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今天的說法，今年99歲的孫竟寰在1931年的老家奉天就已經是個標準的“白領”。1927年東北大學畢業後，當時才21歲的孫竟寰經由北京大學經濟係的伯父推薦，進入張作霖在奉天的邊業銀行工作。
位於大帥府東墻外的邊業銀行之所以取名“邊業”(the frontier bank)，是取“開邊創業”的意思。張作霖意在通過創建此銀行，支援國家開發邊疆。儘管在當時屬軍閥開辦的銀行，孫竟寰說，在業務上卻非常正規。1931年，27歲的孫竟寰在邊業銀行擔任信貸組長，習慣一早起來就進城去青年會打網球。當時青年會的成員大多是知識分子、商界人士和社會活動家等，都是消息靈通人士。後來與孫竟寰熟悉的鞏天民等愛國人士，就是在打網球的過程中認識的。
孫竟寰清楚記得，就在“九一八”前一天晚上，閻寶航等愛國人士在奉天商會做了一個有關最近形勢的報告，認為日本人最近可能有所行動。但考慮到日本當時在南滿全部軍隊只有1萬多人，而東北軍在東三省仍有十幾萬兵力，沒有人意識到即將到來的風暴。
對於當年的孫竟寰來說，1931年9月18日是平淡如常的一天。當晚下班後，孫竟寰照常回到奉天大南門外的家中。“那天晚上我睡得很死，年輕啊，根本沒有聽到任何聲音。”孫竟寰回憶說。1931年的奉天並不大，城墻內方外圓，面積只相當於今天瀋陽的老城區。北大營遠在城北數公里處，對於當時的奉天居民來說是個很遠的地方，就算久居奉天的孫竟寰也從沒去過。當晚日本人架設的兩門240毫米榴彈炮向北大營發射了數發炮彈作為攻擊信號，並沒有驚醒城內許多人的夢。“到第二天早上我仍舊一早起來進城打球，進城後突然發現城裏豎起了崗樓，有人指著城樓子讓我看，我這才發現日本人已經佔領了瀋陽城。”
山河一夜變色。今天看來驚天動地的變化，當年卻並非如同我們想像中激烈。孫竟寰回憶，9月19日那天，奉天城裏的日本人並不多，而且大部分在日本人的租界地，現在的瀋陽和平區。由於奉天周邊惟一的東北軍部隊就是北大營王以哲的第七旅和東大營的學兵隊數百人，奉天城內並沒有東北軍的部隊，在日軍進城後，城內惟一的中國武裝——警察根本無法抵抗，日本人的不宣而戰在當時看起來的確不像一場戰爭。“我沒有聽到任何動靜，顯然戰事並不激烈，可見奉天淪陷時(東北軍)的確沒有做有效的抵抗。”
9月19日那天上午孫竟寰照常到邊業銀行，日本人已經把機關槍架在銀行門口，所有人只能進不能出。停業數天后的奉天城內，鐵路、海關和銀行等機構陸續恢復工作，不過都被日軍派遣了“駐在員”，邊業銀行也不例外。然而由於中國軍隊被打敗，失去了軍人的保護，奉天城內人心恐慌，紛紛外逃。“當時由於鐵路交通中斷，我們銀行很多人甚至徒步進關。如果不是有家屬，我當時就離開奉天去北京了。”孫竟寰說。
與孫竟寰不同，在“九一八”寧恩承度過了緊張的一夜。回憶起在邊業銀行的老上級寧恩承的背景，99歲的孫竟寰依然記憶清晰。“寧恩承是天津大學校長張伯苓的學生，他的畢業論文是《大學教育的輪迴》，張伯苓非常欣賞他，把他推薦給張學良。張學良於是送寧恩承前往英國讀書，後來回國後擔任邊業銀行總稽核和後來東北大學秘書長，並代行校長職務。”
寧恩承在回憶中這樣描述“九一八”之夜:“我方走到辦公樓門前十碼，忽然一個大炮彈經我頭上飛過，一道火光嗖嗖作響，由西向東如流星一般飛去。夜深人靜，大炮彈由頭上掠過，聲音特別清晰。我不禁大吃一驚，知道大事不好了，日本人開始攻打我方駐軍北大營。”寧恩承打電話給當時的遼寧省主席臧式毅，後又打電話給教育廳長兼省副秘書長金靜庵。金靜庵證實了日本人正進攻北大營，要求寧恩承必須管好學生，不可出校鬧事:“國難當頭，我們必須忍辱負重。”
寧恩承的計劃，是如果校園的電源為日軍破壞全校昏暗了，把孔明燈點起來，女生宿舍沿路設燈，把200名女生從宿舍領到由鋼筋混凝土建築的體育場更衣室暫避。“東北大學女生宿舍200名女生是最大的危險品，日本軍人如果攻入我校，後果不堪設想。”“事實上大多女生已沉入夢鄉，沒聽到炮聲，因為炮聲在十里以外，門窗緊閉，酣睡的年輕姑娘，這時還不知外面發生了驚天動地的大事。”
與1905年奉天首次淪陷的慘狀不同的是，此次日軍攻克奉天兵不刃血。“市場一如往常，生活沒有太大的影響。我繼續在邊業銀行(後來是滿洲中央銀行)幹到1945年瀋陽光復。但是邊業銀行卻在‘九一八’中損失慘重。”孫竟寰介紹說，“當時邊業銀行採用的是銀本位，每年春季都要準備資金購買金銀。‘九一八’之前，剛從上海買進了7000兩黃金，誰知道剛剛購進，日本人就打進來，黃金都被日本人搶走，張學良家存放在銀行的還有好幾個樟木箱子裏，全部是唐伯虎等名人的字畫。張學良曾經讓秘書朱牧之將這些名字畫製作成柯羅版，後來這些柯羅版的字畫全部被日本人掠走，至於原作，”孫竟寰搖搖頭，“都不知道哪去了。”
受損失的不只是邊業銀行。位於銀行西面的張氏帥府，在日軍進城後同樣被劫掠一空。孫竟寰回憶說:“當時每個銀行職員都配戴有一個銀行的徽章。那時候從帥府前門進去，再從帥府的西門出來就直接進入邊業銀行了。我那時經常看見張學思他們在帥府門口的草地上踢球，當時那裏是一個小操場。但是‘九一八’之後，銀行職員就再也進不了帥府了。”
在日軍功入奉天時，張學良正在北京，張氏帥府內只有不多的女眷，不久都被迫離開。張氏帥府為日軍所佔，財物基本被劫掠一空。現張氏帥府博物館工作人員達文洋說，當時日本關東軍司令本莊繁曾經擔任張作霖的顧問，於是將張氏帥府內的傢具等物品裝了10個車皮，運往北平給張學良。“張學良拒不接受。最後這些傢具又被運回山海關，全部散失殆盡。”惟一挽救的損失，是寧恩承取自邊業銀行的300萬現洋票據。寧恩承這樣回憶這次經歷:“(‘九一八’之後)邊業銀行有一個日本兵站崗，但是銀行是商業機關，任人進出無阻。那時銀行已停業5天了，銀行行員逃散一空，我進門時日本兵沒阻撓，他以為我是一般中國市民，不知輕重，他不知我是邊業銀行總稽核。行中庶務處還有一職員李宏毅留守，他見了我好像大海漂流中遇到一救生圈。我步行到瀋陽大北關一個染坊找到了郭仲安，他也驚喜萬分。我從他手中拿到調款口令，準備把可調之款集起來調到北京。銀行業務中調撥款項有一本口令，電匯款項，憑這口令對方據以付款。我拿到口令回到邊業銀行把長春、哈爾濱等處分行餘款全部由中國、交通兩行調撥到我手中，共300萬。中、交兩行主事人知道我是邊業銀行要人，毫無留難之處，把300萬現洋票據全給了我。”
正像寧恩承“九一八”之夜對東北大學教職工所說的，中國有“養士”的習慣。在國難當頭的危急時刻，要“士報國恩”。寧恩承攜帶這300萬現洋票據，冒險深入日本早已佔據的大連，然後設法從大連乘船前往山東，最終將這些財產送交給在天津的張學良。（三聯生活週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