨大學生會還設有台灣學生分會，由臺生自己組織。暨大還為這些外招生設立了專門的獎學金，並放寬條件保送他們讀碩士、博士。
“採訪我了，我要出名了。”何鐘逸大笑著跟記者開玩笑。
何鐘逸生於高雄，一米八的個頭，“舞”林高手，電子專業本科生，大三。今年25歲的他上暨大之前在台灣服過兵役，他爸爸是國民黨員，但認為“國民黨沒搞頭，共產黨還挺不錯”。
暨大每天清晨都會舉行升國旗儀式，何鐘逸說，要不是升旗時間太早，他也會去。他形容這是“入鄉隨俗”。
何鐘逸的女友阿娟，也是暨大同學，來自蘇州。兩人是在學校的圖書館裏認識的，在一起已經兩年多了。何鐘逸剛來大陸時，數學跟不上，阿娟幫他補課。
“他剛來的時候，很容易衝動，常跟外面的人鬧矛盾。”阿娟說。兩年前，何鐘逸曾在聯通服務廳遭到服務員的冷遇，他就同對方吵了起來。
對於台灣生群體，阿娟給了這樣一句評價：“融洽，但不妥協。”
“融洽指的是，台灣生對人很好，很關心人，這個群體也很團結。他們的教學目標是‘德智體群美’，比大陸多了一個‘群’，所以很強調集體。”阿娟解釋說，“不妥協，指的是他們有著自己鮮明的價值觀，包括對人對事，對服務生的態度也好，對兩岸關係的看法也好，不會輕易改變自己的觀點。何鐘逸還算是入鄉能隨俗，有些臺生就不行，所以會變得很孤僻。”
“但若是論個人素質，他們還是差一點。因為來這裡就讀的台灣生，在那邊的成績並不好。”阿娟補充說，“他們上課很喜歡提問，動不動就舉手問老師。與大陸學生絕對服從老師不一樣，他們敢於提出不同的見解。”
不過，在阿娟看來，台灣生提的那些問題，大部分都“有點荒唐”；他們的見解，從邏輯上講似乎也很“另類”。她笑著說：“我倒是有點奇怪，他們提問之前，為什麼不自己先想一想呢？”
國際關係專業研究生小周，也是一個“融洽”的台灣學生。系裏師生談起她來讚不絕口。
“小周非常優秀。”來自香港的同學阿邦告訴記者，“她成績很好，每門課都是85分以上，論文也寫得相當有水準。”據說，小周的畢業論文題目是兩岸的文化交流。
“她的畫畫得相當好，可以當漫畫家了！系裏的海報都是她一手包辦的。”系裏的沈老師說。
“小周經常跟我們一起到校外的大排檔吃宵夜。”來自廣東南澳的“同門”師妹婀苗與小周相處得很好，“開學時，我們曾一起準備過節目，要唱一首閩南語的歌。她就住我們隔壁寢室，也沒覺得台灣學生跟我們有什麼不同。不過她人真的特別好，有陌生人說沒錢吃飯，叫她給錢充饑，她真的給喲！”
但接受採訪的大陸師生都表示，在暨大，像何鐘逸、小周這樣能與大陸同學融洽相處的台灣學生並不多。台灣學生大多喜歡跟“自己人”一起玩，搞“小圈子”。對此，國際政治專業的台灣生李中豪的解釋是：“在這裡，很多東西跟我們那邊不一樣。”
李鐘豪堪稱“不妥協”的典型，“我來廣州3年了，還沒有大陸的朋友，也沒吃過正宗粵菜”。他也沒住學校的宿舍，而是跟同在暨大讀書的姐姐一起在校外租房子住。
因為教育背景迥異，兩岸學生難免會在學習中產生分歧。歷史系研究生小林給記者講了這樣一件事：有一次上歷史課講到國共聯合抗日那一節時，他就聽到一位台灣學生嘀咕：“怎麼跟我們的教科書講的不一樣？”
“台灣學生的‘不妥協’其實很正常。大學校園並不是教人妥協的，而是主張自由發展。”熊老師表示，“我們對待台灣學生都比較寬鬆，不會強迫他們軍訓，也不會要求他們參與升國旗。我們也不會刻意跟他們說到兩岸問題，但我們相信，可以用行動來告訴他們：統一是對的。”（南方週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