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德加·斯諾，美國著名記者和作家。1928年來到中國。九一八事變後，他親赴前線採訪，寫下了一批頗有影響的有關中日戰爭的報道。特別是他撰寫了轟動世界輿論的《紅星照耀中國》——不帶任何政治偏見和黨派色彩，通過親自採訪所得的第一手資料，得到了中國人民和世界人民的信任。抗戰期間，斯諾作為中國人民的朋友，把中國的事業當作自己的事業，組織、發起、宣傳“工合”運動，支援中國的戰時經濟；如實報道中國抗戰實況；開展大量的國際宣傳，極大地支援了中國的反侵略戰爭。他把一生最寶貴的年華獻給了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他以自己的行動，在中美兩國人民之間架起了一座友誼的橋梁。
1937年7月7日，七七事變爆發，斯諾在北平南苑目睹了中日戰爭的開端。他在參加日軍召開的一次記者招待會上，大聲質問：“為什麼要在中國領土上進行軍事演習？為什麼藉口士兵失蹤動用大兵？為什麼侵略者不撤兵回營，反叫中國守軍撤出宛平？”斯諾這一連串的問題，問得日軍新聞發言人狼狽不堪，無法正面回答，只得倉促宣佈記者招待會結束。
9月末，斯諾在上海目睹了八一三淞滬抗戰。在報道中，斯諾稱讚這場戰爭是“偉大的表演”，中國人所表現出來的勇敢和軍事技能，是許多人所沒有料想到的。
接著，斯諾沿著日軍在中國的侵略戰線，橫越中國國土，去了漢口、重慶、西安，並再一次去延安，撰寫了一系列的新聞報道。
在漢口，他為中國工業所遭到的破壞而痛心：“最令人氣餒的是中國在各處所犯的同樣的錯誤，那就是沒有把工業企業和有技術的工人加以改組和撤退，而在放棄南京、漢口兩座戰略城市之前，又沒有作出巨大的努力使兩個城市不致變成敵人的戰爭基地。日本利用了掠得的資源和工廠，把侵略更深一步向內地推進。”
他驚異地發現：儘管日本人取得了所有重大戰役的勝利，但從來沒有贏得一項政治決定，從來沒有能夠勝利地結束這場戰爭。任何甘心承認失敗的人，必然遭到人民的反對，人們不承認他的權威。汪精衛叛國投敵，成了南京傀儡政府的首腦，人民就唾棄他，他的影響也就消失了。如果蔣介石投降，也會發生同樣的情況。
他稱讚新四軍：最大資產，也許就是他的革命傳統，那就是有組織方法，百折不撓的精神以及戰鬥的戰術。
他誇獎八路軍：已經成為一種英勇的傳說，這傳說在它萬次戰鬥的記錄中，象徵著每一個作戰的人都必須相信它具有的那些戰鬥的品質：忍耐、敏捷、勇敢、指揮的天才、不屈不撓以及——也許最重要的——精神的不可戰勝。
所有這些結論，都顯示了斯諾作為一個進步新聞記者敏銳的洞察力。都被收入他在1941年出版的《為亞洲而戰》一書中。
地下工作總部
七七事變後，日本侵略軍佔領了北平。日軍大肆搜捕、迫害中國的抗日愛國人士和革命青年。當時，斯諾參加了在北平的外國人（歐美）援華社會團體，積極掩護和幫助中國的愛國者，使他們免遭日軍捕殺，他的公寓成了抗日愛國分子的避難所，斯諾熱情地幫助這些避難者化裝成乞丐、苦力和小販逃出北平。
斯諾家中還存放著一些中國人寄存的財物，從私人汽車到遊擊隊從日本人手裏奪回的黃金、珠寶和玉器。有一次，西山的抗日遊擊隊派了一位聯絡員來找斯諾，請他幫助變賣從日軍手中奪回的珠寶、黃金，以解決遊擊隊急需購買槍支彈藥的經費，並提出給斯諾高額的回扣。斯諾說：“我一分錢也不要。但是我建議，你們把在西山一個修道院扣留的幾名義大利修道士釋放了。”他對遊擊隊員說：“這樣做不好，會損害你們的抗日事業，不能獲得國際上的同情。”“我是為中國著想。”斯諾說，“一次只能同一個敵人作戰，不宜樹敵太多。”
遊擊隊接受了斯諾的建議，釋放了那幾個義大利修道士，斯諾也找到了肯幫忙的人幫助遊擊隊把珠寶、黃金變賣了出去。
在斯諾家花園的地下，愛國學生埋藏了許多被日軍查禁的進步書刊。斯諾甚至還同意在他家中設置了一部秘密電臺，斯諾除了忙於新聞採訪，報道中日戰況，每天還要為眾多的避難者的吃飯問題奔忙。
當時，西方各國在中日戰爭中保持中立，日本佔領軍對在北平的歐美等國的人士還沒有敢公然侵犯。斯諾說：“我的住所很快成了某種地下工作總部了，我肯定不再是一個‘中立者’了。”
斯諾掩護鄧穎超從北平脫險，頗有些傳奇色彩。七七事變時，鄧穎超正在北平治病，為了儘快離開戰亂地區，鄧穎超在愛潑斯坦的幫助下找到了斯諾，請斯諾設法帶她出去。為了應付沿途日軍盤查，鄧穎超化裝成斯諾的“保姆”。和斯諾一起乘火車離開北平。列車到達天津站，日軍在月臺檢查所有的中國旅客，凡是他們認為可疑的，都會被抓走。
“我是美國人，美國記者。她是我的家庭保姆。”斯諾對日本檢察員說。日本檢察員揮手放斯諾他們出站。
到達天津之後，斯諾把鄧穎超託付給自己的一位好友、紐西蘭記者吉姆·伯特倫，請他把鄧穎超帶過封鎖線。
令人驚奇的是，斯諾當時並不知道所幫助的人是鄧穎超。實際上，斯諾幫助中國人已經是習以為常的事。
中美人民友誼的橋梁
1941年，斯諾回到美國後，仍然向美國人民和世界人民宣傳中國的抗日戰爭。他說：“我依然贊成中國的事業，從根本上說，真理、公正和正義屬於中國人民的事業，我贊成任何有助於中國人民自己幫助自己的措施，因為只有採用這種方法，才能使他們自己解救自己。”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斯諾對中國進行了三次長期訪問。這在美國政府對新生的中國實行孤立政策和武裝支援台灣蔣介石的年代裏，對一名美國人來說，真是一件獨一無二的事。1960年，斯諾訪問北京，他意識到中國領導人希望他的到來，可能有助於建立起一座中美兩國的友誼橋梁，他表示：“前途是艱險的，但橋梁能夠架起，而且最後必將架起。”
1971年，美國乒乓球隊出乎意外的被邀請訪問北京，中美關係解凍，美國《生活》雜誌抓住時機發表了斯諾的一篇文章。在這篇文章中斯諾透露了中國領導人毛澤東曾告訴他的話：如果理查德·尼克松訪問中國，無論是以旅遊者的身份還是以總統的身份都會受到歡迎。這篇文章是斯諾的最後一篇“獨家內幕新聞”。就在尼克鬆開始前往北京的同一個星期，斯諾死於癌症。
斯諾生前寫道：我愛中國，我願在我死後把我的一半留在那裏，就像我活著時那樣。美國撫養和培育了我，我願把我的一部分安葬在哈德遜河畔，日後我的骨灰將滲入大西洋，同歐洲和人類的一切海岸相連，我覺得自己是人類的一部分，因為幾乎在每一塊土地上，都有著同我相識的善良的人們。
遵照斯諾的遺願，他的妻子將他一半骨灰帶到中國，安葬在北京大學校園的末名湖畔，另一半骨灰安葬在美國哈德遜河畔。（中國網 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紀念館供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