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楊對時局宣言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
南京中央執行委員會國民政府林主席鈞鑒、暨各院部會勳鑒、各綏靖主任各總司令各省主席各救國聯合會各機關各法團各報館各學校均鑒：東北淪亡，時逾五載。國權淩夷，疆土日蹙，淞滬協定屈辱于前，塘沽、何梅協定繼之於後，凡屬國人，無不痛心。
近來國際形勢豹變，相互勾結，以我國家民族為犧牲。綏東戰起，群情鼎沸，士氣激昂。丁此時機，我中樞領袖應如何激勵軍民發動全國之整個抗戰！乃前方之守土將士浴血殺敵，後方之外交當局仍力謀妥協。自上海愛國冤獄爆發，世界震驚，舉國痛心，愛國獲罪，令人髮指。蔣委員長介公受群小包圍，棄絕民眾，誤國咎深。學良等涕泣進諫，屢遭重斥。日昨西安學生舉行救國運動，竟嗾使警察槍殺愛國幼童，稍具人心，孰忍出此！學良等多年袍澤，不忍坐視，因對介公為最後之諍諫，保其安全，促其反剩西北軍民一致主張如下：一、改組南京政府，容納各黨各派共同負責救國。二、停止一切內戰。三、立即釋放上海被捕之愛國領袖。四、釋放全國一切政治犯。五、開放民眾愛國運動。六、保障人民集會結社一切政治自由。七、確實遵行總理遺囑。八、立即召開救國會議。以上八項為我等及西北軍民一致之救國主張，望諸公俯順輿情，開誠採納，為國家開將來一線之生機，滌已往誤國之愆尤。大義當前，不容反顧，只求於救亡主張貫徹，有濟於國家，為功為罪，一聽國人之處置。臨電不勝迫切待命之至！張學良、楊虎城、朱紹良、馬佔山、于學忠、陳誠、邵力子、蔣鼎文、陳調元、衛立煌、錢大鈞、何柱國、馮欽哉、孫蔚如、陳繼承、王以哲、萬耀煌、董英斌、繆澄流等叩文。
注：此宣言起草之詳情據應德田：《張學良和西安事變》談到：一九三六年十 二月十一日夜，"張學良將軍叫黎天才、盧廣績、高崇民、洪鈁和我起草一篇八大主張的通電稿，準備把蔣介石抓到後向全國發出。經過研究，稿子最後由黎天才擬出，大家看過略做修改、確定。十二日，抓蔣後發出。……原通電具名，只是東北軍和十七路軍的幾位高級將領，發出這封電報時，不知怎麼加上了蔣方大員朱紹良、陳誠、邵力子、蔣鼎文、陳調元、衛立煌、錢大鈞、陳繼承、萬耀煌的名字。可能當時有人認為，這樣可以增厚通電的力量，可以使南京和各省一時搞不清楚，覺得這些人也參加了西安事變。可是我想，這種做法……不僅不足以增厚通電的力量，反而表示自己有力量不足的懼心。”
張、楊為組織抗日援綏軍通電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七日)
(銜略)日人嗾使匪偽，侵擾綏疆；雖前鋒迭報捷音，而後方仍不容稍緩，學良等爰在西安組織抗日援綏軍第一軍團：委孫蔚如為軍團長，王以哲為副軍團長，馬佔山為抗日援綏騎兵集團軍總指揮，郭希鵬為第一軍團騎兵指揮官，何宏遠為第一軍團炮兵指揮官，剋日誓師北上，剪滅仇讎，光復失土，特電布達，諸希察鑒。張學良、楊虎城同叩攸。
張對所部講話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三日)
董參謀長，諸位同志：
這幾天因為我很匆忙，所以今天早晨想和諸位講話，結果未能騰出時間。方才又令諸位等好些時間，很覺得對不起。
過去差不多有一個多月的時間沒有到班，沒有同諸位講話。不到班、不同諸位講話的原因，實在由於我內心不願意作“剿匪”工作，在外侮日迫的時候，我們不能用槍去打外國人，反來打自己人，我萬分的難過！我不願意同我的部下說假話，違心的話；可是，我限于命令和職務的關係，不說則已，要說就得說些違心的話，不得已，只好根本不說。
關於此次十二月十二日事件的原委，想諸位已經大概的明瞭，現在我再簡單的述說一遍！
關於政治主張，我曾公開的同蔣委員長講過幾次，講話的內容，今天我見到蔣委員長的秘書毛慶祥、汪日章，據他們告訴我，我同蔣委員長的講話，他們都聽到了。可惜因為蔣委員長氣太盛，也是因為我的嘴太笨，總未能盡其詞。蔣委員長誤會我，說我的意見不對，但又不能說出我的不對的地方在那裏，更不能對他所說我的不對的地方加以指導！
我同蔣委員長政治意見上的衝突，到最近階段大抵已經無法化解，非告一段落不可，誰也不能放棄自己的主張。於是我決定三個辦法：第一，和蔣委員長告別，我自己辭卻職務走開。第二，對蔣委員長用口頭作最後的諍諫，希望蔣委員長能在最後的、萬一的改變他的主張。第三，就是現在所實行的類似“兵諫”辦法。假如不是因為我遭逢國難家仇的處境，假如不是因為我對國家民族負有重大的責任，假如不是因為我採納部下的意見，接受部下的批評，或者假如我隻身離去，回東北作義勇軍工作，也能收到和實行第三種辦法同等的效果；實行第一種辦法，對我個人沒有什麼，我一點不在乎！
第二種辦法，是我最近一個月來所實行的，在實行這種辦法時，我真是用盡心機，也可說舌敝唇焦，而絕對是純潔無私的，我曾去洛陽兩次，有一次為表明心跡，是單身去的！
可惜，因為蔣委員長氣太盛，我的嘴太笨，總未能盡其詞，在上面已經說過了。我可以說是蔣委員長的最高幹部，而他對最高幹部的話，不但不採納，甚至使我不能盡詞；反之，卻專聽從不正確的一面之詞，這實在不能算對。曾擴情有兩句詩，大意說華山雖然高，其奈四圍被陰霾籠罩著。這種情形，正象說蔣委員長被人包圍著一樣。
第一第二兩種辦法都行不通，只好採取第三種辦法。採行第三種辦法，還有幾個近因，也是主要的原因：第一，上海七位救國領袖被捕。上海各位救國領袖究竟犯了什麼罪，我想全國大多數人誰也不曉得。沈鈞儒是一位六十多歲的著名教授，他所犯的罪，只好說象他自己所說的“愛國未遂罪”！
有一次我對蔣委員長表示上項意見，他竟說：“全國人只有你這樣看，我是革命政府，我這樣作就是革命！”我心裏的話，——那時沒有說出來，革命政府並不只是空洞的四個字，革命必須有革命的行動！第二，“一二·九”西安學生運動。
事前我聽說了，便同楊主任、邵主席計議，想出各種方法來制止。我提出幾個辦法：令學生在學校開紀念會，請邵主席召集擴大紀念周，令學生用文字表示，實在還不成，非遊行不可，由我和楊主任、邵主席盡力勸阻，無論如何不叫到臨潼去。對學生運動，我實在是盡力排解，假如不是蔣委員長飭令警察開槍，武力彈壓，使群情憤激，我想學生決不至於堅持到臨潼去。學生走向臨潼後，我不顧一切利害，挺身而出，幸而把學生勸回來，而蔣委員長卻怪我沒有武力彈壓，而且竟公開說是他叫警察開明槍，假如學生再向前進，他便下令用機關槍打！我們的機關槍是打中國人的嗎？我們的機關槍是打學生的嗎？蔣委員長有了以上兩種表示，楊主任、其他西北將領和我本人，就都斷定了他的主張是絕不能輕易改變了，尤其常聽他說：除了到西北、除了我，沒有人敢象那樣說他，沒有人敢批評他。他是委員長，他沒有錯，他就是中國，中國沒有他不成等話以後，便斷然決定採取第三種辦法，的確，我們平情的說，從蔣委員長的一切言行上看，他和專制大皇帝有什麼區別？還有一件事情，也足以促成我採取第三種辦法，也可以向諸位提出來，就是蔣委員長認為我的部下的行動有不檢的地方，開始要求我對於我的部下加以懲處！我實在不能那樣作，我不容于當局，犧牲我個人可以，無論如何，絕不陷害我的無辜的部下。
我們這次舉動，把個人的榮辱生死完全拋開，一切都是為了國家民族！我們這次舉動，對國家民族將要發生什麼影響，我們真是再三再三的考慮，假如無利於國家民族，我們無論如何也不幹，反過來說，我們一定要幹！我們這次舉動，無疑的，對於國家的秩序或有相當的影響，但權衡輕重為了拯救國家的危機，是不得不如此，這樣作，對於國家終於是有好處的！
現在蔣委員長極為安全，我們對蔣委員長絕沒有私仇私怨，我們絕不是反對蔣委員長個人，是反對蔣委員長的主張和辦法；反對他的主張和辦法，使他反省，正是愛護他！我們這種舉動對蔣委員長是絕對無損的，如蔣委員長能放棄過去主張，毅然主持抗日工作，我們馬上絕對擁護他，服從他！
那時甚至他對我們這次行動，認為是叛變而懲處我們，我們絕對坦然接受，因為我們所爭的是主張，只要主張能行通，目的能達到，其他均非所計！
我們考查這次事件，和蔣委員長過去所犯的錯誤，我們應該注意兩件事情：第一，重要事情要和重要幹部詳細討論。
遇到重要事件，雖限於事實困難，不能和很多人討論，但至低要和重要幹部討論，俾幹部得以竭盡忠誠，發揮己見。至於全國民意，就是我們的主張，當然更絕對不能違背！第二，特務工作固然很重要，但情報只能供參考，不能完全聽信，過去蔣委員長太重視情報，而蔣委員長所得的情報，可以說有很多是不正確的，試想根據這種情報，去決定政策主張，焉有不錯誤之理？
這次事件實關係我國家民族興亡，務望諸位集中全力，格外努力任事！都要下最大決心，獻身國家民族！我真不信我們中國不能復興！我們不信我們中國不能脫離日本帝國主義的羈絆！我們要承認過去的錯誤，我們絕不一錯再錯，諸位同志！中華民族終有自由解放的一天！
本人因工作忙，目前不能常到部，總部事情由董參謀長多負責，希望各位都切遵董參謀長的指導。至於諸位有什麼意見，請用書面報告我，我當很虛心的酌為採納。
張在西安電臺廣播講話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四日)
各位聽眾，各界同胞們：
東北淪亡已經五年多了，華北也幾乎名存實亡，西北的危機，也一天比一天的加深。“九·一八”後政府所簽訂的幾次協定，實在是斷送了許多的主權。日本于一貫的大陸政策，整個中華民國眼見就要淪為日本帝國主義的殖民地了！
我們的隱忍已經到了最後關頭。近來國際情勢越發危急，我們再不起來向我們最大的敵人反攻，恐怕以後再沒有機會了。
綏東的抗戰，全國民氣激昂萬分，在這個時機，我們的中央政府、我們素日所擁護的領袖，應該如何激勵全國軍民、發動全國的整個的抗日戰爭，而事實上我們的忠勇的守土將士，正在前方浴血殺敵，我們的領袖還是膠執“剿匪”的主張，把國內大部的兵力財力，都用在內戰式的“剿匪”上。我們的政府的諸公，在後方力謀妥協，只顧茍安一時，不惜把民族立國的精神完全斷送。
此外更在上海逮捕了大批愛國分子，查禁了十四種救國刊物，以致人心憤慨，輿論沸騰，這種情形是大家共聞共見的。十二月九號西安學生遊行，完全出於自動愛國的精神，並無擾亂秩序的地方，蔣委員長竟主張以武力彈壓，並申斥必須以機關槍掃射，才能停止這些愛國青年。幾次苦諫均被申斥、拒絕，絕無改變他的主張的希望。
學良追隨蔣委員長多年，為公為私實在不忍坐視蔣委員長因這種行為，走到自誤誤國路上去，不得不實行最後的諍諫，希望蔣委員長能有最大的反剩現在蔣委員長在此極為安全，諸位要知道我決不是反對蔣委員長個人，是反對蔣委員長的主張和辦法；反對他的主張和辦法，使他反省，正是愛護他，至於我個人的主張，不合民意、必至覆亡。這話不但我不信，恐怕除了少數漢奸以外，全國的民眾都不信。我們可以問問全國民眾，還是願意立起抗敵、死裏求生呢？還是屈辱到底、任人宰割呢？！
一個國家必須有強固的中央政府。但是中央政府必須建築在民意的基礎上。合乎民意的政府，當然要誓死擁護的，若政府措施違反民意，一定會把國家領到滅亡的路上去。大家只知作官，自然有改組之必要。我們這次舉動，完全是“為民請命”，決非造成內亂。一切辦法決諸公論。只要合乎抗日救亡的主張，個人生命在所不計。若有不顧輿情、不納忠言，一味肆行強力壓迫者，是即全國之公敵，我們為保有國家民族一線生機打算，不能不誓死週旋，絕不屈服於暴力之下。即不幸而剩一兵一卒，亦必用在抗日疆場上。天日在上，絕無一字之虛偽。諸位要知，我們謀國只應論事不能論人。一般不識大體的人，或者說我們的舉動或者有犯上之嫌，若就事論，試問全國四萬萬五千萬民命重，還是蔣委員長一時之身體自由重？我們也曾用過種種的方法，請求蔣委員長即刻領導起來抗日，不要摧殘民氣。他始終不聽，我們才不得已而行權，我們的心地是絕對純潔，我們的方法是絕對正當，如有反對者，必為全國民眾聽唾棄，結果必歸失敗的。
今後我們要共同負起抗日的神聖任務，共同走上民族解放的陣線上。我們否認對日一切屈服的條約，我們要確實實現孫總理最後所詔告我們的“喚起民眾”及“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奮鬥。”
最後我們要鄭重的向國人提出八項主張：
(一)改組南京政府，容納各黨各派，共同負責救國。
(二)停止一切內戰。
(三)立即釋放上海被捕之愛國領袖。
(四)釋放全國一切政治犯。
(五)開放民眾愛國運動。
(六)保障人民集會、結社一切之政治自由。
(七)確實遵行孫總理遺囑。
(八)立即召開救國會議。
吾們願誠懇的接受各方面的指教和批評，對任何人都認為是中國人，對任何黨都視作抗日的力量。
附帶聲明一件事，就是現在南京方面，把我們的電訊隔斷，並且給我們造了很多謠言，他們不願意國人知道我們在這裡作些什麼，真是一件不幸的事。我們希望國人明瞭真相，我們不願意任何人利用這個機會造內亂，給侵略我們的帝國主義造機會，我們只求有利於國家民族，至於個人的毀譽生死，早置之度外。廣播完了。
楊在西安電臺廣播講話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五日)
各位聽眾，全國同胞：
國難日亟，自十二月十二日張副司令與虎城應西北各界救亡的要求，毅然樹起抗日的旗幟，其重大的意義，已于文日(十二日)通電及昨日(十四日)張副司令廣播詞中，很誠懇的說明瞭。全國自然都有了深刻的認識，今晚虎城特再鄭重的來向大家報告一下：同胞們！我們中國目前的國勢已到了什麼地步了？是不是被日本帝國主義者無厭的侵略，眼看著就要亡國滅種了，所以我們救國的方略，除了全國一致、不分派別、向同一的目標，對準中華民族的敵人——日本帝國主義者抗戰以外，實在是再沒有第二條生存的道路了。現在南京政府在蔣委員長控制之下，他們一貫的政策，究竟是怎樣的辦法呢？他們所號召的口號就是“安內攘外”。同胞們！
我們平心靜氣的想想，日本帝國主義的積極進攻、亡國滅種的慘禍就在目前了！所謂“安內”仍然是中國人殺中國人，將來的結果也只有同歸於盡，還談到什麼“攘外”嗎？
蔣委員長這次到西安來，張副司令就很懇切的諍諫過多次，無奈他不但不能採納，反而變本加厲的在學生群眾請願出兵抗日中，忍使警察對著手無寸鐵的青年實行槍殺，這是多麼不幸的事呢！？蔣委員長是我們平素所擁護的，我們擁護他是希望他能領導我們救亡圖存，復興中華民族。他這樣的政策錯誤，我們決不能以感情作用，使總理手創的中華民國，陷於萬劫不復的地位。我們這次的舉動，是完全出於救國救亡的熱誠，決不是對蔣委員長個人的。
我們的願望是在抗日的旗幟下，全國同胞一致團結，不但是不分派別，即就是不抗日的，我們也希望喚醒他們來抗日，縱然他是漢奸，我們還要拿出良心來激勵他們，使他們能夠回到我們的這一條抗日戰線來。“一二·一二”的舉動在意義上，完全是為愛護蔣委員長而發動的，即是我們不忍坐視他的政策錯誤到底，做了我們中華民國罪人。至於我們提出的八項主張，在昨天張副司令已經在廣播上向全國同胞說明瞭。現在此間已組織了抗日聯軍，準備先向目前侵略我們綏遠的敵人抗戰，希望我們的全國同胞一致起來，不分派別，共同負起這個抗日救國的責任，爭到最後的生存。南京政府對我們這次的行動，聽說還有不諒解的人。同胞們！我們是抗日，不是內戰。所以張副司令昨天說的話，我們就是剩了一兵一卒，必用在抗日的疆場上，虎城也是這個決心，只要我們中華民族能夠爭得生存，為功為罪，虎城是不計較的。希望全國同胞們以後不時的指導，使虎城在抗日的戰線上，不致有什麼錯誤，虎城是十二分的感謝。
張在西安市民大會講話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六日)
我們同胞們：
我們今天在這裡開會，我們相信我們的心理都是一樣的！
各位同胞們對“一二·一二”事件的原委，想諸位大概已經知道了。這次事件，是我們一些人為了實行救國主張，置生死毀譽于度外，不顧一切“為民請命”，我們為了國家復興，早有“生死以之”的決心！
在“一二·九”那天，我曾經向參加請願的同學講，“關於抗日問題，一星期內，有事實答覆”，想諸位還記得，那天事情真是給我一個絕大的刺激。現在我再把發動“一二·一 二”事件的近因，也是最主要的原因，簡單的向諸位講一講。
我同蔣委員長私交感情很好，所爭的就是政治主張，我幾次用書面諍諫、當面諍諫，請他放棄他的錯誤的違反民意的主張，領導全國民眾從事于全國民眾所願意作的工作，作一個全國民眾所愛戴的領袖，可是他不但不接受，近來反變本加厲了。
他在上海逮捕了七位救國領袖，我為了這件事，曾單身一個人沒有帶，乘軍用機飛洛陽，請他釋放那幾位無辜的同胞。其實我同那幾位既不是親戚，又不是朋友，有的見過面，也不太熟。而我所以積極援救他們，不過是因為主張相同，意志相同。蔣委員長絕不採納我的請求。後來我說：“蔣委員長這樣專制，這樣摧殘愛國人士，和袁世凱、張宗昌有什麼區別？”他回答我說：“全國只有你這樣看，我是革命政府，我這樣作，就是革命！”諸位想想，他這話有沒有道理？
因為“一二·九”西安學生運動，我同蔣委員長在言語上發生了很大衝突。我認為學生請願的動機，絕對是純潔的。
處置辦法，只有和平勸導，和使學生，也可以說使一般民眾滿意的事實來答覆。而他卻說：“對於那些青年，除了用槍打，是沒有辦法的”。各位同胞們，我們的槍，不是打中國人的，任何中國人的，我們的槍，所有的中國人的槍，都是打日本帝國主義的。由於上兩項事情看來，我們認為蔣委員長的主張和決心，用口頭或當面的勸諫，是決不能改變的，所以才同楊主任和其他西北各將領，發動“一二·一二”的事件。
我們現在把我們的主張清清楚楚的拿出來，清清楚楚的報告全國民眾的面前。同胞們！我們是只求主張實現，此外我們既不要錢，也不要地盤，我們為了實現我們的主張，我們要立於抗日戰線的第一線。我們要在抗日戰線上效死。同時我們要求全國同胞，一致起來走向抗日戰爭。有力量的出力量，有錢的出錢，尤其是武裝同志、壯年同胞，一定要把一腔熱血，灑在抗日戰線上。同胞們起來！我們的主張要我們自己來實現。
諸位的情緒，十分熱烈，深願諸位能把這種熱烈情緒堅持到底。用實際行動來保障諸位的熱烈的情緒。諸位同胞，我們是諸位的公僕，我們替諸位打前鋒，至於最後的勝利，還賴全國人民，一致起來爭齲今天本人受諸位同胞這樣熱烈歡呼，真有點不敢當。本人以待罪之身，作抗日的工作，為公為私，都是應該的。本人一定要竭盡智慮，要求實現救國主張，不達打倒日本帝國主義，整個民族解放的目的，誓不休止！完了。
楊在西安市民大會講話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六日)
全體同胞：
今天開市民大會，兄弟受著各位同胞熱烈的歡迎，覺得是非常之慚愧。我們應該知道十二日的舉動，是一個偉大的革命義舉。經過的一切情形，方才張主任委員已經報告得很清楚了，現在不必再來重說。兄弟現在所要說的約有幾點，希望全體同胞加以特別注意。
第一點：我們今天是在什麼地方開市民大會？(市民一致答是在革命公園)大家既知道是在革命公園，就應該知道革命公園這個地方，是許多民眾的鮮血、和許多民眾的頭顱所換來的。死難的先烈，都是為革命而奮鬥、為民族求解放而犧牲的愛國志士。現在我們既然在這富有革命性的地方來開市民大會，我們唯一所認清的，就是我們的中華民國目前已經到了怎樣的地步了！各帝國主義、尤其是日本帝國主義更形擴大的向我們武裝進攻，國家民族的危亡就在目前了！所以今天在革命公園開會，我們的同胞就不要忘記了先烈的偉大精神，大家都要踏上先烈為我們打開的血路，一致團結起來，努力抗日，才不負今天在這個地方開會的意義了。
第二點：兄弟今天看到會場的熱烈情形，不覺得大為感動。我們記得從前在這裡開會的時候，每次所聽到的都是“安內攘外”“敦交睦鄰”的這些口號。群眾們受著環境的壓迫，可以說是沒有一點自由的；切實的說，若干年來也就是在這些好聽的口號當中，幾乎已將中華民國斷送完了。直到今天才得真實的來表現我們救國的意義，毫無虛偽的提出了我們的主張，這才可以說是第一次的民眾大會，第一次的民眾得到自由的大會。這是兄弟今天覺得非常高興的。
“一二·一二”的義舉，我們應該知道是真正的民氣表現，更是民眾自動的起來救國抗日熱忱的表現。我們的主張是要抗日，因為見於蔣委員長對外政策的錯誤，經過了多次的勸諫無效後，于萬不得已中才有這次的諍諫了。所以這次的事是以國家民族為前提的，決不是對蔣委員長個人而發生的。這一點是張主任委員與兄弟都是可質之天日無愧怍的了！
在過去國家的形勢上說，西北各省只能算是抗日的後防。
但自日本帝國主義實際武裝攻奪我綏遠以來，於是西北也就隨著而變為抗日的前線了。我們的民眾，在這種形勢之下，就應該認清西北民眾切身的利害。西北的民眾就要團結起來，鞏固西北的國防力量，擔負起西北的責任。要拼命的到日本帝國主義的炮火下去犧牲、去抵抗，才能得到最後的勝利，才能保全我們的中華民族。
兄弟相信西北的民眾是早已認清了革命的時代的，是決不怕犧牲的。(民眾高呼不怕犧牲)再一方面，在歷史所給予我們的印證，凡是一個革命，不只是由空談的言論、虛偽的呼號所能成功的。是要拿血拿頭顱去硬幹才能勝利。我們的張主任委員很坦白的表明瞭他愛國的虔誠，並認清了西北民眾革命精神的偉大性，是極力幫助我們；我們更要擁護保障東亞和平的領袖張主任委員，拿出鐵和血的犧牲精神，領導我們收復東北失地，打倒日本帝國主義，西北民眾來完成我們革命的光榮史。我們知道“一二·一二”的舉動，其更大的意義，就是我們要將這種使命更擴大起來。希望全國同胞，大家都能團結起來，抱著絕大的犧牲精神來完成中國革命。打倒日本帝國主義！（新華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