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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入世第一“人”：龍永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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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開入世大門的龍永圖
氣勢逼人的龍永圖是2002年中國200萬公務員中知名度最高，也是在媒體暴光中最引人注目的官員之一。從1997年2月出任首席談判代表以來，龍永圖的名字始終與入世談判的消息聯在一起，中國人對入關和入世的了解也主要在龍永圖這一任上。他的奔波和頭上的白髮記錄了中國進入這個世界經濟體系的艱難和決心。
已經成為舉世矚目政治明星的龍永圖，不認為自己在這一影響中國命運的重大事件中
有多麼舉足輕重。但他堅信，中國和世界將從中獲得雙贏，而中國將成為最大的贏家。
大量的事實正在證明，融入過去被認為世界一體化的經濟體系，將給中國帶來經濟的第二次躍進，中國的社會秩序和文化理念也將發生意義深遠的變化。但同時，馬太效應也在發揮效應，WTO並非對每個中國人都是好消息，曾經為這個國家積累寶貴財富的企業職工和農民不得不繼續扮演犧牲者的角色忍受陣痛。
中國的改革已經歷經20多年，巨大的成功無法掩蓋局部的困頓。但是在龍永圖這樣的激進改革者來說，要成功就必須付出代價，“許多事情積重難返，僅僅憑自身的力量去解決往往不行。”龍永圖說，“一個健康有效的外力則可能推動我們完成那些想做卻遲遲做不成的事。”作為中國入世的推動者，龍永圖和他的同志們追求的是這個國家能夠歷史性地走入世界舞臺的中央。
談判桌上的中國明星
12月18日，中國對外經濟貿易部副部長龍永圖啟程飛赴日內瓦。這次旅行使本刊失去了專訪這位中國入世首席談判代表的機會，但對中國和龍本人來說，卻意味著一個更具意義的里程碑:中國第一次以正式成員的身份參加世界貿易組織理事會部長級會議。
作為中國四任入世首席談判代表中最後、也是任期最長的一位，龍永圖把中國入世歷經的15年漫長歷程稱為“長征似的旅行”。在這個漫長的旅途中，他去過不下50次世貿組織的日內瓦總部。
“我們從航空公司拿到的免費機票足以讓我們飛到月球。”龍說。
58歲的龍永圖是2001年中國200萬公務員中知名度最高的官員之一。而從1997年2月出任首席談判代表以來，龍永圖的名字始終與入世談判的消息聯在一起，中國人對入關和入世的了解也主要在龍永圖這一任上。他的奔波和頭上的白髮記錄了中國進入這個世界經濟體系的艱難和決心。
還帶著些許湖南口音的龍永圖1965年從貴州大學英美文學專業畢業後即進入外貿部。70年代初，中國開始與西方有所接觸。在周恩來總理的指示下，中國開始向西方國家派出第一批留學生，龍永圖幸運地成為其中一員。1973年至1974年，龍永圖獲得了在英國倫敦政治經濟學院學習國際經濟學的機會，這所學校培養出了英國乃至全歐洲一大批最傑出的政治家和企業家。
從1978年開始，龍永圖先後在中國駐聯合國代表團、聯合國開發計劃署工作，並受派擔任聯合國開發計劃署駐北韓副代表，1992年1月任中國外經貿部國際經貿關係司司長，開始介入中國復關談判，1994年4月被任命為外經貿部部長助理，主持復關和入世談判。
熟悉龍永圖的人介紹說，他在整個談判中表現出兩副截然不同的面孔。一方面顯示出一位職業外交官的風度，一口流利的英語，處事週到圓滑。而另一副面孔是民族主義者，作為中國的首席貿易談判官，他在談判桌前經常發脾氣，甚至離開會談室。一位曾經與龍永圖在談判中打過交道的西方外交官則認為，龍永圖的發脾氣純粹是政治表演。
巧合的是，龍永圖也認為他的對手擅長作秀，尤其是美國和它的女談判代表。“他們做戲一直做到最後一刻。”龍永圖舉例說，1999年11月14日晚，美國代表團在北京宣佈談判破裂，並預定了第二天的返程飛機。但事實上他們根本沒有預定飛機，由於朱總理在最後關頭的出現，第二天中美方簽署了對中國加入世貿組織具有決定性意義的中美雙邊協議。
“那不是虛張聲勢。”時任美國貿易代表的巴爾舍夫斯基對《南華早報》鄭重其事地反駁道，“我不是一個依靠戲劇化手段的談判者……做戲的姿態只適合在舞臺上，在嚴肅的談判中很難讓人相信。”與談判桌上的針鋒相對不同，兩位對手都給予了對方極高的評價。“龍和他的代表團非常精明、非常言簡意賅、非常謹慎和強硬，他們對任何事情、任何觀點都提出質疑。”被克林頓稱讚為“美國傑出的談判家”的巴爾舍夫斯基用一連串的“very”稱讚龍永圖，“你面對的是世界上最精通談判的團隊，但他們比絕大多數談判者有更開闊的視野，經常能看到解決複雜問題行之有效的途徑。”作為首席談判代表，氣勢逼人的龍永圖在前臺參與這一影響中國命運的重大事件中，成為舉世矚目的明星，但他不認為自己多麼舉足輕重。“我覺得在中國這樣一個環境裏，特別是作為一個政府官員，你只能在這個大進程中發揮一點作用。”龍永圖強調，“我要感謝組織給了我這樣一個機會、一個大舞臺，使我發揮一點作用，我為自己能做一點事情感到欣慰。中國入世並不是因為龍永圖做這個事情，到2001年才做成。換另外一個人來做，也會在這個時候談成，因為這是個大事，並不取決於一個人兩個人。”他說:“中國領導人以自己的遠見和智慧，勇敢地迎接了這個挑戰，表現了中國政府堅持改革開放的信心和決心。這是這場談判取得成功的關鍵。”
WTO的盛宴
不管怎樣，是龍永圖代表中國推開了那扇推了15年沒有推開的大門。“這是中國的第二次開國。”在2001年早些時候，美國世界經濟研究所所長伯格斯坦教授這樣對本刊記者評價中國入世。
至少從發表的言論看，龍永圖和中國領導人一樣，信奉這樣的開放觀念:即“入世”將對中國未來幾十年的發展產生轉折性的作用，中國和世界將從中獲得雙贏，而中國將成為最大的贏家——“雙贏”這個詞彙並不是龍永圖發明的，但卻經由他的反復強調而成為中國社會的一大流行語。除了奔波於世貿組織中國工作組和30多個國家的雙邊談判桌前，龍把剩餘的大部分精力放在給心存疑慮的中國官員和企業家講解什麼是WTO，WTO會給中國的各行各業帶來什麼。
“所以我愛人經常抱怨我說，你到家就沒話了。”龍永圖解釋說，“因為每天都在不停地講話，我實在是沒有精力再講什麼話，而且腦子還在想著談判，在感情上也付出了很多，這是個事實。”在WTO這個維護各國公平貿易的體制框架下，中國正試圖走得更遠。11月6日，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將在10年內建成的消息傳出，舉世皆驚。雖然早在去年就有風聲，但各方能在短短一年內達成如此重大的一致頗出眾多國外觀察家意料。他們普遍認為，中國的積極主動對啟動WTO新一輪貿易自由化談判極為有利，另一方面，在30年內，中國—東盟以自由貿易區旗艦的姿態，將超越歐盟和日本，成為僅次於美國的第二大經濟體。
12月21日，在日本對中國三種農產品正式設限調查期限來臨之際，中日兩國經過多輪磋商終於就農產品貿易爭端問題達成一致，根據雙方達成的備忘錄，日方決定不對中國的大蔥、鮮香菇、藺草席啟動正式保障措施，作為回應，中方也決定撤銷對原產于日本的汽車、無線電話和空調加徵100%特別關稅的反報復措施。
儘管日本方面認為中國金額高達近3倍的報復是不公平的，不符合WTO規則，但他們並不希望打中國加入WTO後的第一場官司。原因很簡單，中國的市場和生產力對日本太重要了，正如曾任中國市場總代表的丸紅商社西田健一專務董事所說的:“在中國製造的照相機已佔到世界市場60%的份額，空調擁佔50%，手錶、摩托車和電視都達到40%佔有率的情況下，忽視中國是不可行的。”此前一天，日本松下電器在廣州宣佈了它野心勃勃的計劃，將它在中國惟一的空調生產企業，由以生產小型空調的內需主導型向全球性戰略基地轉變，產量從2001年的47萬台劇增到115萬台，其中45萬台訂單出口以日本為主的海外市場。與此相應，松下·萬寶(廣州)空調器公司正式更名為廣州松下空調器公司。
按照松下公司的統計，2001年中國市場的空調需求已經超過900萬台，成為世界上最大的空調市場，2002年將突破1000萬台，但松下空調不僅僅希望在中國市場吃到蛋糕。“我們打算把廣州工廠作為一個面向全球市場的基地。”松下電器空調事業部部長木元哲告訴《三聯生活週刊》，日本高昂的製造成本已經無法滿足日本市場對空調價格的要求。在今年780萬台的日本市場中，松下空調賣出了130萬台，佔有率第一的位置被三菱電機所超越。
木元哲說:“我相信廣州製造的松下空調，將幫助松下在日本市場贏得巨大的優勢。”“我們要在中國打造第二個松下電器，”儘管來中國只有三個月，松下電器(中國)公司公關部長西康弘還是努力操著不流利的漢語說。松下幸之助開創的這家電器巨頭已經在中國投資了40家企業，僱員超過3.5萬人。
看到這一點的不僅僅是一個松下電器。它的重要競爭對手同樣在忙於關閉在本土的工廠，新力、東芝和三星都準備把生產設備全盤遷移到中國，以免受到來自中國大陸成本低廉的競爭對手的衝擊，差別只是一個時間先後問題。“豐田在中國的汽車事業今天才真正開始。”12月12日，中國正式入世第二天，豐田汽車中國事務所總代表服部說，儘管“有路就有豐田車”早已深入中國人心，但“過多的猶豫”使他們被大眾和通用拉在了身後，隨著柯斯達和天津豐田投產，“豐田在中國將以市場佔有率10%作為今後的發展目標”。
“在這場賽跑中，先發優勢是重要的，但加速度恐怕是最主要的。”中國汽車工業諮詢公司高級研究員賈新光說。
賽跑的不僅僅是電器或汽車製造商。在很多方面，中國現在是全球化的向心力。每天都有數以百萬美元計的外國投資注入中國，在2000年，中國吸引了外國直接投資500億美元，2001年則預計將有兩成多的增長。從11月1日德國拜耳公司董事長施奈德宣佈將建立一個投資金額達31億美元的化學產品與聚合物生產基地開始，北京首都國際機場在11月迎接了近百位世界著名企業的首腦，北京市市長劉淇最多一天曾與4位跨國公司董事長或總裁見面。
“經濟全球化的實質就是以跨國公司為載體，在全球範圍內進行的結構調整。搞計劃經濟的國家，從來就沒有成為經濟全球化的一個組成部分。”龍永圖在參加西部論壇時告訴西部企業家們，要做好為外國人打工的準備。
其實不需要龍的提醒，中國已經成為名副其實的世界製造中心。北京、上海、廣州、深圳、青島和成都等城市早就在展開吸引國外投資的競賽。但是今年前10個月，離上海只有100公里的蘇州市搶佔了上海已經保持10年的領頭羊地位，它獲得了價值66億美元的合同。
中國正式接受WTO條款之後，一個龐大的市場終於向國外競爭者打開，來自各個行業，從半導體到轎車，從傳媒大亨到銀行家，跨國公司正在打通通向中國之門的道路。中國同意打開的市場是10年前所不能想像的。外國汽車製造商不再有就地採購和國產化率的要求，“我們的成本將下降至少30%。”大眾汽車中國投資公司首席代表張綏新博士對本刊記者說。他們獲得的權利還包括自主銷售，而不再由中國合資方壟斷經銷權。
更高興的是在大門外逡巡太久的銀行家們。花旗集團相信，隨著中國個人收入的迅速提高，尤其在大城市和東南沿海，信用卡、住宅和汽車抵押貸款能獲得比美國和香港更高的利潤，而且業務增長將非常迅猛。沒有人會懷疑他們的贏利計劃。
正如龍永圖們所希望看到的，與以往更看重中國市場不同，更多的產業投資商像松下那樣，站在中國放眼世界——在他們的眼中，中國的新工業機器是永不停息的力量。美國和歐洲一直對中國製造的服裝等紡織品實行進口配額，這一貿易障礙將要倒塌。按照龍永圖與巴爾舍夫斯基和歐盟談判代表拉米達成的協議，2005年後美國和歐洲將取消服裝和鞋的配額限制。7年裏，中美洲和加勒比地區將失去成千上萬個服裝業職位。即使是勞動力成本更便宜的地區也是如此，中國擁有更為熟練的工人，生產率和品質更高，況且，中國政府下了大力氣修建的基礎設施也將發揮作用，把產品運到關鍵的美國市場更為快捷。正在廣東籌建多個嬰兒服裝加工廠的香港利豐貿易公司CEO馮國侖舉例說，從中國南方到加利福尼亞的裝運時間是14天，而從斯里蘭卡需要30天。他計劃關閉設在埃及、泰國、斯里蘭卡以及宏都拉斯的工廠。世界銀行說，到2005年，中國製造的服裝在全球市場中將從20%提高到47%。
5000多年來，中國和世界的距離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接近過。美國遭受的“9·11”襲擊，讓中國的市場也變得不穩定起來。“當我看到世貿大樓被撞塌的消息，我知道生產計劃和銷售遇到麻煩了。”製造掌上電腦的廣東中山名人電腦公司總經理佘德發對記者說。名人掌上電腦的一個關鍵部件由美國一家公司供應，零部件的斷檔使得他們10月份的銷售額下降了大約50%。
美國經濟在2001年的衰退同樣影響著中國。2000年中國的出口增長了30%，今年則業績平平。但企業家們願意在中國投下大賭注，這個國家20年來一直保持著7%以上的增長率。他們相信，中國加入WTO將帶來經濟的第二次躍進。多年來，人們不斷在宣傳一個13億人口的國家將要獲得的財富，現在國內外更堅定地認為中國的經濟後勁十足。
“好像全世界的燈都滅了，只有中國還在閃爍。”同時還擁有世界上第三大打火機工廠的佘德發說。當大多數新興市場對失去外資感到絕望的時候，中國的外國直接投資同比增長了兩成多，比除日本之外的亞洲其他地區的總和還要多。“如果說過去20年，中國還只是一個不錯的選擇，那麼今天它幾乎是惟一明智的選擇。”供職于西門子中國公司的王傳東說。
與幾年前中國人還在保衛民族工業的大旗下驚呼“狼來了”不同，中國人對跨國公司越來越寬容和欣賞。可口可樂因為大肆收購中國飲料廠而廣受詬病，但是當11月惟一跟可口可樂抗衡的中國品牌健力寶傳出被外資收購的消息時，更多的人在問:一個曾經創造神話的企業更加國際化，難道不好嗎？
“更多的投資肯定提供更多的就業機會。”國家勞動和社會保障部勞動科學研究院莫榮博士說，由他主持完成的一份題為《WTO與中國就業狀況》的研究報告顯示，加入WTO頭10年每年全國能夠凈增加200萬個工作崗位，最多的是紡織和服裝業，10年會增加500萬個就業機會。其次是遠洋運輸業，據世界銀行的估計，中國加入WTO的前5年，中國佔世界貿易量將由目前的4.5%升至6.2%，用人需求將成倍增長。更有希望的是第三產業。“因為第三產業每增加一個百分點，從業人員就增加1000萬，10年估計我們有可能增加10個百分點，這意味著1億個就業機會。”莫榮強調，目前中國第三產業就業人員僅佔全社會就業人員27%左右，遠遠低於國外60%∼80%的比重，因此彈性很大。
“WTO使整個國家被機會照亮了。”魏海潮說。他辭掉了記者工作進入外資的偉達公關公司，現在上海合夥開辦一家公關公司，每年一屆的上海喜力網球公開賽是他的主要業務。他說:“中國入世後將出現新一輪的人才流動潮，尤其對企業高級人才的爭奪將非常激烈。”在北京大學，報考MBA的人不但在時間上比去年提前，而且人數也成倍增加。
業績的強勁增長使得中國成為跨國公司培育優秀職業經理人最快的地方。有具體的數字依據顯示，僅按市場成長對經理人的升遷影響計算，中國要快於世界上任何地方，比歐美地區快一年左右。
世貿組織批准中國入世的消息傳來時，天安門廣場沒有像申奧成功和中國足球隊衝出亞洲那樣出現燃放禮花的慶祝場面，但中國正在快速成長的城市中產階級普遍對加入WTO報以掌聲。像國外大城市一樣，很多中國白領已經學會花錢如流水。對於他們，WTO既意味著機會和收入的增加，也意味著更多的消費選擇:用貸款購買的高檔住宅，售價降低30%左右的轎車，更多的好萊塢大片，更多的國外旅遊，以及比原來售價便宜得多的美國新奇士柑橘，美國小麥做的麵包，美國的牛肉，加州的西梅，以及紐西蘭的奇異果。
“WTO將帶來更多的財富和更舒適的生活，這是毫無疑問的。”魏海潮總結道。
一場永不回頭的變革運動
當然，這個美麗的故事也有黯淡的一面。中國的變化不僅僅表現在進步以及對世界的承諾，也表現在未知的陷阱上，這一點正如很多人指出的那樣，在未來的10年中，中國可能將要經歷巨大的經濟動蕩。如何處理沒有競爭力的農業和龐大的國有企業——現在仍是中國經濟的主體，將成為核心問題。隨著中國加入WTO，一個不可避免的結果將是數以千萬計的勞動力被拋入失業大軍的行列。當許多中國人正在加入中產階級的行列，也有許多人跌入貧窮。因此，隨著在中國的很多地方窮人變得越來越窮，至少是相對貧困的加劇，不安的情緒在外國投資者通常看不到的地區肯定會加劇。
雖然在過去3年裏已經有數千萬工人下崗，為了對付洶湧而來的進口商品，中國的國有企業還有可能削減2500萬個工作崗位。即使對13億人口的大國，2500萬也是一個大數目。與此同時，每年還有另外1200萬城市青年加入勞動力市場。
在今年上半年，朱總理對清華學生發表講演時，問了一個重要問題:“他們能去哪兒呢？”“結構性失業將加劇。”中國勞動科學研究院莫榮博士指出，雖然城市總的職位將增加，但一些沒有競爭力的行業和企業，將不可避免陷入裁員甚至破產的困境。根據他和同事們的報告，最慘重的是有100多萬職工的汽車製造業，一半人面臨下崗，鋼鐵和石化行業的比例分別是30%和20%，即使是發展前途光明的電信行業，也至少有10%到20%的職工失業。“這些失業者要再就業需要經過培訓，這並不容易，”莫榮承認。
讓莫榮感到嚴重的是中國目前的就業彈性很低。80年代就業彈性還有0.3，90年代以來只有0.1。“也就是GDP每增長一個百分點，只能增加0.1%的就業機會。”莫榮說，“本來就業率就比較低迷，100個人只有60到70個崗位，現在青年失業的問題已經開始嚴重了，勞動力市場上70%還是35歲以下的。”在農村，情況可能更糟。“人人都說WTO對中國既是挑戰又是機遇。”英文雜誌《亞洲公司》的一篇文章引用中國農業科學院研究員夏穎的話說，“但對農業來說，挑戰是真的，機遇基本上看不到。”在中國加入WTO的承諾中，中國必須在2003年底將農產品進口關稅降到17.5%，重點農產品降到14%，中國還承諾取消對美國7個州的TCK小麥出口禁令，答應每年從美國進口2000多萬噸糧食，其中小麥進口配額730萬噸，並放開美國6000多家肉類加工廠的出口。由於中國的小麥、大米、棉花等皆屬土地密集型大宗農業產品，生產率非常低，成本卻非常高，農業產業化緩慢，即使不考慮品質問題，農產品價格也要高於國際市場天花板價格20%到70%，根本無法抗衡機械化大生產的美國農產品。參加多哈會議的美國農業部長維尼曼透露，到2005年，一個開放的中國市場將使美國農業出口每年遞增20億美元——意味著4倍于目前對華出口的水準，相當於美國農業出口總額的4%。德意志銀行駐香港的首席經濟學家馬駿也預測，在今後10年裏，中國的小麥進口量可能等於今天世界總需求量的6%。
這正是在所有WTO協議中最受爭議的內容。“從1996年起，由於中國增加糧食進口規模，農產品價格不斷下降，至2000年秋，降低至每種一畝小麥要虧損70元的水準，使農民生活陷入困境。”對WTO批評最激烈的北京航空航太大學學者韓德強向記者強調，目前，中國農業地區普通農民的年人均收入700元左右，生活十分艱難，“如果加入WTO後履行《中美農業合作協議》，則農民收入還將繼續下降，大量農村土地將被荒蕪，農村人口將大量流入城市，成為城市邊緣人口”。
“730萬噸其實是毫無意義的。”面對詰難，龍永圖辯護說，“其實我們承諾的關稅配額量只是理論上的市場準入機會，不是一定要履行的實際採購義務，不是市場份額。”他解釋說，根據世貿組織的規定，所謂現行市場準入機會應定義為允許在一定時間內進口的數量，無論這個數量是否進口，“所以這個配額量可以進口，也可以不進口，需要就進口，不需要就不進口。另外，我們還爭取到了8.5%的農業補貼，這相當於1700億人民幣。”“每次和外國人談判我們農業問題的時候，我都會很激動。”龍永圖說，“因為我知道我們農村人是多麼的苦，我住過農民的家，我知道他們的那種狀態。如果他們所要求的事情傷害了我們那些最窮苦人的利益的時候，我是絕對不可能答應的。”但幾乎可以肯定的是，受到最大傷害的恰恰是這些最窮苦者。“美國人不是傻子。他們提出了一條，就是糧食貿易要逐步私營化。”國家勞動和社會保障部勞動科學研究所莫榮博士警告說，過去糧食進出口由國營企業控制，這種國家專營可以控制進口，“但貿易專營三年就要開放，追求價格差的私營企業國家沒有任何辦法管制。”“而且，如果國家真不進口的話，你也得說出原因來，否則就是貿易保護設置壁壘。”莫榮補充道，“別的國家可以告你。”如果進口替代和糧價下降真的不可避免的話，9億中國農民將面臨失業和收入下降雙重壓力。按照莫榮的預測，同比減少的就業機會大約為1000萬個，同時每年又會有860萬人加入勞動力行列。而農業部產業政策與法規司副司長張紅宇透露，自1997年以來，農民人均純收入已經分別比上年下降了4.3、0.3、0.5和1.7個百分點。“受衝擊最大的將是那些主要的商品糧基地——黃淮海平原和東北平原的農民。”張紅宇說，“而他們恰好是收入最低的。”“對於廣大的中下層農民來講，這種真實感不是那麼強烈。”張紅宇和莫榮都承認，但確確實實，加入WTO以後，“對中國的農村、農業和農民的影響是非常巨大的”。
阻止這個問題惡化的一個辦法是，大力發展城市項目，但是大城市，比如北京、上海和東南沿海，已經吸引了數以千萬計的民工-對於這些過多的涌入者，城市的面孔並不友好。一位經濟學家的解釋是:“大城市已經太大了。”中國政府原本希望小城鎮裏的鄉鎮企業能吸納盡可能多的“離土不離鄉”的農村剩餘勞動力，但粗放的鄉鎮工業已經江河不再，農業部提供的數字顯示，1997到2000年，鄉鎮企業回吐了至少800萬農民工。
“即使有1700億的補貼，也是遠遠不夠的，面對WTO，可行的辦法是改變整個國家的農業區域佈局。”張紅宇的說法是東部主要發展出口型農業，西部重點是退耕還草還林，發展畜牧業，把主要糧食產業集中在中部地區，“把我們的補貼也集中在中部地區”。
“這是比較聰明的辦法，但過程恐怕是比較漫長的。”對張紅宇的建議，莫榮評價道，不管是水土保持，還是說服農民學習畜牧技術，都不是三五年的事，“問題是，衝擊可能一年內就要降臨。”不管承認與否，WTO並非對每個中國人都是好消息。但龍永圖指出:“只要中國朝著市場化方向發展，市場競爭必然使產業結構進行調整，比如國有企業的下崗工人增加，入世只是使這個進程加快了而已。”從1999年中美達成雙邊協議以來，儘管一直沒有公佈談判細節，龍永圖也不斷督促企業界“萬萬不可粗心大意”，並正確認識那是中國在改革開放進程中必須付出的而且是應該付出來的代價。他說:“我們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一些沒有競爭能力的產業如汽車工廠可能會倒閉，我們也希望它倒閉，因為它沒有競爭能力。”大規模、大範圍、大強度，而且齊頭並舉的開放，無論多麼未雨綢繆，都類似于一場不宣而戰的“休克”療法。“這一關必須要過。許多事情積重難返，僅僅憑自身的力量去解決往往不夠。”龍永圖說過的最能代表他理念的話可能是這句，“一個健康有效的外力則可能推動我們完成那些想做卻遲遲做不成的事。”作為學者的米爾頓·弗裏德曼和羅斯·弗裏德曼，可以在《自由選擇》中不容置疑地寫道:“我們所能採取的措施幾乎沒有比完全的自由貿易更能促進國內和國外的自由企業的發展……我們可以向全世界說，我們信仰自由並打算付諸實踐。”但對官員龍永圖和他所代表的入世進行任何簡單評價都是困難的。儘管龍永圖一再地使用“雙贏”，但在利益越來越多元的中國社會各階層，即使我們承認入世不是一方得益一方受損的零和博弈，即使中國的GDP、人均收入和政治經濟現代化都能從中受益，總是會有相當多的個體，艱難的生活在未來10年將變得更為艱難。龍永圖不可避免地被一些人讚美，而被另一些人憤怒地指責。
這個世界上，很少有哪個國家能夠像中國這樣，用決絕的手段，以多數人的利益覆蓋少數人的利益，為了長期利益而寧肯犧牲短期利益。從1792年馬戛爾尼使團的“自由貿易，協定關稅”要求被乾隆皇帝拒絕，到今天中國曆盡千辛，希望融入曾經被認為是資本主義的世界體系，這條被選定的道路不管多麼崎嶇，都已經沒有回頭的可能。龍永圖的名字恰當地表達了這種象徵:龍，代表中國，永圖，就是永遠努力——無論是15年艱難的入世長跑，還是今後更為漫長而複雜的現代化夢想。（高昱）
《三聯生活週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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