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體系就像人身體裏的血管脈絡一樣，當人的身體不斷的長大時，血管脈絡體系也要跟著擴大，否則輸送的養份不足，成長就會發生障礙。同樣的，當經濟成長到一定的階段之後，金融體制就要配合，從事改革開放，否則經濟的成長就會因為金融市場無法吸納消化因為成長帶來的過多財富，成為瓶頸而停滯下來，嚴重的還會產生金融危機，使得整體經濟付出更大的代價。因此，我們觀察到在兩岸的經濟在快速成長的過程，金融體制也先後進行過無數次的改革與開放，以因應經濟發展的需要，也同樣的經歷過一些困難，雖然都能順利渡過，但是至今，這個過程都還在進行之中。
中國大陸1978年走向改革開放，從事國企改革、財政改革、與農業改革，並開放外人投資，開放外國銀行設立分支機構；1984年中國人民銀行專責中央銀行業務，同時建立法定存款準備制度；1986年區域銀行拆借中心成立。1988年債券流通市場成立；1990年底上海證交所成立，次年七月，深圳證交所成立，證監會與證委會相繼成立，至2004年，在兩交易所上市公司1377家，上市證券1574種，市價總值達人民幣3.7兆元，同時外國券商在兩個證交所共擁有31個席位。1995年金融改革，除將銀行分為政策性銀行、國營商業銀行、與民營或公私合資的股份制商業銀行外，由於改革開放後中國大陸的金融機構所扮演的功能與改革前有極大的不同，轉換後的不良資產比重過大，資本適足率嚴重不足，已影響到其正常營運。近年來，成立資產管理公司，允許外國的資產管理公司進入標購其不良資產，近日，更開放中國大陸銀行股權，允許外國的金融機構並購。如 Newbridge Capital Group取得深圳發展銀行18％的股權，並指派其代表Frank Newman為深圳發展銀行董事長，負責重整工作；而蘇格蘭皇家銀行、淡馬錫、香港匯豐銀行等分別取得中國銀行、建設銀行的部份股權，以藉外國的經營能力提升中國大陸金融機構的競爭力。近日人民幣匯率制度的改革，是中國大陸邁向國際市場的一大突破，只有在一個開放的金融體制之下，大陸經濟才能在全球化的經濟體制中據有舉足輕重的地位。
台灣的金融體制演變頗早，1949年幣制改革，發行新台幣，穩定金融市場；1958年開放外商銀行分行設立；1961年中央銀行複業，同年，台灣證交所成立，將原本店頭買賣的證券納入集中交易市場，1982年成立櫃檯買賣中心，1998年納入興櫃市場，至2004年，證交所上市公司697家，股票709種，加上債券、憑證等95種，總市值台幣16.84兆元；上櫃公司466家，興櫃公司350家，總市值台幣1.69兆元。1976年貨幣市場建立，至2003年專業票券商有14家，銀行兼營者有63家，年交易額高達台幣203.6兆元。1978年外匯市場交易中心成立，1982年資本市場改革，共同基金市場開放，允許外國券商投資台灣股市。1980年代後期開始從事大規模的金融改革，包括取消外匯管制(1987)，改採中心匯率制，1989年台幣匯率再改為浮動匯率制，外匯交易量的管制，從“管出”改為“管進”，後逐漸放寬；修訂銀行法(1989)，廢止利率管制，開放民營新銀行的設立；證券交易法修訂(1988)，開放券商設立，放寬上市標準；島外期貨交易法(1993)與期貨交易法(1996)“立法”，成立台灣期貨交易所，推出臺指期貨，目前共九類，年成交契約數為5,914萬口。l992年外國專業投資機構(QPII)制度推行，2003年廢止。
1990年曾試圖規劃台北成為亞太金融中心，但是因為開放的決心足，金融管理的舊習難改，未能成功，嗣後十五年，雖仍然斷斷續續的有類似的計劃，均無法落實，成為空談。
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台灣雖未受衝擊，但在1998年9月出口衰退，發生產業危機，臺當局因應錯誤，金融產業承受頗大的衝擊，貨幣市場因票券公司倒閉而一度出現危機，股市暴跌，當局護盤無力，反承受極大損失，銀行的壞帳劇增，估計金額超過台幣二兆元，資本適足率嚴重不足，2000年通過成立金融重建基金，2005年廢止，總共處理了二家銀行，四十四家基層金融機構(農會信用部與信用合作社)，仍遺留頗大未能解決的金融問題。
2000年金融機構合併法與金融機構控股公司法的“立法”，主要目的是希望經由購並，將脆弱的金融機構合併成為金控公司，以解決其金融問題。同時，成立大型金融財團，以提高其競爭力。2004年又曾規劃將民營化後的公營行庫內，當局持有的公股釋出給外商銀行，以刺激台灣的銀行改善其經營。但是在缺乏市場透明化的機制，問題銀行的股價偏高，外國銀行望而卻步的情形下，其引入外商的機率不高，而金融機構問題頗多，不會因合併而自行消失，缺乏當局的正確政策，其危機仍在。
2004年台灣成立金融管監督管理委員會，將銀行、保險、證券等納入統一機構管理，與中國大陸則分以銀監會、保監會、與證監會管理有所不同，但是其對金融市場加強其監理能力的目的與面臨的挑戰是相同的。
兩岸金融市場所面臨的問題頗多雷同之處，如何將當前的銀行體質儘快的轉型，進入現代化的經營管理範疇，以因應世界競爭?如何提升金融監理機構的監理效能?如何使得資本市場發揮更大的效率，以作為經濟成長的動力?如何以適當的貨幣工具穩定物價水準與金融市場?如何適度的引入外商力量，協助金融改革，而非帶來金融的動蕩不安?而以兩岸三地超過五千億美元的外匯存底，如果能夠合作，在全球市場上，所發揮的經濟競爭力又有誰可比擬?
兩岸的經貿往來成長快速，從1979年改革開放至今，雙方貿易額從13億美元成長至去年的319億美元，金融面開放與合作已經顯得越來越具有其迫切性。其中，涉及政治面的因素頗多，在兩岸恢復協商之前，可能難以解決，譬如在五一二公報中曾提及的通匯問題，人民幣與台幣的自由兌換，是否可以繞過雙方的政治體制，由兩岸的民間金融機構直接接觸清算?這可能是三通以後，下一個即將面對的、另一個要“通”的問題。而兩岸間的經貿依存度如此之大，雙方的貨幣政策互相影響的可能性也出現，兩岸間貨幣主管機關是否有必要建立一個交流的通道，以謀取共利?當然，在金融往來更加密切之後，兩岸的金融監理機構也有相互合作的需求，除此之外，兩岸共同打擊金融犯罪，在可見的未來，似乎也有其存在的必要。
不過在兩岸金融市場都走向對外開放，逐步以市場化為歸依，雙方可以著力之處仍然不少。近年來，兩岸金融界經由各種管道與機制，交流互訪日益密切，不久之前，我們親民黨劉憶如“立委”才帶領一批台灣金融界的朋友來過上海，參加兩岸財經論壇。台灣的銀行在香港設分行，在大陸設代表處，而雖然仍有政治因素干擾，大陸的金融業者到台灣設分支機構的時間可能也不會太遠了。它如保險業的合作，經由國際再保險的機制，本來就有其相互依存的關係，而證券業者雖然不能直接進入大陸，但是對中國大陸市場的熟識程度也與外人不同。如何進一步排除金融機構在對方設立分支機構的障礙?應該是我們今天試著探討解決的問題。
在台灣，目前政治敏感度較大的問題都是兩岸間的障礙，許多問題短期內不可能消除，金融便是一環。而從大陸的角度來看，如果是市場對外開放，沒有必要去特別限制台灣的金融業者不能參與。不管執政者如何的設限，一旦市場開放，商機存在，需求自然出現，回顧台灣的兩岸政策，多半是走在人們的後面的。在國際金融市場上，許多開放措施講求的是互惠，大陸也許有些朋友會從這一點來要求，其實兩岸的關係較一般的國際關係為特殊，因為如果真的視之如國與國的關係，現在絕不走這個樣子了。
兩岸金融市場的開放是必然的，其中，台灣的證券市場發展的較早，中國大陸可以借鏡之處頗多，如可以在大陸證券市場開放過程中，允許台灣券商在大陸經營證券業務，開放台灣的投資人，包括機構投資者與個人投資者進入大陸的證券市場去開戶投資。未來，隨著兩岸的情勢發展，允許雙方的公司在對方上市，甚至如同歐盟的國家，允許雙方的上市股票在對方交易所掛牌買賣，均非不可能。
金融機構的並購活動可以進一步促成兩岸金融界走向互利合作的方向，中國大陸的並購活動隨著其外匯存底的增長與幣值的變動而成長，過去一段時間，大陸對外進行的並購案件頗多，而外商在大陸內部的並購案件亦在快速增加，台灣金融界可以參與規劃並購，提供法律、財務、甚至資金籌措的規劃等服務。當然，如果兩岸政治氣氛改善時，直接參與並購，擴大市場範圍亦無不可。
其實，在台灣缺乏國際活動空間時，于五一二公報內的“兩岸一中”前提下，兩岸似可攜手合作，規劃參與如亞洲貨幣機制與亞元的工作，因為台灣的經貿在亞洲所佔的比重頗大，缺乏台幣在內的亞元機制，多少也有其缺陷，同時，亞洲開發銀行中，中國大陸與台灣本來就共同列席，享有同等權益，兩岸如能相互合作，而非相互抵制，則經濟的互補效應將會更為巨大。
總之，兩岸能夠發展到現在的地步，頗為不易。在非常之局內，如何能拋棄俗見，求取突破，在和平進步中，求繁榮，需要極大的智慧。站高才能看遠，兩岸關係，不在求一時，要求的是韆鞦。
作者簡介：殷乃平，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國際金融師資研訓班結業，曾任台灣“立法委員”、政治大學金融學系主任，現任政治大學銀行研究中心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