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世傑（1891—1981），字雪艇，湖北崇陽人。早年留學英國和法國，歷任北京大學法律系教授、系主任、國民政府教育部長、國民黨中央宣傳部長、外交部長等職。1929年至1933年擔任國立武漢大學首任校長。1949年到台灣後先後擔任台北故宮博物院院長、“總統府”秘書長和“中央研究院”院長等職。1981年4月21日病逝于台北，終年90歲。王世傑先生一生涉獵政治、教育、文化、藝術和法學多個領域，建樹頗豐，但他在臨終前留下遺囑，要求在他的墓碑上只鐫刻“前國立武漢大學校長王雪艇先生之墓”。簡單的碑文道出了老人與武漢大學的不解情緣。
2006年9月，筆者有幸作為祖國大陸的評審和武漢大學代表隊的領隊，應台灣中天電視股份有限公司的邀請，赴台北參加第五屆海峽兩岸知識大賽。到台灣之前，我就有一個強烈的願望：務必抽空到王世傑先生的陵墓前祭拜。
誰知到台北後，每天清晨6：30即要起床，吃了早餐隨即乘車到30里外的中國時報集團演播廳參加比賽。我一方面身為武漢大學的領隊，一方面要擔任大賽的評審，每場比賽都要對比賽特點及場上選手的表現做一番點評，既緊張又忙碌，每天回到飯店都在晚上11點左右。萬般無奈，我只好與王世傑先生的兒媳張忠琳女士協商待比賽結束後再去。已屆古稀之年的張忠琳女士十分善解人意，爽快地答應了我們的要求。
11日清晨，天空下著綿綿秋雨。張忠琳女士按照約定，早晨5：40準時開車來到飯店，載著我和武漢大學的3名參賽選手前往王世傑先生墓地。王世傑先生墓地坐落在台北陽明山上，這裡四面環山，放眼望去，花海隨風搖曳，綠樹青翠欲滴，楓紅點綴枝頭，交織成一幅美麗的風景畫。沿著一條蜿蜒的小路，我們來到王先生墓前。墓碑上刻著“先父王世傑先生母蕭德華夫人之墓”的字樣。墓碑的署名為王世傑先生的兩個兒子和兩個女兒，分別是紀五、德邁、雪華、秋華。據他的兒媳張忠琳女士介紹，墓地佔地20坪，約合63平方米。墓碑旁有武漢大學在台灣的同人1981年10月敬立的、蘇雪林女士撰文、高翰先生書寫的《雪艇王公墓表》。墓表內容主要介紹了王世傑先生的生平，《墓表》最後一段寫著：
東湖之濱珞珈聳立碧瓦連雲璇宮百尺
講筵宏開弦誦怡怡百年樹人勞悴不辭
菁莪千百蔚成國器靖獻邦家各竭忠智
赤舌燒城吾道遂東濟濟多士杖屐是從
泰山難頹典型宛在心喪三年長懷遺愛
草山蕘蕘東海滔滔勒銘貞石大德永昭
字裏行間，浸透著老人對位於東湖之濱、珞珈山下的武漢大學的殷殷之情，讓我們這些後輩們久久不能釋懷。我們將特意準備的鮮花輕輕地放在王世傑先生的墓前，在紛紛細雨中默默地祭拜著這位武漢大學的創辦人。
據武漢大學校史記載，王世傑于1929年5月正式出任武漢大學校長。他認為“武漢市處九省之中央，相當於美國的芝加哥大都市。應當辦一所有六個學院——文、法、理、工、農、醫，規模宏大的大學。”武大校史中對王世傑有中肯的評價：“王世傑任國立武漢大學校長期間，致力於珞珈山新校捨得建設，制定了發展藍圖，四處籌集經費，嚴格遴選教授，要求師生有嚴明的紀律，養成良好的學風，支援師生的抗日愛國運動，注重發展科學研究。”
如果說王世傑對武大的一大貢獻是主持了珞珈山校捨得建設，那麼他的另一大貢獻則是倡導“明誠弘毅”的校訓。在聘用教授上，王世傑的原則是要有學術成就，而無門戶之見。當時武大的教授中，國民黨員極少，不同學派、不同政見者居多，相容並包。連帶有濃厚“左”傾色彩的陶因、范壽康也被聘，允許他們講授包括《資本論》在內的經濟理論和歷史唯物主義、辯證唯物主義。王世傑認為：“一家大學能否至臻于第一流，端賴其文學院是否第一流。有了第一流的人文社會科學諸係，校風自然活潑……有了好的文學院，理工學生也會發展對於人文的高度興趣，可以擴大精神視野及胸襟。”唯此，當年武大文學院人才盛極一時：聞一多、陳源、朱光潛、葉聖陶、錢歌川、吳其昌、蘇雪林、淩叔華、袁昌英，等等。在教育學生方面，他注重“人格訓練”，認為“人格的訓練……至少應該與知識灌輸佔同等地位。”要求學生“好學、吃苦、守紀律。”
王世傑先生擔任武漢大學校長時間並不長，但他始終對武大充滿著深情和眷戀。他在遺囑中明確表示，願將他珍藏的77件名人字畫捐贈給武漢大學。這77件名人字畫的作者從漢代到清代，分別出自南朝梁武帝，宋代蘇軾、黃庭堅、米芾、朱熹，元代黃公望，明代唐伯虎、文徵明、王守仁，清代劉墉等名家之手筆，十分珍貴。由於種種原因，這些字畫目前暫存台北故宮博物院。
離開墓地，張忠琳女士又駕車帶我們到陽明山上王世傑先生生前喜歡散步和遠眺台北市區的幾棵大樹下憑吊了一番。返回的路上，張忠琳女士一邊駕車，一邊講述對王世傑先生的看法，言語中充滿了尊重和景仰。
王世傑先生是20世紀中國很多重大事件的親歷者和見證人，本文無意對他的一生功過是非作出評價。但他對武漢大學的貢獻和情感，無疑是應該肯定的。
本文作者薛毅與王世傑先生的兒媳張忠琳女士在墓前合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