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亂
9月17日，仍在協和醫院住院的張學良見了三位客人，他們給張帶來了遠在山西的閻錫山的消息。
一年前的4月，不滿蔣介石的閻錫山與馮玉祥聯手向蔣發起中原大戰，這也是在“南京政府10年裏面臨最血腥的內部殘殺”，美國學者柯博文說。戰鬥主要發生在河南，雙方均傷亡慘重:閻與馮傷亡近15萬人，蔣介石大約傷亡9萬人。雙方都在積極爭取的張學良當時助了蔣介石一臂之力——1930年9月18日，張學良派東北軍兩個軍入關，閻錫山隨後在石家莊發表通電宣告失敗，兵退太原，不久將兵權移交徐永昌，自己化裝潛入大連。
張學良見的人正是徐永昌。就在一個月前的8月5日，閻錫山在奉天關東軍特務機關長土肥原賢二的安排下，又乘飛機潛回大同隱居。他的何去何從也被外界猜測不已。9月9日的《華北晨報》也登了這樣一條消息:“閻錫山出洋事，已由徐次長(永昌)派其秘書黃臚初前往山西晤閻錫山，就近勸告催促，望閻早日成行，現黃未得悉，馮自下野後，即暫住晉境，對一切事件，均不過問，故其出洋與否，無關重要。”
與徐永昌一同見張學良的，就是被派去勸閻錫山離開山西的黃臚初和王平。他們告訴張學良，閻表示在其父病未愈之前不願離晉，並願在山西繼續做些事情。張學良將徐永昌的情況隨後向南京中央政府做了報告。
這一天，在北京協和醫院已住院治療三月有餘的張學良氣色已近正常，隨著病情一天天的好轉，也開始慢慢處理公務。張學良是在5月赴南京召開國民會議時感染的傷寒，如果不是這場病，他此番的南京之行堪稱完美——據《張學良年譜》載，他當時不僅會見蔣介石等一干政要，還與南方、中南、鹽業等四大銀行商談來東北投資興辦實業之事。在此期間，頻頻接受媒體採訪或當眾發表演說的少帥多次表達了他對國家“和平”、“統一”的願望。5月20日離開南京時，蔣介石親臨機場歡送這位“中華民國海陸空副總司令”、僅次於自己的二號人物。8天后，張答應借給蔣介石討伐廣東的20架飛機就飛抵北京。
返回北京後，張學良的病情有所加重，經德國醫生診治，建議入院治療。6月1日淩晨，發燒已陷昏迷的張學良離開了在北京西城區白塔寺順承王府的家，住進協和醫院。除于鳳至、張學銘以及二三個心腹外，其他人都被禁止出入。張學良住院後，由張學良指定的5人負責處理一般政務。張學良的英文病歷與蔣介石、孫中山、宋氏三姐妹這些名人一樣，至今仍保存在協和醫院病案室的鐵櫃裏。他當年住的是協和醫院琉璃瓦覆蓋的“老五樓”，這棟美國人建造的有80餘年歷史的建築至今仍然在用，而張的病房幾經修繕，現在也還是高幹病房。
因為張學良的病，蔣介石對廣東方面的討伐也不得不延期——蔣介石預定在6月4日與張學良聯名正式發表討伐廣東令，因必須得到張學良的同意，蔣介石特派張群趕赴北京，面呈蔣介石的親筆書，但因張病重而不能見面。
大水
張學良的夫人于鳳至出現在9月17日《北平晨報》的第一版，“張于鳳至主辦江淮水災協賑會徵求彩品啟事”，文中說，“本年入夏以來，霪雨為災，江淮泛溢”，一個星期前，由於鳳至發起的江淮水災協賑會成立，代十六省災民“伏望各界同志”捐贈賑品，並“務請近一月內惠賜北平燈市口同福夾道七號”。
在被“九一八”這場外侮驚醒之前，1931年的中國籠罩在一場全國性的水災當中——當時全國受災區域達16省，其中長江中下游及淮河流域的湘、鄂、贛、浙、皖、蘇、魯、豫8省災情極為嚴重，“是上個世紀受災範圍最廣、災情最重的一次大水災”。1931年2月到5月，蔣介石派軍政部長何應欽，率兵20萬進攻江西中國革命根據地進行“第二次圍剿”時，全國性大水災的序幕已經拉開。
9月初，《華北日報》發自上海的報道說，因為蕪湖“水漲一寸並持續上漲”，連日來餓死江邊百姓幾百人，許多屍體沿江水順流而下。後在上海的“蕪湖水災會”對災情作出統計——共有災民418000多人，死亡4400多人，等待救助的災民共37萬，其中被大水毀掉家業無家可歸者22萬。國民政府官員蔣堅忍由此建議，“移500萬災民赴東北屯墾”。
“長江的癱瘓就是中國的癱瘓。因為偉大的長江是詩人所稱的中華之邦的命脈。重災之後的恢復不是幾天的事，也許不是幾個月或幾年的事。”這是當時正在中國考察的美國著名記者埃德加·斯諾對1931年長江大水災的嚴重後果所做的評論。在災情最重的武漢，“全國救濟水災委員會”委員朱慶瀾已在月初到武漢主持災區工作。
9月17日，漢口的天氣突然轉冷。一星期前，蔣介石乘軍艦赴武漢，專程視察水災處理。《華北日報》每一天都向外報道:先是漢口形勢稍有緩解，“行走于市內街道已經可以不用小舟”，戒嚴了好幾天的市民紛紛涌上街頭。到17日漢口江水已落，水深處也只沒到腳脖子，但到處是污泥、臭氣熏天，城中積水迅速向河道匯集，黃包車、大小商店都開始營業。但17日驟然冷下的天氣，讓許多災民在寒風中又凍又餓，只好等待救濟。漢口水退不久，就有巡航在大街上的漢口“剿匪”宣傳車。漢口“剿匪”宣傳處處長蔣堅忍在忙於發表這樣的演講:“蔣總司令已率20萬大軍圍剿赤匪了！”
缺衣少食的災民被迫遷徙流離。金陵大學的調查表明，離村人口約佔災區人口的40%。按照這個比例，被調查災區總人口2520多萬，逃荒人口至少1000多萬。外逃災民有1/3找到了工作，1/5沿街乞討，其餘的人下落不明。在上海，許多逃往湖南的災民大多又折回來了，因為鹽城阜寧等地都已經被大水淹沒，災民中紛紛相傳如今到處都是水患，連著幾天斷糧使外逃災民餓死了將近一半。
南京政府也在全力以赴，忙於應對這場全國性的水患。9月17日，南京國民政府發行了第一批賑災公債3000萬元，宋子文設法用發行水災公債等方法籌集賑災款的想法得以實施。而孔祥熙致電張學良，要求今年惟一農耕正常的東北運糧賑災;因為秋風已起，上億災民的冬衣問題迫在眉睫，政府開始以每日一萬套的速度趕制冬衣，並且全國徵求破舊衣服和鞋，經消毒後運發各地。政府勸告全國農民不要用美國運來的小麥做種子，並且下令災區不可宰殺耕牛。
國民政府許多部門的工作重點也是這場水災。教育局已開始要求災區減免學生學費，政府方面有人談話，認為眼前惟有救水災，但同時提醒大家“以後要注重修林造堤之各種水利工程”。“水災奇重”，中央令各級黨部因國慶日不可鋪張典禮。
“目前中國最大的問題還是水災的救濟”，《華北日報》以醒目的標題刊登了蔡元培在國府紀念周大會做報告時說的這一番話，蔣介石、于右任等也出席了報告會，蔡元培說，因為災民已達七八千萬人，佔中國總人口數的1/6，如果不能得到有效處理，不僅是中國的慘劇，也與民生主義背道而馳。蔡元培還提出各項近期遠期的計劃，如購借麥棉、禁煙種苗、改良農業等諸多建議。
中國的自然災難也驚動了當時的國際聯盟。9月17日的國聯通過救華水災辦法——“一切會員國非會員國一齊救助中國水災。”國聯衛生部長拉西曼也專程來中國協助處理水災後的衛生防疫工作，他剛剛到達南京，下榻于宋子文公館。
57歲的楊度在這一天卒于上海，結束了他頗有爭議的一生。同一天，中國航空公司南京至北平航線復航。徐州號、滄州號兩機對開，每架飛機最多可以坐5人。
外患
9月17日，關玉衡——“中村事件”的另一當事人被帶到瀋陽，就中村一事，與日本總領事林久治郞當面對質。這天的對質中，關玉衡拿出中村等4人間諜活動的全部證據。
“中村事件”讓一直對東北摩拳擦掌的日本關東軍有了藉口，東北局勢讓人越來越不安。為此，張學良在8月先後派湯爾和、趙伯欣和顧問荒木五郎去東京探聽虛實。不願把事件擴大的張學良已向遼寧省主席臧式毅指示：“關於中日交涉案件，尤應以誠意相待，對小事件儘量作出讓步。”迫於壓力，榮臻派憲兵司令陳興亞率隊在前一天將來到瀋陽的關玉衡拿辦，對外聲稱關已被送進監獄，實際上，關玉衡悄然住于憲兵副司令李香甫家。“九一八”爆發後，關玉衡逃至北平，被張學良委以參議一職，所有關於“中村事件”案卷全被日軍掠去。而關玉衡的弟弟被日軍用釘子活活釘死，扔在牡丹江中，老母雙目失明。
遼寧省主席臧式毅在這一天迎來了兩位特殊客人——在當天與關玉衡對質的林久治郎和領事森岡。對方要求他“為了不給關東軍藉口”，必須火速解決“中村事件”。自張學良在4月13日從瀋陽搬到北平後，東北的事務大多由兩位軍政大員——東北邊防公署軍事廳長參謀長榮臻和遼寧省主席臧式毅處理。於是臧式毅馬上找到榮臻，兩人商議立即進行談判。
但日本關東軍方面的戰爭機器已不可阻擋地開動起來。9月17日，日本撫順警察署長寺田來到瀋陽，轉告總領事館:“撫順的守備隊報告說，要進行假定於18日拂曉前佔領奉天城的演習，因此指示警察制定保護僑民、避難和維持治安的計劃。”
而在9月17日這天接見記者的日本公使重光葵，否認日政府對中村事件有出兵計劃:“日本政府對這些問題正在努力採取最實際的手段，不給兩國關係設置障礙，儘快向友好的解決方向引導。”就在重光聲言寄希望於和平解決的這一天，據參與者花谷正後來回憶，在16日淩晨接受了石原莞爾發動戰爭命令的“九一八”參與者今田，跑來告訴花谷正:“無論如何要在建川來到以前動手。在兩天前進行的小範圍緊急會議上，花谷正曾對立即行動的方案表示反對，“既然參謀本部反對，動了手也沒有用，還是作罷，乾脆另找機會”，由此被石原視為危險分子而被排斥在作戰計劃之外。
石原莞爾在後來的審訊書中回憶，同一天，在遼陽的關東軍司令官本莊繁接到旅順的參謀長三宅打來的電話，正式告訴他，因為建川少將要從東京來奉天，“希望將板垣或石原參謀留在奉天”。
9月17日，日本關東軍在南滿鐵路駐軍及鐵道守備隊舉行軍事演習，當日夜，板垣把石原叫到遼陽白塔旅館的一個房間裏密談，再次確認板垣負責處理奉天問題、石原負責對旅順進行部署。而這一天的瀋陽，是災難前最後一個平靜之夜。（三聯生活週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