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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峽兩岸間第一次握手——“汪辜會談”圓滿成功
1993年4月29日，是一個歷史性的日子。台灣海峽兩岸授權民間團體的最高領導人汪道涵和辜振甫，鄭重地在《汪辜會談共同協議》等4份文件上簽字，兩位古稀老人睿智而深邃的目光相互凝視，他們知道，兩岸關係的歷史從此翻開了新的一頁。
4月25日，汪道涵先生抵達新加坡樟宜機場，熱情洋溢地提出:“兩岸同胞應更具前瞻性地面對未來，把握國際發展的趨勢所予我們中國人的歷史機遇，以寬闊的胸懷向前看……”
4月26日下午，辜振甫先生抵達新加坡。辜振甫先生說:“兩岸的中國人都應該秉恃‘雙贏’的理念，相互扶持。”
在長達四十多年的隔絕之後，海峽兩岸終於打破僵局，授權兩個民間團體的最高領導人進行首次會談，本身就是歷史的進步，是兩岸關係的良好開端。
兩岸直接接觸開始於1986年5月的“兩航《中國民航與台灣華航》談判”。此後，兩岸間圍繞具體事件或問題進行的接觸、商談愈益頻繁。特別是1991年台灣海峽交流基金會和大陸海峽兩岸關係協會相繼成立以來，兩機構之間為處理兩岸的有關問題積極合作，發揮了重要作用。
話說汪辜第二次握手
台灣海基會董事長辜振甫先生，應祖國大陸海協的邀請，率海基會董監事訪問團于10月14日至19日赴上海、北京進行6天參觀訪問，其間將與海協會長汪道涵先生進行“第二次握手”和自然交談。
辜先生此行雖僅屬一般性參訪，而且與汪道涵先生也無正式的會晤和商談，但由於這兩位5年前曾在新加坡舉行過歷史性的首次會談，因而他們的再次聚首自然會激發起人們對台灣海峽兩岸關係發展的某些聯想和期望。
汪辜相交： 兩岸關係進程的必然
汪道涵先生和辜振甫先生之間的交往始於90年代初。
當時，兩岸關係已打破長期隔絕，並經過數年的發展而使兩岸同胞之間的民間交往達到相當規模。與此同時，兩岸交往中衍生的問題也日漸突出，諸如：法律文書認證、海上漁事糾紛、海上搶劫，及空中劫機犯罪等。這些問題不同程度地影響了兩岸間的正常交往。
在此背景下，台灣當局為了堅守“不接觸、不談判、不妥協”的所謂“三不政策”，在繼續拒絕正式談判的前提下，于1990年10月21日成立了以辜振甫先生為董事長的海基會，以期這個“戴著白手套”的民間機構與祖國大陸進行接觸，解決兩岸交往中的事務性問題。
而祖國大陸基於爭取“先談起來”的考慮，同意與之先進行事務性商談，以創造政治談判的條件，因此于1991年12月16日成立了以汪道涵先生為會長的海協會。
兩會隨即圍繞兩岸關係有關問題開始了頻繁的交往與接觸。
1992年3月，兩會在北京進行了“海峽兩岸公證文書使用”和“海峽兩岸掛號函件查詢、補償”兩項議題的工作性商談。這是海峽兩岸各自授權的民間團體進行的首次事務性商談。同年10月，兩會代表在香港進行了第二次商談。這是兩會間一次非常重要的商談：雙方確定了各自以口頭方式錶述“海峽兩岸均堅持一個中國”的共識，這對兩岸事務性商談具有奠基性意義。
此後，兩會分別在北京和台北進行的商談進展順利，成果顯著，先後就“兩會聯繫與會談制度”、“兩岸公證書使用和查證”及“兩岸掛號函件查詢、補償事宜”等問題達成共識，從而為首次汪辜會晤的順利實現奠定了基礎。
首次“汪辜會談”：兩岸關係歷史性突破
首次“汪辜會談”，是兩會交往的自然昇華，也是兩岸間整體關係取得重大發展的象徵。
這一重要會談從醞釀到實現，經歷了一年多的時間。
海協早在1992年1月8日即首次函邀海基會董事長、副董事長或秘書長率團訪問祖國大陸。8月4日，汪道涵會長又親自向辜振甫先生發出邀請，希望就“兩岸經貿合作與兩會會務問題交換意見，洽商方案”。辜先生隨即于8月22日對汪先生的邀請作出了積極的回應。
此後，經過近8個月的醞釀準備，于1993年4月初在北京實現了由海協唐樹備副會長同海基會副董事長邱進益進行的預備性磋商。雙方經過努力，就議題、時間、地點、參加人員等事項，達成了8點共識，從而全部完成了首次“汪辜會談”的一切準備。
1993年4月27日至29日，舉世矚目的“汪辜會談”在新加坡舉行。
會談根據預備性磋商達成的共識，緊緊圍繞兩會會務、兩岸經濟交流、兩岸科技與文化交流三個主要議題，及兩會共同關心或各自關心的問題，展開熱烈的討論，內容廣泛涉及兩岸“三通”、臺商在祖國大陸投資、祖國大陸經貿人士訪台、兩岸勞務合作、兩岸知識產權保護、產業科技合作與交流、台灣參與開發浦東、三峽、圖門江，合作開發能源、資源，以及海上漁事糾紛之處理、違規進入對方地區人員之遣返、共同打擊海上走私、搶劫等犯罪活動等問題。
經過反復協商，求同存異，兩人最終正式簽署了《兩岸公證文書使用查證協議》《兩岸掛號函件查詢補償事宜協議》及《汪辜會談共同協議》、《兩會聯繫與會談制度協議》等4個協議。商談取得圓滿成功。這是海峽兩岸同胞分離與隔絕40多年之後的一次歷史性突破。
“汪辜會談”結束後，兩岸同胞、港澳同胞、海外僑胞及國際輿論均給予極高的評價。江澤民總書記在隨後不久會見台灣一個考察團時說：“汪辜會談是成功的，是有成果的。它標誌著海峽兩岸關係發展邁出了歷史性的重要一步。”各國輿論普遍反映，“汪辜會談”不僅象徵著兩岸關係的進一步緩和，也有利於亞非和平與穩定，而且對整個環太平洋經濟圈都具有重大意義。
“汪辜第二次握手”：僅作“自然交談”
首次“汪辜會談”之後，兩岸關係本應順勢發展，汪辜二次會晤理當進行。然而，兩岸關係形勢的急劇變化，也改變了汪先生與辜先生第二次見面的初衷。
早在首次會談結束時，汪道涵先生即向辜振甫先生表達了再度會談的心願，期待兩岸在全面落實“汪辜會談”協議的基礎上，通過協商促進兩岸關係進一步的發展。但在落實協議的過程中，兩岸事務性商談出現了一些新的情況和問題。
台灣海基會違背汪辜會談協議關於兩會商談是民間性、經濟性、功能性的定位約定，單方面將“司法管轄權”等雙方一時難以解決的政治、法律問題引入事務性商談中，力圖通過兩岸劫機犯遣返、兩岸漁事糾紛處理等三項議題的商談，迫使我方承認台灣有對等的且互不隸屬的管轄權，以達到體現“兩岸分裂分治”的政治目的。
對此，海協當然堅決反對。
與此同時，台灣當局一方面在島內加緊改造台灣的政治體制，力圖把台灣變成一個獨立的政治實體；另一方面加緊在國際上推行“彈性務實外交”，試圖造成“兩個中國”、“一中一台”或“兩個對等政治實體”並存的局面。
1995年6月，李登輝訪美，把台灣當局在國際上製造“兩個中國”的活動推向極致，不僅從根本上破壞了兩會商談的氣氛，而且對兩岸整體關係形成嚴重衝擊。有鋻於此，中國共產黨、中國中央政府和全國人民一道，採取果斷措施，開展了聲勢浩大的反分裂、反“台獨”鬥爭，其中也包括暫時停止了兩會的事務性商談。
1996年3月，反分裂、反“台獨”鬥爭取得了階段性的重大成果。鋻於兩岸關係形勢的巨大變化、以及兩會事務性商談受到政治因素嚴重干擾而無法進行的事實，海協受權提議兩會進行政治談判，以期建立起兩岸間政治談判的機制和協商政治問題的渠道，隨之重新開始兩會的經濟性、事務性商談。
但台灣當局出於阻撓祖國統一的立場，本質上不願進行政治談判，堅持要先行恢復事務性商談，從而導致兩岸關係發展陷於僵局。
為打破僵局，加強溝通、尋求共識，為早日進行政治談判的程式性商談創造條件，海協努力擴大與海基會的接觸與交流。邀請辜振甫先生率海基會董監事訪問團來祖國大陸參訪，正是這項接觸與交流活動的重要組成部分。
辜先生此次大陸之行的醞釀已近一年。這期間，台灣當局在辜先生出訪的定位問題上不斷反復。
為回避海協關於汪辜會晤就政治談判的程式性問題作出安排的建議，海基會一開始就咬定汪辜會面是“參訪”，安排上要求“單純化”，連海協提出參加由兩會共同舉辦的研討會的建議也加以婉拒。
而當海協接受參訪安排後，海基會又于7月下旬在兩會副秘書長于台北交換意見時，一改“單純化”的說辭，以不能“空洞化”、“形式化”為藉口，企圖改變“參訪”的定位，在不正式承諾兩會進行政治談判程式性商談的情況下，把汪辜會面變成以“兩會會務”為內容的有正式議題的會晤，藉以實現其先恢復兩會事務性商談、回避政治談判的政治企圖。
這種將自己單方面的政治企圖強加於人的做法顯然不可能實現。因此，這次汪辜會面既不是正式的會晤，更不會進行正式的會談。辜先生此次來祖國大陸，僅同汪會長就雙方共同關心和各自關心的問題，進行無拘無束、非正式的自然交談。
儘管如此，辜先生此行畢竟與汪道涵先生實現了第二次會面，仍不失為兩岸之間一次重要溝通。有台灣輿論認為，這將是1993年汪辜會談後兩會高層再次進行的“政策性對話”，對擴大兩會交流與接觸、改善兩岸關係氣氛具有重要的意義。
邱進益揭開首次汪辜會談秘辛
（按：邱進益提到會談時是用“辜汪會”的說法，本報轉載時改用本地報章的“汪辜會”體例。此外，為忠於原文，對話裏提到的“中華民國”未按本地報章體例改為“台灣”。原載台灣《新新聞》週報）
汪辜會面是兩岸互動的大事。第一次汪辜會談在新加坡舉行時，現任的銓敘部長邱進益是當時負責實務的海基會秘書長，在第二次汪辜會面前夕，邱進益談起汪辜會談，仍唸唸不忘會議中場兩岸人員搶著利用“吹風”機會進行媒體宣傳戰的樂；唸唸不忘“後場軍師”事事指示，手腳難伸的痛；唸唸不忘，兩岸諜對諜的苦。
以下就是邱進益的專訪，談起的汪辜會談點滴甘苦：
問：如果把汪辜會談的效果分成二個方面，一個是對媒體的國際宣傳，另一個是雙方互動過程，以你第一次進行汪辜會談的經驗來看，如何做好對媒體的宣傳？
答：當時我們會談因為有一個固定會議的時間，所以在中午會議結束之後，有一個正式的記者會，下午的會議結束之後也有一個記者會，然後在下午四、五點鐘的時間，我們也會有一個所謂“吹風”的時間。
當然辜先生個人風度翩翩，他的學養很深，有機會讓全世界的人看一看我們中華民國走出去會談、會晤代表，像這次汪辜會在釣魚臺賓館，其實也可以同北京方面聯絡做一個安排。我們從前在汪辜會談預備會議時也是在釣魚臺賓館，那時我要求讓記者也能夠進去，我記得很清楚，後來記者都進去了，只是會談的時候記者就在外面休息等，會談完了以後我和唐樹備兩個人一同主持記者會，所以他們對整個細節過程都很清楚，這次應該也可以請海協會做一個安排。
問：你上一次有沒有特別和國際媒體方面做什麼樣的溝通？
答：那個時候，我差不多一天接受七、八場次和不同的媒體訪談，比如說和日本、港澳、中國大陸、歐美……的媒體，有的是個別的，有的和三、五個一起的，對象不同，而且做為發言人，要知道每個媒體有不同的需求，焦點也不一樣，所以在發言的拿捏上要特別注意。台灣媒體熱力燒過頭。
問：你剛提到除了正式的記者會之外還有一個和媒體“吹風”的時間，其實每次兩岸會談後都有所謂的“吹風”時間，到底所謂的“吹風”與正式的記者會，你想要表達的有什麼不同？
答：“吹風”的時候比較自由！原則上來講，在正式記者會上對媒體講的話，一字一句都要經過思考，所以比較謹慎，“吹風”的話就不拘形式，比較像聊天一樣；第二個就是在“吹風”的時候，可以做一些背景說明；第三個，坦白講，還可以放一點話，如果你有什麼樣目的的時候還可以趁這個時候放一點話讓對方知道，這種在正式記者會上就沒有辦法達到，“吹風”是滿好的一個機會。
我當時在記者會上不方便講的話，都透過“吹風”的時候講出來了。其實對方也“吹風”，一些記者會上不好講的話，他們也是透過“吹風”來表達。
問：台灣與大陸方面兩邊面對的媒體環境不一樣，你評估上一次對方運用媒體的“功力”如何？
答：那個時候坦白講，台灣的媒體實在太熱了，提供給對方一個非常好的宣傳機會，幾乎是免費買了很多電視廣告。這一點我跟幾個電視臺表示過不滿意，因為你採訪的對像是我，不是對方，他們的電視臺來採訪我，可是我得到出現的機會不多，可是當我們連續不斷地去採訪對方的時候，變成他可以直接來向台灣的民眾訴求，我們卻沒有機會向大陸人民訴求。我記得那時候幾乎是一頭熱，我是非常不滿意，也公開地表達了我的不滿。我們的媒體對於對方代表的態度可以說是千方百計、低聲下氣，又喜歡抓住一些對方攻擊我們的話來突出，就造成了談判代表的壓力。壓力重重如履薄冰
問：這樣的壓力在當時會因為陸委會方面看到媒體的報道之後，馬上就有所指示給前線的談判代表，還是預計到回國之後才會出現壓力？
答：我們面對的壓力來自好幾方面，第一當然是在我們出去之前寫好的白紙黑字，所有的授權都在那個上面，譬如說，三通，我們認為是政治問題，所以我們接到的指示是你不能有任何回話，不可以有任何的回應，這在談判前就已經決定好的，等到對方砰一個，說，三通是經濟問題，不是政治問題，變得我們不能接下去，因為他提的是三通的問題。
第二方面的壓力是因為四十多年來，兩岸之間沒有那麼高層次的談判，而過去的歷史顯示，國共雙方面的談判上，國府是輸得多，所以你背負的是這樣的壓力。
第三個，當然是媒體。媒體當然是基於報道新聞這樣的目的出發，但是媒體本身有立場，有好惡，不同的媒體有不同的立場，有不同的好惡，所以你不知道你某一個行動會有某一種後果。那次去，我記得很清楚，有二百八十幾個記者，假使當時所有的媒體報道都是負面的，你說你這個談判代表怎麼得了？你還有臉回去見江東父老嗎？一定要讓他們感覺到這是對等的政治實體的談判，無論從每一個細節、每一個環節都要讓大家有這種感覺，我要透過我發言人的角色，充分向大家說明，證明這個事情，讓大家相信，這是滿重要的。
像剛剛提的三通問題，因為我們不能對三通問題回應，所以國內的媒體知道了我方對於三通問題不接話，報回去以後就說我們的談判代表軟弱，這樣的問題竟然不能答覆！消息也很快地傳回了新加坡，所以當然受到了壓力。
再比方說，我們和對方談好的，我們談判時，他們有一個開場白，辜先生也有一個開場白，開場白完了之後等到我們舉行正式的記者會，到那個時候才把我們雙方正式的談話稿發給媒體。但是大陸做了一個小動作，他們話一講完，談話稿就出去了，而我們遵守諾言，談話稿直到記者會結束12點半才出去，這樣他們的稿子早傳回來，就讓媒體覺得台灣的代表們被動。
問：“上次在談判時，陸委會對前方的第一線代表有很多的指示，我記得部長你那時還“飆”了一下，可不可以談談那次的經驗？
答：我想過去的事情我不大願意再提了。但是對於一個談判代表來說，不是說後方不可以對前線的談判代表有所指示，但問題就是說時段要拿捏得很好，不能說在談判的時刻，大哥大電話就來了，好像說要改變談判的結果。
我現在回過頭來想，當然已經心平氣和了。不是說後方沒有權力這樣做，當然有權力，國家的利益至上，這個沒有問題，談判的人我們都有這樣的認識，但是你要給談判的人一點適應的時間，很可能因為你這樣一個舉動，把整個談判的氣氛破壞掉，甚至於可能完全地推翻掉談判的結果。我做為一個談判代表在那裏，不以說因為後方這樣一個動作，使得我們就怎麼樣，這種狀況坦白講，在後方的人很多都是沒有從事過談判的人，不是很了解談判的過程與程式，所以才會有這樣的動作出來，這又很可能危害整個談判的結果。我所不太滿意的是這個地方，而不是說否認後方有指示的權力。
問：在談判時雙方難免有諜對諜的情形出現，第一次汪辜在新加坡，也許這種防範對方刺探軍情的情況還好一點，但你到北京去進行談判時，在對方那裏，這方面有沒有什麼特殊的做法？
答：我們很少在旅館裏頭開會，如果要開會的話，第一個動作就是把電視機聲音放大，第二個動作就是把浴室裏所有的水龍頭打開，然後我們才開始談話。坦白講，在這種環境底下也不得不防。總體來講，好像也還好，我們沒有那種我們要談的方案，已經被對方知道的感覺。因為如果你提出來的方案對方已經事先知道了，那他會有對方案的沙盤推演，在你上桌的時候，看對方的表情、端出來的菜，就可以知道他們有沒有事先掌握到我們的狀況。至於與國內通訊上我們有特別的安排，這一點我不方便多談，不過那時候的通訊上已經可以做到防止對方截聽，除了是打電話以外，那個方式沒有問題。
問：在談判前，我們應該也有一段研判對方會提出什麼樣方案的過程，這部分情況是怎麼樣？
答：研判主要的工作是在陸委會裏做，陸委會有一個小組，有各個階層的人在裏面，我們的方案也是從這個小組出來的。在我們談判的時候，這個小組是24小時待命的，那個時候聯繫與反應其實做得不錯，但這次性質不一樣，是會晤不是談判。
問：上一次因為排除民進黨，而民進黨也派了人在場外抗議，這一次也排除了民進黨，你認為把民進黨排除在兩岸的接觸與談判上，利弊如何？
答：我想首先先界定一下康寧祥先生是不是民進黨？這個問題先澄清一下，如果他是民進黨，可見得沒有排除。
問題在於，談判是一回事，去會晤、去拜訪，參加了以後目的在哪呢？目的如果是要有人去說明台灣意識、台灣優先、或者是台獨的主張，這樣出去的一個團某一個人說這樣的話，另一個說不同的話，這在國際間我看很少有這種例子出現。你所要表達的，是一個立場、一個態度，民進黨所想要表達的，難道大陸方面不知道嗎？所以如果是為了這樣的目的，遠道而去在會晤的時候去突出你的地位表示立場，第一，有沒有這樣的必要性？第二，對於整個會晤會不會產生變化？不知道！也許本來講話很投機的，如果因為這樣的立場一表達之後，對方不高興說再見了，這樣對我們去的目的能不能達成，要考慮。兩岸會談中斷三年多，現在有這樣的機會，是不是要冒這樣的風險？當然我這樣講，民進黨的朋友不會同意，覺得他們不會這個樣子，但就我們從事談判的人對於細節這樣的安排，的確比較突兀。
問：上一次民進黨在會場外的表現讓你們很尷尬，你們如何和他們協調？
答：我們找了代表處一位同仁去和他們溝通，他們要求說，要我談判完了以後和他們做簡報，後來我的同事告訴他們，這是不可能的，因為我不是民進黨授權的談判代表，我沒有資格也沒有必要向民進黨彙報，但是我每天晚上七點半有一個公開說明會，你願意來，我歡迎，結果他們當然沒有來。我是陸委會授權的海基會談判代表，以後當然也會回立法院去報告，這是應該的，但是我們沒有理由對民進黨彙報。
問：汪辜兩位先生在談判時，你從旁觀察，覺得他們兩位有何特殊表現？
答：談判是幕僚作業先行，幕僚作業如果沒有完備，而讓兩位老先生上去針對不同的意見在那裏爭得面紅耳赤的話，是根本談不下去的，所以事前幕僚與幕僚的作業都做完了，才會把場景從北京拉到新加坡去。
兩位老先生，背景也相同、愛好也相同，他們講話也很投機！所以才會有在正式會談外，我特別給他們安排一個茶會，讓兩位老先生夫婦喝茶去，一方面也是營造一個氣氛，讓外面看起來沒有什麼緊張的氣氛，你看，我們兩個人很好嘛！安排的過程也很妙，喝茶，兩邊要帶多少人？三個人！他們那邊帶什麼層次的人？我們這邊也帶相同層的人！完全都是非常平衡。他們兩個喝茶也喝得很愉快，兩位夫人聊天也聊得很愉快，氣氛上就很和諧、很安逸。
問：當然我們對辜先生比較熟悉，你看汪道涵先生在談判上與相處上表現出來的風格是怎樣？
答：我想在汪道涵先生是在大陸上少數比較不同的人，不同的原因于，你看，他這種八十多歲的人，基本上還是屬於中國舊式文人類型，他是讀古書的，但大學畢業，他也喜歡看書，到每一個地方去他都買書，坦白講，他的整個視野與價值比較開闊一點，和現在大陸一般的政治人物不一樣；而且，他做過上海市長，對於整個發展上海他有實際的經驗，他跟我講他是從空中的、海上的、陸上的各種的發展他都有一套，所以實務經驗非常豐富。我講他是舊式的中國文人，但有非常淵博的知識、宏觀的視野，實務上建設的經驗，再加上他與江澤民的關係，所以有相當大的影響力存在，能夠找這樣一個人來代表大陸，不多！反過來看我們台灣這邊，能夠找到像辜先生這樣的人。
確是兩個旗鼓相當的人湊在一起，希望他們兩個這次談得很順利。
問：汪先生的言論似與他們中央的態度常有些不同的見解，你覺得他對台灣的認識與他們中央的領導有何不同？
答：他們中央的領導有實際上權力的問題，有軍方權力的問題。汪先生在談的時候，他可以不要去顧慮到權力分配的問題，而他是一個從清朝時代出生的文人，所以對於中國的傳統文化，他有他的執著，所以在江八點裏關於中國文化的部分，幾乎都是他的意見；在上海，他有他自己的研究所，有他一大群的智囊，關於經濟問題的、關於國際問題的……，所以他不斷地吸收，所以他的講法與看法，當然比較超脫，落在所謂中國文化這個範圍裏頭，當然和現在的大陸人不一樣。
所以我常常講，汪先生在，能夠做為一個和我們談判與交涉的對象，對台灣當然比較有利，如果今天他們換一個什麼樣的人來，就有很大的差別，那個人能否具有如他同江澤民的關係？而那個人是什麼背景出身？能否有這樣宏觀的視野？有很大的關係，我們也應該密切地注意下一個接手的會是什麼人。
臺對大陸政策只為“交差”
由於台灣海基會董事長辜振甫的大陸之行，最近有關兩岸關係的新聞被中外媒體炒得火熱，兩岸關係似乎有了轉機，部分媒體稱辜振甫此行為破冰之旅，辜振甫則自稱為“融冰之旅”，一向老成持重的辜振甫在自稱“融冰之旅”時，其實有弦外之音。在雪地生活過的人都知道，雪融之前儘管天氣可能陽光普照，但氣溫往往比雪未融之前更冷。目前兩岸關係的發展正是如此。
辜振甫結束北京、上海之行返回台灣之後，台灣方面從李登輝以次，口徑一致的咬定：“除非中國大陸民主化，否則關於三通、統一的問題難談。”
更有意思的是，海基會副董事長許惠祐19日從北京一抵達東京即告訴記者們：“一個中國就是‘中華民國’。”許惠祐說：“
既然大陸堅持一個中國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今後我們的立場就要更明確，不再模糊，因此我們認為，一個中國就是‘中華民國’，不再模糊，這是兩岸協商的分水嶺。”
10月22日，台灣外長胡志強更以強硬的口氣指責中國大陸刻意對台灣實施兩手策略，一方面接待辜振甫，在外交方面卻對台灣進行外交打壓的“三光”政策。
從這些跡象來看，兩岸關係非但未因為辜振甫的往訪而有所轉機，反而是雪上加霜，面臨一個更寒冷的冬天。
其實，仔細分析，台灣在近半年來積極促成辜振甫的大陸行，但是在訪問過後卻又以高姿態表述台灣的立場，絲毫未見要求兩岸關係的開展作出彈性對應，連大陸極耿耿於懷的“戒急用忍”、“三不通”政策也都絲毫不讓步，甚至在10月14日和汪道涵一見面即提出波茨坦宣言作為“台灣與大陸分裂分治”已屬事實的依據（據隨行的康寧祥回臺後表示，辜振甫的強硬談話是促使當天下午海協會副會長唐樹備在記者會中出言激烈的原因），這些行動都說明瞭，台灣並無意因為辜振甫此行，而對其兩岸政策作出改變。
其實，說穿了，辜振甫此行的表現，正顯露了台灣對大陸政策的基本底線只有一個：“交差”，一方面對國際壓力，尤其來自美國要台灣和大陸加強溝通不能僵化的壓力交差；一方面對來自台灣民間要當局取消“戒急用忍”政策，希望和大陸和平交往的壓力交差。
辜振甫20日會見李登輝報告他這趟的中國大陸行之後曾向記者們表示，他這回訪問大陸自認為有三大成就：一、重續協商管道；二、突出兩岸分立、分治的事實；三、介紹了台灣的民主化給大陸領導人。
由此可見，辜振甫的大陸之行，並未存心去“破冰”，只是想去紓解台灣內外要求台灣當局對兩岸關係必須走向緩和的壓力，以便交差，因此，這幾天，台灣的媒體大都認為，現在“球已在中共那邊”，一切繼續發展，“全看中國大陸”。
台灣向國際壓力交差的一個很明顯例子是，10月19日，辜振甫訪問一結束，全團在途經東京回臺時，隨行的國民黨的大陸工作會主任張榮恭立即飛往美國首都華盛頓，並在10月20日召開中外媒體記者會，向美國社會簡報這次辜振甫的大陸之行。因為，在辜振甫參訪之行前後，美國國務院、白宮先後對此事表達過三次“關切”，10月19日辜振甫訪問結束之後，美國國務院官員對“辜振甫訪問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積極發展表示歡迎”，再加上美國各大媒體均積極報道此事，而且都幾乎一致的稱辜振甫為特使，足以顯示美國朝野對兩岸關係和解的期望。
因此，除了張榮恭之外，台灣官員最近也作一連串的規劃，要在近期內為此事到美國遊說、解釋。
大陸方面自然了解到台灣會為辜振甫訪問的問題到美國“交差”，因此，為了“反制”，10月20日，中國駐美大使館新聞參事于樹寧也舉行記者會，以中國當局的立場，向美國社會“解讀”辜振甫的訪問活動。可惜的是，于樹寧的英文能力不佳，對此事的表達很缺乏說服力，因此第二天美國各主流媒體的報道不多。
同樣的，不具英文能力的張榮恭用中文回答，透過翻譯和外國記者溝通之後，也未獲美國媒體重視。因此，台灣方面已規劃有第二、第三波的赴美活動。
在島內方面，由於台灣政治目前已走向極透明化，而且有時是透明得不合理，台灣當局對大陸政策的一舉一動均受到民意，尤其民進黨與偏執主張台獨的建國黨的檢驗，因此，還有四十多天就要面臨”三合一“選舉的國民黨當局，在大陸政策上面臨兩大壓力：一、面臨台灣民眾七成以上要求兩岸維持不統不獨的和平相處現狀的壓力；二、面臨商界人士要求開放三通及“戒急用忍”政策的壓力。
背負這兩大壓力，辜振甫和台灣當局採取的是“先交差以期應付選舉”的手法，先爭取辜振甫在選舉前訪問大陸，以向選民展示兩岸關係已有進展的假像，辜振甫自詡這次訪問大陸的三大成就之一：“重續協商管道”，便是據此而作的陳述。
此外，到了大陸若只聽不說，或顯示“腳軟”跡象，執政的國民黨必被批評得狗血淋頭，因此，辜振甫的波茨坦宣言論，對江澤民、錢其琛的民主論，以及邀請汪道涵在12月訪台參觀台灣三合一選舉的言論，都展現出辜振甫在大陸時刻意推銷台灣論點的“心計”，因為他必須在回去後，向台灣朝野“交差”，從10月19日深夜他回台灣，包括民進黨在內的朝野人士對他這趟大陸行都表示稱許的狀況來看，辜振甫這趟大陸行，對內也妥善的交了差。
因此，如果從“交差”的底線去衡量，辜振甫的大陸行算是如願了，但是，從實質發展來看，台灣與大陸之間的關係，今後幾個月如果出現更冷的冬天也不令人感到意外。
辜振甫成了“台灣人的驕傲”
海基會董事長辜振甫的大陸之行已經落幕，但有關此趟辜振甫自己定位為“融冰之旅”行程的評估，還在台灣島內延續。
任何課題，只要經過台灣這個黨派與言論皆深具多元化色彩社會的折射，都會出現眾說紛紜的局面。攸關台灣民眾切身利益的兩岸關係，原本就是撲朔迷離，糾纏不清，經過“多元化作用”之後，更是令人眼花繚亂，何止是“百花齊放，百鳥爭鳴”！
在這紛亂的言論之中，唯一獲得較為一致性評價的，是高齡81歲的辜振甫。
儘管自兩岸開始交流以來，辜振甫就一直扮演關鍵性角色，五年前在新加坡舉行的首次汪辜會談上，也已經和大陸的對手交手、過招，但他獨特的、不見硝煙的應對技巧，卻在這次的大陸行中，才顯現在台灣民眾面前。一趟“融冰之旅”，辜振甫已經成了“台灣人的驕傲”、能有效應付海峽對岸，“以小博大”的英雄，在兩岸交流史上奠定了他無可取代的地位。
從李登輝總統至一般民眾，不論是獨派還是統派的媒體，都認為說起話來輕聲細語，70歲後動過五次大手術的辜振甫，作為台灣與大陸領導人會談的代表，在整個行程中所表現出來的，不只是“不卑不亢”、“從容不迫的應對”態度，而且還具備了“四兩撥千斤、臨場反應讓人嘆為觀止”的能耐。
連在中國大陸參訪團行前質疑辜振甫是“紅頂商人”，通過家族控制的台灣水泥的關係企業，在大陸有巨大投資，不能有效反映台灣主流聲音和維護台灣利益的民進黨人士，也不得不承認在辜振甫的率領下，代表團的表現，如該黨立委林濁水所說的“可圈可點”。
但是，所謂“同人不同命”，辜振甫在日前返臺的記者會上讚譽有加的海基會副董事長兼秘書長許惠祐，經過海協會副會長唐樹備在上海利用汪辜會晤後的媒體彙報闡述大陸兩岸政策立場的風波後，竟成了台灣境內各黨派，甚至是輿論的批評對象，認為他臨場的應變能力和經驗不足，應付中共的態度過於軟弱，沒有在唐樹備作出立場表白的動作後，及時反擊。
在本月19日，大陸參訪團一行回返台北時，一名民進黨籍台北縣立委候選人還率領了數十名支援者，在中正機場高舉布條抗議，高喊許惠祐“喪權辱國”的口號，要求他下臺道歉。
面對千夫所指，現年46歲，曾以強硬的談判作風贏得“談判高手”稱譽的許惠祐，通過媒體反駁說，他是按照事先與唐樹備達致協議的規定，雙方各以10分鐘的時間向記者彙報汪辜會晤的內容，而唐樹備是“完全走調、自由發揮”的演出，單是根據這一點來批評他，是很片面的，就如欣賞一首樂曲時，聽到第一個音符就斷定整首曲子是刺耳的一樣。
姑且不論許惠祐此行的功、過與委屈，無可否認的是，儘管台灣各界對辜振甫讚不絕口，不論他能力有多強，他已屆80高齡，隨時都可能退休，卻是不得不面對的事實。
當然，正如海基會副秘書長詹志宏回答詢問時所說：“兩岸間的運作是體制不是個人，人不只會老去，也可能會離開到另外一個位子，改變職位，但是體制是不變的，就如陸委會，已經換過四任主任委員，但它的體制同樣運作，海基會也換了四任秘書長，但也還是照樣運作，董事長雖有個人的威望，但他並不因此就有不一樣的做法，還是循這一體制，依照陸委會的授權去談，回來後向陸委會報告，還要向立法院報告，跟著體制來走，這才是民主化的表現”。
但是，體制是死的，人是活的，如何在既定的體制內發揮，取得成效，卻是因人而異，更何況，海基會董事長所扮演的是執行台灣大陸政策的前線角色。
台灣大陸問題專家，政治大學俄羅斯研究所所長趙春山就為此表示擔心。他說：“辜振甫具有台灣觀，又有中國觀，知道台灣要什麼，能以台灣為優先，但也不失國際觀，是台灣與大陸談判的不可多得的人才，但我擔心的是，在辜振甫之後，是否還有這種人才？這是一個急迫的問題。”
辜振甫的融冰之旅所融有限
台灣海基會董事長辜振甫在10月19日結束了他在中國大陸歷時6天的“融冰之旅”。
從高處冷眼旁觀，辜振甫這趟來去都熱鬧非凡的融冰之旅，其實所融有限，雙方進行了多次汪道涵對辜振甫的會晤，其中有“餐晤”，有“平劇晤”，有“茶晤”，也有正式的兩次“晤談”。辜振甫在北京見到了江澤民、錢其琛和國臺辦主任陳雲林。按台灣當局過去常持的標準：“見到了所想見的人，談了所要談的事情”這種概念，辜振甫此行的確“有了收穫”，台灣當局對辜振甫的融冰之旅也給予高度肯定。連台灣的反對黨民進黨人士都認為，從台灣的立場來說，辜振甫已完成了一趟“以台灣為優先”的大陸之旅。
台灣朝野，連媒體在內，對辜振甫的大陸行既炒得熱烘烘，又認為此行有收穫，都基於台灣政治文化中好“虛名”的一面
。在兩岸關繫上，台灣朝野愛和大陸“比大”，這次辜振甫在大陸晤見了一些大陸臺面上的高官，宣揚了台灣一向主張的“以民主、自由、均富統一中國”；辜振甫從上海到北京的三次記者會上，都強調“只有中國大陸民主化，才有統一的可能”。海基會副董事長許惠祐在
10月18日的記者會上甚至極高調的表示：“一個中國是中華民國。”
因此，對台灣而言，辜振甫此行既見到了所想見的人，說了要說的話，其融冰之旅當然是成功的。
從中國大陸的立場來看，雖然在10月18日江澤民以中共中央總書記的名義接見辜振甫一行後，隔天的大陸媒體曾大幅報道，但是，對於辜振甫的其他行程報道，大陸的媒體一直低調處理此新聞。一位大陸國臺辦官員也學台灣民眾的語氣告訴筆者：“我們以平常心看待辜振甫的參訪。”據這位官員說：“我們其實透過台灣媒體的報道，很強烈的表達了我們一向堅定的立場。”
換言之，中國大陸方面也認為，他們也趁台灣媒體全程熱鬧，爭先恐後的報道中，向台灣民眾傳達一個強烈的資訊：“一個中國”的立場中國大陸是決不會動搖的。10月14日，汪、辜第一場會晤時，辜振甫以“波茨坦宣言”為基礎向大陸重申台灣的“中華民國一直存在”的立場後，海協會副會長唐樹備即在會場一樓舉行的記者會中，以罕見的嚴厲口氣指責台灣阻礙三通，重申“一個中國”立場，這種嚴詞當時讓往訪的辜振甫一行人及台灣朝野嚇了一跳，認為唐樹備如此嚴厲態度“有失待客之道”，其實，大陸當局是趁此向台灣表明：“在一個中國的問題上，大陸絕不手軟”。這是台灣方面所應深入體會的“弦外之音”。
表面上，辜振甫和汪道涵結束了第一輪“會晤”之後，雙方已達成四點共識：一、兩岸決定進行多方面的對話，包括政治、經濟層面的議題都可以談；二、決定增加各層級的人員交流；三、對兩岸來往時所產生的問題以個案方式處理；四、邀請汪道涵在適當時機訪問台灣。
事實上，這四點“共識”也都是“虛”的，因為共識中並沒有指出實施四共識的時間表及落實方案。以“汪道涵訪台”為例，台灣已不止一次邀請汪道涵訪台，每次汪道涵都“欣然接受”，但每次也都表示“會在適當時機訪台”，因此，汪辜兩人的這第四共識等於“白說”。其次，關於以個案方式處理兩岸目前因交流而產生的問題，也等於“白說”，因為海協會與海基會從1996年中斷正式交流後，其實每天都透過文傳及特定管道處理雙方交流的“個案”問題，不曾中斷。
10月18日，辜振甫在會晤江澤民時，曾婉轉的以試探性口氣向江澤民提議兩岸高層領導人可在亞太經合論壇高峰會議上碰面，但江澤民未予作答，事後，中國大陸官員對此建議則斬釘截鐵的說“不可能！”
就整個參訪結果分析，台灣與大陸雙方對辜振甫這趟大陸行有著迥然不同的基本設計：
大陸方面想盡各種方式，要使辜振甫的訪問維持在大陸官方所定的基調：“參訪”，換句話說，所有活動都以“非正式”的形式安排，譬如汪辜兩人見面時以“會客”方式進行，兩人隔著茶几左右入座，而不是以開會方式隔會議桌對坐。甚至於10月16日兩會人員聚集一堂時也都採分組而坐，喝茶聊天的方式，避開“開會”氣氛。
此外，在所有“會晤”及其他“茶晤”、“餐晤”，甚至於“看戲晤”的場合，都有辜振甫夫人嚴倬雲在座，連辜振甫和江澤民、錢其琛、陳雲林等人晤面，也都有嚴倬雲在場，這種刻意的安排純粹要表明中國大陸視辜振甫此行為“純粹參訪”的立場。在江澤民接見辜振甫夫婦的形式上，大陸方面一直要以“家宴”的方式，只款待辜振甫夫婦，但是，台灣方面怕因此引起在野黨人士批評，部分台獨人士甚至可能會指責辜振甫在這種“私會”中可能有“賣臺”行為，因此力爭要有其他人參與會見，以便釋嫌。直到10月17日，大陸才鬆口加上其他三名團員。
據大陸官員告訴筆者：“我們總算了解了台灣政治人物互相不信任的程度。”
在台灣方面，辜振甫和台灣當局自然知道，光憑這麼一次參訪，不可能解決問題，因此，辜振甫的這趟大陸行，與其說是要去融冰（台灣先是自稱“破冰”，後來才由辜振甫改為“融冰”），不如說是要向國內民眾進行一次對內的政治表演，在此表演性質的戲碼中，台灣的底線是：一、要營造此行已具“正式”晤談性質的形象；二、要迎合台灣民眾的口味，製造出和大陸“平起平坐”、“針鋒相對”的氣氛。因此，在這種“秀場”氣氛濃厚的策略安排下，海基會對於隨團記者的安排與照顧可以說巨細不遺，週到細心，因為記者們提供了訪問團表演的舞臺。
在歷次的記者會中，辜振甫一行透過台灣媒體表達了台灣的立場，其態度之強硬與“坦白”的程度，遠超過辜振甫一行人會晤江澤民、錢其琛和汪道涵等人時談話的態度。
以辜振甫會晤江澤民時的談話內容為例，在一個半小時的談話中，江澤民個人談了一個多小時，辜振甫以他緩慢的說話習慣在其餘二十多分鐘裏，很難尖銳表達台灣立場。在和錢其琛的晤談中，語鋒尖銳的倒是錢其琛，會晤中未出現針鋒相對場面。因此，辜振甫和許惠祐返臺時表示，這是雙方多年“最坦白”的一次交往，雖然有部分程度屬實，但並未如民進黨人士所願，在中國大陸官員面前張牙舞爪一番。辜振甫一行到大陸去，儘管要對台灣民眾、政客和媒體“做秀”，但還是相當有節制。
因此，經過了6天敲鑼打鼓的大陸行之後，兩岸關係又回到原地，即辜振甫在10月19日深夜回臺時所稱，又回到1995年雙方未冰凍來往之前的狀況。就台灣而言，把1995年迄今的封凍關係化解，已屬難得。就大陸來說，“見面總比不見好”，因此，也視辜振甫這趟行程是“拉近了雙方的距離。”
不過，從“融冰”的角度去看，辜振甫此行的確使兩岸之間的一些冰凍狀況有所融解，但所融的冰可能不多。
汪辜會後兩岸關係的前瞻
為期5天的“汪辜會”已于18日正式結束。從結果上看，這次“汪辜會”有一定的成就，但就兩岸雙方在期間的政治對話內容看，分歧也依然相當重。本文的目的，是就有關的成就和分歧前瞻未來兩岸關係的發展。
據報道，在15日上海舉行的第二次汪辜會晤，海協和海基會兩會達成了四點共識：（一）兩會決定舉行對話，對話的內容是多方面的，包括政治的、經濟的。具體的安排將由兩會負責人另行商定。（二）兩會決定進一步加強兩會之間的交流。（三）涉及到兩岸同胞生命財產安全的事件，兩會要加強個案的協助。目前主要是互相委託、提供協助。（四）海基會董事長辜振甫盛情地邀請海協會會長汪道涵訪問台灣，汪道涵表示將在適當的時候到台灣訪問。
上述四共識顯示兩岸雙方均願意改善兩岸關係的誠意，並願意為此作出適當的妥協。事實上，四點共識就是一種妥協。比較而言，第一點共識可謂最為關鍵，也是其他三點共識的主要基礎。眾所週知，自兩岸兩會95年中協商中斷以來，大陸方面便一直認為兩岸的根本矛盾在政治，而要解開兩岸事務性協商遲遲未能有所突破的困局，兩岸必須進行政治對話和談判，以政治談判帶動其他方面的發展，因此兩岸政治對話和談判便成為大陸方面恢復兩會協會的一個根本立場與前提。
如今台灣方面承諾願意進行兩岸政治對話，基本上滿足了大陸方面的起碼要求，使得兩會恢復協商具備了基礎。顯而易見，第二和第三點共識，正是大陸方面的要求得到滿足之後而產生的，這也基本上符合了台灣方面過去一直的堅持：兩會協商必須“在哪中斷便從那裏恢復”。換言之，第一至第三項共識應該是兩岸兩會相互妥協讓步的產物，是顧全雙方原則和立場的一種交集。至於第四項的共識，則可以說是汪辜會的延續，也是兩岸良性互動的重新出發，它含有兩岸願意在現有基礎上繼續改善關係的意涵，為新一輪的兩岸互動製造契機。
然而，必須指出的是，兩岸兩會在取得上述成就的同時，並無法掩蓋它們彼此之間的巨大政治分歧，而正是這些巨大的政治分歧，使得我們不能對未來兩岸關係發展過於樂觀。在辜振甫訪問大陸的5天期間，他與大陸有關方面的領導人就兩岸政治問題作出了深入的交換意見。這些意見，簡而言之，可歸納為兩種原則的對立：在台灣方面，它所堅持的是“一個分治的中國”，其意思是，台灣堅持大陸方面必須先承認兩岸之間現正處於一種分裂分治的狀態，承認在台灣的台北與在大陸的北京政府仍是相互對等的政治實體，必須相互承諾，然後才在這基礎上進行兩岸和平統一談判；在大陸方面，它所堅持的則是“一個中國”，也就是說，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台灣是中國的一部份，中國領土主權不容分割。
客觀而言，台灣與大陸雙方的立場可以說是毫無交集點。若大陸方面接受台灣的“一個分治中國論”，那無異是承認“兩個中國”，結果一個統一的中國反而變得可有可無，因為台灣的“中華民國”若然取得大陸方面的對等承認，並可以以主權國家地位與國際社會交往，則到時台灣若堅持拒不統一，在國際社會的保護下，大陸更無可奈何。對台灣而言，大陸的“一個中國論”雖沒有強調一個中國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但國際社會的基本看法則是如此，若然台灣貿然接受大陸的“一個中國”原則，只會跌進所謂的“一個中國陷阱”，逐漸被迫接受國際社會對一個中國即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理解，最終使得台灣的政治自主性難以維持。
毫無疑問，兩岸上述兩種原則的陳述，明顯地是“各說各話”，有對話而無交集。以對話的角度觀之，它或許可以增加彼此的了解，而了解則是克服矛盾的前提。但若從交集的角度看，兩岸的立場依然是南轅北轍，並無因這次兩會對話而稍減。這樣的情況是不容我們對未來兩岸關係的發展過分樂觀的，因為過去兩岸僵局的出現，正是雙方之間的政治分歧無法克服所致，如今分歧依舊，並無因對話而有所寸進，我們又怎能片面地因對話的出現而有過多的期待呢？
總而言之，兩岸經過3年多的僵持對抗之後終能重展良性互動，並達成政治對話和增強兩會交流的共識，值得肯定。說到底，互動交流總勝於僵持對抗。話雖如此，由於兩岸彼此之間的政治分歧依然嚴重，在未來兩岸逐步恢復交流對話的過程中，若然兩岸雙方不能把握時機，適時地在政治矛盾上作出妥協讓步，收窄分歧，兩岸關係的發展，仍將有很大的變數。這是我們不得不關注的。
（作者：王家英，香港中文大學香港亞太研究所研究統籌員）
“汪辜會”推動兩岸關係進入“談判時期”
台灣海基會董事長辜振甫的大陸之行已經圓滿結束。雖然汪辜、辜錢、江辜之間的一系列會晤並未達成有關兩岸關係重大問題的實質性協議，但這是臺海危機以來，也是近半個世紀以來，中共領導與台灣當局授權的高層人士第一次進行接觸。
這次會晤的特點是：
它沒有預設議程，但對當前兩岸關係的重要問題進行了廣泛討論；
雙方沒有達成任何協議，但對促進兩岸雙向交流對話與高層訪問達成了共識；
會晤並非談判，但是對話觸及到政治性的內容，並開啟了兩岸今後一系列後續性對話與談判的門戶。
雙方在會晤中的善意、圓融姿態與坦誠對話，改善了兩岸氣氛，把原來相互隔絕以至對立的兩岸關係，推進到加強相互接觸交往的“談判時期”。
會晤表明，雙方都有通過和平協商尋求相互諒解以緩解兩岸分歧矛盾的意願，這就有利於臺海的和平穩定，意味著減少了臺海危機重演的可能。
辜振甫認為，這是一次“帶來善意，帶回友誼”之行。從會晤所取得的結果來看，也可以說這是一次使兩岸“雙贏”的良性互動，對克服兩岸關係障礙、促進關係發展將會產生積極而重大的影響。
中共當局在這次兩岸高層會晤中採取的方針對策，是對辜振甫奉為上賓，予以高度尊重和高規格的禮遇接待，與之進行開誠佈公和不受拘束的對話，利用各種方式在兩岸之間營造一種善意與平和的氣氛。同時，又在一些重大問題上保持與重申原有的基本立場不變。
例如，唐樹備第一天就擺出嚴厲姿態責備台灣當局在“一個中國”問題上善變多變。錢其琛要台灣當局“勇敢地面對國際現實”，暗示兩岸之間不會外交休兵。汪道涵強調“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澄清了台灣方面認為中共內部在這一重大問題上存在分歧的誤解。江澤民則仿傚毛澤東從歷史到現實高談闊論而回避作出政策會有任何改弦更張的表示。
北京這種外柔內剛的表現並不令人感到意外。因為中共看來，“一個中國”不僅是處理兩岸關係的根本原則，而且已經成為國際上一個無可更改的現實。北京決不可能從“一個中國”的原則和底線後退，因為它認為任何後退都有滑向“兩個中國”或“一中一台”的可能，使中國外交陷入混亂，產生無法接受的後果。而且沒有任何中共領導人敢於改變這一原則立場，否則必然會遭到上下抵制而禍及自身。
當然，台灣當局無法接受在兩岸談判之前就接受“一個中國”的前提，因為深怕這樣做的必然結果是談判之前台灣就被當作“中國的一部分”而從屬於中共。但如果台灣要求以取消“一個中國前提”作為兩岸談判的前提，這也同樣是北京所無法接受的。
北京這種表面靈活實則堅定的做法，明顯地反映出中共在台灣問題上的有利處境和自信程度。實際上，這次汪辜會晤可以說是在北京強勢與台灣弱勢的情況下舉行的。從近年的情況來看，中共的對臺策略是大小並舉，進行外線包圍。一方面通過大國外交，先後與俄、法、美、英等國建立各種名目的“夥伴關係”，最後導致“三不政策”的出籠與擴大化。同時又在中南美、非洲等地大挖台灣墻腳，縮小台灣國際空間，形成一種使台灣難以擺脫的國際框架。然後轉過身來要求台灣回到談判桌上，進入由北京設定的在“一個中國”的前提下任何問題都可以談的談判軌道。
由於中國國力增長，國際份量加重，“一個中國”在國際上已成定局，江澤民地位鞏固，中國在內外形勢上都比較有利，而台灣則面臨即使不想談也不得不去談的壓力，從一開始就處於比較被動的地位。
辜振甫不但是一位經商有成的企業巨子，具有深厚的中國文化根底，而且表現為一位圓熟練達的政治老手。他與汪道涵可以說是兩岸一副天生的對手，彼此在握手言歡，談笑風生，品嘗香茗、欣賞京劇之際，舉重若輕地向對方表述自己的政治立場。
從辜振甫的言談中，可以看出，台灣當局設定此行要以攻為守，打出四張牌來對付中共：
一、以民主對付統一。強調“大陸的民主發展，是實現國家統一進程的決定因素”。許惠祐則希望汪道涵在台灣立委選舉時去訪問，這很清楚地表明台灣當局今後要在兩岸關係中進一步以民主對付統一的決策考慮。
但是這張牌用來吸引國際視聽也許有用，卻決不可能對中共產生任何影響。因為台灣民主化的得失利弊連島內都在爭論不休，北京更是一向加以貶抑，怎麼可能設想中共會願意分享台灣經驗。錢其琛已斷言把民主化作為統一前提“不切實際”，汪道涵也決不可能在台灣選舉時去訪問，否則不但會有插足干預之嫌，而且無異是為台灣的民主化捧場。至於想由康寧祥去向江澤民進行民主說教，更是異想天開，只能碰壁。
二、以“兩個實體”對付“一個中國”。這次會晤一開始，台灣就拋出當年的波茨坦公告來表明台灣歸屬“中華民國”是二次大戰的一個結束，從而證明“一個中國”即“中華民國”的說法。辜振甫強調“兩岸既為對等的政治實體，就不宜區別對待”，而汪道涵則以“一個國家的主權領土不可分割，台灣地位應該在一個中國前提下進行討論”作為回敬。可以肯定，今後很長時期內，這“一個”與“兩個”之爭將成為雙方難以協調的根本分歧，兩岸關係能否解決，將取決於雙方能否走出這個迷宮，通過協商妥協達成協定。
三、以“戒急用忍”對付“三通”，辜振甫強調只要北京對台灣放棄敵意，明天就可以實行“三通”。儘管在中國大陸的所有臺商呼籲兩岸之間早日實行“三通”，但是在從北京換取重要代價之前，台灣當局仍然不肯放棄這張經濟上的王牌。而所謂停止“敵意”，就是要中共放棄對臺使用武力，這又是北京不會放棄的立場，雙方相持不下，就意味著兩岸關係僵局的繼續。
四、以事務談判對付政治性談判。台灣要求恢復兩會的制度性協商，並強調以事務性協商優先，來保障兩岸人民生命財產與安全。但是北京則堅持政治談判優先，至少要使政治性談判與事務性談判同時並進。現在這個問題仍然有待於雙方的協調。
上述分歧表明，兩岸之間的主要分歧，並未因這次汪辜會晤而獲得解決，兩岸關係發展仍有漫長的道路要走，而且前景依然充滿著變數和不確定性。
但是這次汪辜會晤至少表明，以對話取代對抗，保持兩岸關係正常發展與臺海局勢和平穩定，是兩岸當局的共同意願。而通過對話協商來消除歧見，謀求共識，達致協議，則是唯一可行的途徑。
回顧兩岸關係，人們有必要對過去幾年的曲折反復歷程總結經驗，進行反思。
“江八點”的出籠，實際上是反映了中共當局與江澤民本人謀求改善兩岸關係與繼續維護臺海局勢穩定的意願。但是李登輝卻以康奈爾之行作為回答，使中共遭受羞辱挫折，不得不採取強烈手段進行反擊，從而激起了震撼東亞的臺海巨浪。李登輝不顧客觀現實而強行試圖拓展外交空間，這種“向不可能挑戰”的結果，是不可能起作用，反而使台灣縮小了國際空間，並使兩岸關係陷入了一次前所未有的危機。
經過多年的波折，現在兩岸關係又重新回到了當年的原點，使雙方都認識到以對話代替對抗的重要性與必要性。當年台灣當局曾經輕視與低估江澤民權力地位的穩固性，而不屑與之打交道。如今江已“穩坐泰山”，不但擁有更大的決策權力和迴旋餘地，而且通過這次汪辜會晤，表現出抱有在他任內改善兩岸關係，謀求解決台灣問題的意願。台灣曾經擔心會在對話與會談中吃虧，但是這次汪辜會晤證明，進行會晤並不就等於蒙受損失，更不等於屈就投降。
如果說兩岸當局由於存在誤解，曾經錯失通過和平談判改善兩岸關係的重要時機，現在這種歷史性的時機又再一次地出現在雙方面前。即使雙方的分歧依然如故，但是通過協商協調分歧的空間卻大於過去，但願辜振甫的“融冰之旅”不但能重新開啟兩岸和談之門，而且會使目前這股來之不易的勢頭繼續保持下去，通過一波又一波，一層又一層的會晤與會談，逐步通向兩岸關係和平穩定發展之路。
汪辜會後的回顧與展望
10月14日至18日，台北的海基會董事長辜振甫在台灣政府的授權之下，率團前往中國大陸進行參觀、訪問，期間曾與中國官方高層，包括國家主席江澤民、副總理錢其琛、國臺辦主任陳雲林、海協會會長汪道涵及常務副會長唐樹備等人進行“會晤”，廣泛交換意見，重開海峽兩岸中斷已達3年的對話，引起舉世重視。如今汪辜會晤已告結束，我們不妨來加以回顧、展望一番。
在相當程度上說來，辜振甫的此次大陸之行確實是兩岸分隔將近50年來的一件大事，有其歷史象徵意義，但雙方是否會因此而達成任何具有實質意義的政治性結果，目前顯然言之過早。其實，雙方高層會晤只是一個起步，對於兩岸關係的穩定、改善、良性發展“或”有助益，但問題的癥結並未解決。此之所以辜振甫自謂此行只能算得上是“融冰之旅”，還談不上破冰之行。兩岸人民，國際社會對此都不能抱有任何不切實際的期望。
根據筆者觀察，台北並未放棄其“兩岸會談從哪中斷，就由哪恢復”的原始立場，台北要的仍是延續第一次汪辜會談所簽定的八項協議。台北的表達方式或許有所調整，但根本仍是要把握一切機會，公開凸顯“中華民國”繼續存在、兩岸分治的現實，要利用這次汪辜會晤表現出台北對兩岸對等、尊嚴的堅持絕無妥協空間。台北希望辜振甫此行最好能達成不帶政治性質的實際成果，恢復兩會的制度化協商管道，否則不如空手而回。
至於北京方面當然另有所圖，此之所以海協會常務副會長唐樹備在辜汪會晤的第一天就點明汪辜二老正在進行政治性對話，把一個中國問題的原則問題立刻端上臺面，讓台灣無法回避，不能模糊焦點。北京不是不希望汪辜會晤能有實質收穫，但是其前提是必須台北同意一個中國的原則，哪怕只是由政治對話走向政治議題的程式性磋商再往政治談判發展都可。北京要的是帶有政治性質的實質效果，否則寧可單純參訪一場。
這次兩岸雙方已經達成四點共識（並非協議），其中包括兩會加強對話、交流，兩會積極處理涉及兩岸同胞人身安全問題，以及汪道涵允諾于適當時機訪台，其中完全未見到大陸方面所堅持的與政治方面有關的問題。筆者對於此一共識能否落實，或是能夠落實到何種程度仍持懷疑態度，至於汪道涵前往台灣訪問一事在雙方沒有把問題澄清、立場說明之前恐怕仍然問題重重。
在可預見的將來，台北恐怕仍然不會主動回應中國目前所堅持的“一個中國”原則，因為李登輝政府確實懷疑其中有太多的陰謀存在，至於辜氏返臺，提出政策分析，以及建議報告之後，台北是否重返1993年兩岸關係惡化之前對一個中國的立場，或是以重申國統綱領中對於國家統一的信念來回應北京方面的堅持則仍然有待觀察。不過即或如此，台北方面一定會有相應的配套措施，要求北京回應。
就目前看來，雙方恢復直接對話應已確定，基本上這是一個可喜的現象，但可以預見的是中國將把這種對話定位為政治性對話，然後再進一步突破，希望擴大戰果，將其誘導往政治談判的程式性磋商方面發展，最後再變成政治談判，大陸的策略確實頗有可觀之處。但台北方面，尤其是李登輝政府一定會儘量將兩會之間的對話狹義的界定為兩岸綜合性對話，目的還是要回到制度性、事務性的接觸，要儘量回避、抗拒、拖延政治談判，避免被北京一舉突破，台北當然有其考慮因素。
雖說政治談判仍是以後的事情，短期內未必實現，不過既然政治談判終究無法避免，台北還是應該利用有限的時間預作規劃、準備。由政治對話逐步走向政治性的程式磋商，最後再發展成為兩岸之間的政治談判，這個過程並非絕然不利於台北，只要是漸進的方式，有計劃的推動，台北不必將之視為洪水猛獸。台北可以堅持在兩岸政治談判開始之前，雙方一定要由信心建立的過程進入機製成立的階段，絕對避免在主、客觀時機不夠成熟的情況下冒然直接進入政治談判。
關於三通與戒急用忍問題，辜振甫已明確表示，這些都只是策略運用，不是不能調整，只要中國降低對臺敵意，兩岸即可剋日進行三通。有關大陸對臺敵意問題，台北方面最在意的一是外交活動空間，二是對臺用武問題。其實問題也非一無可解。如果兩岸同意，台北可以考慮透過立法程式，保證不追求獨立，甚至可以採取具體措施追求國家統一（但並不表示接受中共的統一條件，更非統一在中華人民共和國之下），北京自應採取有效具體的回應措施，放棄對臺動武，調整一國兩制。
在外交休兵方面，兩岸許多學者一再呼籲雙方自製，避免將好不容易穩定下來的兩岸關係再度推向衝突的方向。在此，筆者只能引述一位不具名大陸重要官員的私人談話，他表示，兩岸外交休兵並非不能商量，但是此事由於涉及國家主權的敏感問題，雙方必須私下交換意見，可以形成共識，達成默契，但不能形諸文字，台北不妨派員與北京就此問題進行接觸。消息傳回台北之後，因台北反而擔心北京另有陰謀而作罷。其實，兩岸不妨重新思考其可行性與可能性。
至於其他更技術性的問題，如雙方建立熱線，軍事透明化，領導人互訪，其實也都可逐步的加以安排。不過筆者要強調的是，這些事務性的問題都要等到雙方互信累積到了一個相當程度之後，透過機制建立的方式再逐步加以落實，往前更進一步的發展。關於兩岸簽署和平協議一事目前當然言之過早，還是應該循序漸進，先由結束兩岸敵對狀態做起。至於統一後的兩岸究竟應採中華邦聯或中華國協的模式不妨預留思考的空間，等到水到渠成之後再行討論。
其實，兩岸雙方當前的問題是，一方（台灣）想要忘記、割斷歷史，追求獨立，但另一方（大陸）卻也對現實視而不見，不能接受“中華民國”仍然存在的事實。兩岸雙方唯有在正確面對歷史，承認現實的情況下，先由避免衝突著手，然後再努力維護和平，其間應有一個信心建立、機製成立的過程，然後才能製造和平。這其間是有一個發展過程，兩岸雙方都不應在時機不夠成熟的情況下，強行以政治力量加速統一的進程。不成熟條件下的統一將是兩岸人民共同的災難。
總的來說，這次海基、海協兩會領導人會面意味著，兩岸雙方高層能夠以坦率的態度各自表明立場，這對兩岸關係的未來發展應有正面助益，或也有助於兩岸雙方改善氣氛，加強信心。筆者以為，雖說這次汪辜會晤的歷史象徵意義可能大於現實的政治收穫，但既然雙方在會晤過程中沒有不歡而散，拂袖而去，接觸、參訪、會晤沒有破裂，雙方都有誠意重新啟動兩岸的對話，能夠恢復既有的溝通管道就可算是成功，這是一個健康的發展方向，值得鼓勵。
兩岸關係須由冷變暖——評第二次汪辜會晤
歷史事件需要沉澱之後，才能發現其中奧秘，才能發現其中底蘊，才能發現其中策略，才能發現其中事件策劃者或應對者的動機，應變能力及智慧程度。反觀近十年中國外交事務上的努力及近五年的海峽兩岸關係的推動中，中國高層領導人以哀兵戰略，以合縱連衡戰略，極力內促經濟改革，外修友邦，營造和平環境，時“硬”時“軟”，以求推進兩岸關係。
無論在任何國度，政治策劃講究借勢，講究造勢，也講究策略。
六四事件之後，中國民間社會對政權的離心增強。但不久，發生了兩項激發中國民族主義情結的事件：一是銀河號事件，一是奧運會事件。
銀河號事件即是美國有關方面獲悉中國貨輪裝有核材料，要求上船檢查引起的。中國官方一再否認，美方仍堅持自己的資訊情報準確無誤，堅持要在公海裏實施檢查。接著，江澤民以極其低的低姿態，“鄭重”向國際社會聲明：銀河號上，沒有任何違禁核材料。但江的聲明無效。
最後，在第三國的代表的陪同下，美國檢查人員登上銀河號檢查，沒有檢查出核材料，持續喧嚷的美國諸多報紙媒體，便立即不再報道。後來有一種傳說，是大陸故意洩露假情報。現無查證。但事發後，江澤民借題發揮，以低姿態博得同情和收攬民心，卻有成效。
接著，北京競選奧運會舉辦權時，中國造足聲勢，僅差一票，便輸去2000年的機會。客觀評論，當時如北京獲選對於國際社會來說更為有利，也對於推促中國開放，避免狹隘的民族主義有利，也可使激情期待的大陸人民將無法移恨于西方國家。大陸民眾會認為奧運精神公正普照。
當時，對於大陸政府當局來說，獲選與落選，都是勝利。奧運北京落選，比北京獲選，中國政府所獲得的政治資源和贏得的幅度還要大。因此，中國官方作足煽情努力，越是險勝，越是能使民眾感到來之不易。而越是功虧一簣，越是能使民眾感到失落感沉重。
這兩次事件的發生和結束，使得極其低落的民意，從谷底回升，也使原來許多擁抱西方價值觀念的青年一代的熱烈情緒受到挫傷。兩次哀兵戰略大勝後，中國全球性的外交上的合縱連衡戰略也開始悄悄地推行。
中國把古代的合縱連衡術發揮的淋漓盡致。其合縱連衡的戰略，是一步步貫徹的，先聯俄，聯德等，接著聯以（以色列），隨後聯日、聯美。同時，不斷加強其與所謂第三世界國家的“傳統友誼”和“互信合作”。
在一波一波的外交強勢中，在所謂的多極世界，力圖尋得最高安全度。江澤民訪美時，刻意模糊政治形象，似有民主化的傾向，在西方世界獲得好感。顯見，未來中國還將繼續強化的是現代化與民族主義。
最近，英國首相訪問中國，布萊爾與朱（金容）基情同老友。英中雙方，也將建立“夥伴關係”。英國商界主要領袖隨同訪大陸，英國將從目前7億英鎊的投資，增加至明年的30億的投資。今年九月初，北韓剛剛向日本試射導彈，以色列國防部長便訪問中國。以色列軍隊的高科技程度僅次於美國。其軍隊的訓練有素、實戰能力及強悍精神，亦是舉世聞名，至少不亞於美國。以中兩國將有什麼樣的軍事交流與合作？更是引人注目。個中內蘊，更有待時間揭曉。
中國的外交戰略正在逐步形成有利於中國經濟發展的世界環境，形成世界性的交錯的利益關係，互聯的關係網路，而中國，正在力圖使自己成為此網路的熱點，中心和樞紐。
面對中國大陸這樣一種全球戰略的推動，對海峽兩岸關係現狀與趨勢的評價，必須時時以嚴肅、深刻的宏觀狀態研究分析，緊緊相連。
台灣應有清醒的認識，在提供大市場的分享度上，台灣幾乎沒有優勢。對於中國大陸的大市場，西方各國逐利而來，台灣不應該阻擋也不可能阻擋。西方各國在逐大利的同時，很可能犧牲小義小利。在這種大背景下，兩岸的衝撞，將是極其危險的。這種衝撞將因不利於正在成形的國際市場格局，而不利於台灣。
可幸得是汪辜會晤，正在避免不利而趨向有利。目前，兩岸政府的交流方向大致正確，但兩岸政府尚未找到著力點。兩岸政府的著力點應該是：同時為海峽兩岸人民服務而作努力。其中可資考慮的包括筆者提出的“開闢政治特區，實行兩岸政治合作”。
在大陸，台灣的交流合作的障礙中，許多政界人士和研究者認為，障礙來源於兩方面，一是中國大陸目前不是民主社會。二是台灣民意希望保持現狀。近年來，台灣走向民主轉型後，因矯枉過正，形成過於強盛的民粹主義，追求一端，忽略另一端。簡言之，對中國大陸的不信任感。
這裡，確實需要做一些分析，台灣朝野，有理由不信任大陸官方，但沒有理由不信任大陸人民。取信于大陸人民，是台灣政界人士必須努力的方向。同樣，取信于台灣人民，是大陸政界人士必須努力的方向。而哪一方面能在未來十年作扎紮實實的努力，能夠同時獲得兩岸人民的信任，哪一方面就可能大勝。
在劇烈變動的大時代中，政治領袖不應該成為民意的尾巴，而應該是民意的前導，江澤民應該擺脫一黨文化的心結，李登輝應該擺脫其強烈的本土文化的心結，遠觀海峽兩岸大政治前景。雙方也不應該受制己身的狹隘，成為自我犧牲者。政治領袖的精神引導，在很多時候起決定作用，不僅能使政治領袖在政治冷局和困局中找到扭轉前坤的力量，也能帶領民眾走向輝煌時代。
只有富有民主理想的台灣，只有富有宏觀視野的台灣，才不可能成為自己狹隘的觀念的犧牲品，台灣，才會不是一個狹長的島嶼，而是中華民族投向現代化和民主化的起跳臺。
當然，在開始之際，雙方尤其是台灣一方，考慮到台灣民意的壓力，是必須強化態度，強化其立場，以滿足民眾的普遍性自尊和安全感追求。但面子僵化表述之後，雙方迫切想獲得的，則是軟化的態度和利益。
由此，兩岸關係，是必然由冷變暖。
(作者: 湯本,美國學者)
兩岸統一長路漫漫
海基會董事長辜振甫所率領的參訪團已順利地結束對上海、北京的參觀、訪問行程，回到台灣去。形容參訪團順利地完成使命，是因汪辜會晤的目的已達到了，該見的人已見了，該說的話也說了，一切都按原定計劃行事，達到預期的目標。
如何評定這次汪辜會晤的成績？從正面來看，這是兩岸關係經過3年多的封凍之後，在雙方的共同意願之下終於恢復高層接觸。其間汪辜會晤達致四點共識，更令人矚目的是，中共總書記江澤民會見了辜振甫，肯定了他在兩岸統一問題上的努力。這是50年來兩岸最高層的接觸，說明雙方的關係正向著一個令人鼓舞的方向發展。
在汪辜會晤時，兩會所達致的四點共識，包括加強雙方的對話和交流，邀請汪道涵訪問台灣。這等於是重新啟動兩會今後繼續進行談商的機制。
如果再進一步探索，則可看出，這次的汪辜會晤只能按原先所定的步伐推進，卻無法在雙贏的理念下取得突破性的進展。在整個過程中，雙方各行其是，各執己見和各說各話，其間不乏峰迴路轉的變化。北京勝在全程操控，既能以禮待客，又不失堅持原則；台北則得到在大陸公開宣揚其理念的空間。總的來說，雖然雙方同意在一個中國的立場下展開商談，可是，單是在這個問題上，彼此的看法就南轅北轍，毫無互相妥協的餘地。
至於所取得的四點共識，也和協議有一定的差異，有較大的彈性空間，顯示兩會都寧可預留較大的伸縮餘地。
值得注意的是，這次汪辜會晤的進程有很高的透明度，每次會見後都由雙方負責人向媒體彙報進展，同時借機闡述各自的立場和理念。可想而知，在國際媒體如此高度聚焦之下，汪辜會晤取得表面成績多過實質進展是不奇怪的。
因此，如果從這方面來看，這次會晤的收穫並不大。
可是，正如本報在會前所指出的，參訪團此行的重大意義，在於這是北京和台北之間的關係出現起伏迭宕的變化之後又迎來一個春天，不管參訪取得什麼成績，這畢竟是一個重新再來的嘗試。以該團此行的結果來看，意義是大過具體成績的，因為雙方的商談大門已重新打開，今後當可更頻密的接觸和交往，並通過進一步的交往和商談逐步縮小差距。即使這次參訪所取得的具體成績微乎其微，然而，雙方交往的渠道已打通。有了前一次汪辜會談後發生的挫折，兩岸領導人必然能有前車之鑒，從中找到雙贏之道。
不可否認的，兩岸的統一事業是走在一條漫漫長路上，在山窮水盡疑無路之餘，如今眼前又走出路來，這條路必然還是坎坷不平的。
推動國家統一，是民族的大業，要解決歷史所遺留下來的問題，這絕不是一兩次的會面就能解決的，相反的，這是需要經過無數次的探討、磋商、磨合，才能逐漸消除歧見和差異，最終達致和解及一致的看法。在這過程中，兩岸領導人顯然需要有高瞻遠矚的視野和恢宏大度的胸襟，以互信互利為出發點，既不拘泥于一黨一派或一己的利益，也不在意于達到你輸我贏的目的，那麼，統一的大業是必然可以期待的。
目前，世界大氣候對促成海峽兩岸統一是有利的，許多國家都樂見兩岸消除爭端、實現和解，為世界和平與穩定做出應有的貢獻。在兩岸之間，思想意識已不再是卡在統一之間的障礙，社會制度的差異不斷在縮小，經濟地位的距離也逐漸在拉近，這些宏觀因素將會對統一的事業起著催化的作用。
汪道涵與辜振甫
一波三折的“汪辜會”終於在上海成為現實，這不僅意味著中斷5年半之久的兩岸關係得以恢復，也象徵著中華民族在試圖由分裂走向彌合。是故，他們的一舉一動不但牽動著海峽兩岸政治神經，也受到舉世關注。僅追蹤採訪的各國記者就不下500人，可見其盛況。
但是，某些西方媒體卻對此迷惑不解，將有關民族和解、國家統一的大任交給這麼兩位既非身處權力中心、亦非外交專才且年過八旬的老人去處理，他們能否承受談判之重，抑或僅僅是外交藝術的延伸？海峽兩岸關係，可以說是當今世界最為複雜曲折、最是難斷是非的矛盾糾葛之一。儘管矛盾的始作俑者大都故去，但是這個死結並沒有太多的鬆動，究其原因既有意識形態方面的紛爭、政治制度的差異、國際勢力的介入，也有兩岸情勢的制約。
如此之深的歧見兩個老人怎能去化解？如此重大的使命兩個老人怎能去完成？其實，這是外界對兩岸政治的誤解，對中國傳統的誤解。如果對汪辜二人非凡的歷史背景以及他們與兩岸執政者特殊的個人關係稍作了解，就不難發現他們的職權範圍遠不僅限于大陸海協會會長和台灣海基會董事長這樣的民間頭銜，他們還分別代表國共兩黨的意志、代表江澤民和李登輝的意志。
有趣的是兩位老人不僅在兩岸政治舞臺上角色近似，被賦予的權力彈性近似，而且兩人在年齡、閱歷、愛好等方面也有許多近似之處。比如汪道涵生於1915年，而辜振甫則生於1917年，兩人年齡相差兩歲；比如兩人都對中國古典文學情有獨鍾，辜振甫不止是一般愛好，說起平仄聲韻也不含糊；汪道涵在講話中常常引經據典，引用的也多半是古典文學中的詩詞、警句。此外，他們還都是京劇老票友，對於辜振甫的來訪，汪道涵的禮遇除了“國家級領導人”高規格接待以外，還有陪辜看京劇《空城記》。論及對京劇的熱愛，辜振甫要勝汪道涵一籌，不但喜歡看，還喜歡粉墨登場。他最樂意扮演的是諸葛孔明，聲情並茂，一招一式儼然梨園中人。
今年83歲的汪道涵是安徽嘉善人，青年時代就讀于上海交通大學機械系，與江澤民是校友和係友，但比江澤民早許多屆。抗日戰爭爆發的次年，即1938年，汪道涵加入中國共產黨，並棄學從武參加新四軍，先後擔任戰地服務團團長、縣長、行署副主任、專員、地委委員等職。備受歷練，基層工作經驗豐富。
1945年日本宣佈投降，國共兩黨燃起戰火，汪道涵的“地下工作”也不斷變動，輾轉擔任蘇皖邊區財政廳副廳長、華中軍區軍工部長、省財辦主任、財政廳長等職。中共建政以後，汪道涵又由華東工業部長而機械工業部副部長、對外經濟聯絡委員會副主任、對外經濟聯絡部副部長、國家進出口管理委員會副主任等等。
80年代初，汪出任上海市委書記、上海市副市長——這也是他所擔任的黨政職位中最高的職銜；1986年，轉任上海市政府顧問、國務院上海經濟區規劃辦公室主任，次年，當選為中共中央顧問委員會委員。
從他的資歷看來，無疑是屬於“老一代革命家”，雖然說他從來沒有進入過共產黨權力核心，比如中共中央政治局，但是政治資格絕對不遜於其他現存的政治老人。更重要的是他與總書記江澤民關係非同一般。他與江的關係至少有兩層：一、江澤民的養父江上清，曾是汪道涵30年代參加革命的“戰友”。江上清後來被國民黨殺害，作為烈士之後的江澤民的成長，便一直受到汪道涵的垂注；二、在江澤民的仕途生涯中，至少兩次受到汪道涵關愛，一是在汪擔任國家進出口管理委員會常務副主任期間，將江澤民調其手下，任國家進出口管理委員會轄下的中國投資管理委員會副主任兼秘書長，二是在1986年汪道涵決定退居二線時，向中央力薦江澤民出任上海市長。
汪道涵對於江澤民就有了栽培之恩、知遇之恩。所以，當1991年中南海決定成立海峽兩岸關係協會時，江澤民考慮的第一個會長人選就是汪道涵。海外的一些中國問題專家、學者，視汪道涵為“國師”，也是基於這一判斷。
汪道涵雖係純粹的共產黨人，但是並不教條，雖然進入古稀之年，但是思路開闊、思維敏銳，作風開放海派，話語裏常常新意閃爍。比如，他的關於兩岸問題的談話以及對反左書籍《交鋒》的推崇，都給人留下深刻印象。
如果說汪道涵走的是“革命救國”的道路的話，那麼辜振甫走的則是“商業救國”的道路。今年81歲的辜振甫出生於台灣彰化縣。七歲開始接受日文教育，1940年畢業于台北大學政治學系，後來到日本帝國大學（前東京大學）研究財政及工商管理。或者說，他首先是一個企業家，其次才是政治家。在他的旗下大大小小的公司共有91家。1990年美國《資本家》雜誌將他遴選為全球181個資產超過10億美元的富豪之列。1998年，在台灣百大富豪排行榜中，辜振甫名列第11位。
辜振甫的座右銘是“謙衝致和，開誠立信”，在台灣工商界口碑甚佳，並締造了一流的政商關係。無論在日治時代還是在國民政府時代，無論在蔣介石時代還是蔣經國時代，抑或是李登輝時代，辜振甫家族都是立於不敗之地，其秘密也在於此。
由於他既與國民黨的幾代領袖都保持深厚的個人關係，又在經濟貿易界有著廣泛的影響力，50年代以來，便經常銜命為台灣週旋于國際談判桌之間，因此他有了“專業經貿大使”的美譽。辜振甫與李登輝關係可以用“甚篤”貫之，兩人不僅經常切磋球藝，而且還利用打小白球的機會討論島內外時局，共謀國策。1988年6月，辜被聘為“總統府國策顧問”，1989年獲李登輝頒發大綬景星勳章的最高榮譽。1990年11月海基會成立，辜振甫成為不二人選。
如前文所言，辜振甫對京劇有著異乎尋常的興趣，這可能與他家早年有京劇戲院子自幼耳濡目染有關。20歲左右，他曾到北京、上海、香港等地拜師學戲。有人問他平生最難忘的是什麼，他說是在北京學戲的那些日子。
辜振甫唱京劇
“為國家哪何曾半日閒空——”81歲高齡的台灣海基會董事長辜振甫一段渾厚、激越的京劇《洪羊洞》唱腔，贏得滿場掌聲，也把專門為他舉辦的京劇晚會推向了高潮。
著名京劇表演藝術家袁世海評價說：“這段二黃圓板唱得非常好，很有餘派韻味。”
金鼓陣陣，皮黃聲聲。前晚一場名家薈萃的京劇晚會在長安大戲院舉行，海峽兩岸關係協會藉此款待有“老牌票友”之稱的台灣海基會董事長辜振甫夫婦。
國務院臺辦主任陳雲林夫婦，海協常務副會長唐樹備夫婦以及國臺辦副主任王永海、李炳才陪同觀看了京劇晚會。
“包龍圖打座在開封府——”中國京劇院附中的小演員們表演的京劇聯唱，拉開了晚會序幕。這批唱、念、做、打已具初步功力的京劇新芽們的表演，贏得了辜振甫夫婦等的陣陣掌聲。
晚會共上演了11個節目，京城精英盡出，流派紛呈。耿其昌、李維康夫婦聯袂演出《坐宮》，楊春霞、張建國、葉少蘭、張學津、梅保玖、于魁智和李世濟等分別表演了《鳳還巢》、《珠簾寨》、《百門樓》、《蘇武牧羊》、《穆桂英挂帥》和《上天臺》、《鎖麟囊》等多出經典劇目。
辜振甫夫婦的“京劇迷”稱號早已成海內外美談。為歡迎他們前來訪問，有關方面在上海特意安排了一場京昆劇摺子戲專場，辜振甫興致所在，欣然登臺唱了三段。
此次辜振甫到北京，有關方面為安排好這場晚會的節目也頗費功夫。海協會和海基會為此專門協商，根據辜振甫夫婦的意見，確定了前晚的11個節目。所有演出單位均準備充分、並提前到場。
辜振甫出身於鹿港世家，七、八歲時就與京劇結緣，年輕時曾到北平、上海、香港拜師學藝，拜余叔言為師。50年唱戲經歷使他成了京劇專家，他尤喜歡余派老生。從晚會的節目看，充分滿足了辜振甫的喜好。
同樣是票友的夫人辜嚴倬雲則喜歡程派花旦。據說，由於這個緣故，上海方面在安排京劇演出時曾考慮在上海演出程派名劇《鎖麟囊》，但經京滬兩地協商，為使節目不發生重復，而且各自表演自己的拿手戲，程派這出名戲便出現在北京戲臺上。
在前天晚會開幕時，主持人致詞歡迎辜振甫夫婦，並稱其為“京劇發展的支援者，京劇界的摯友”。
晚上8點多鐘，辜振甫進入劇場貴賓席後，主動上前和在座的京劇藝術家袁世海等一一握手，互致問候。
辜振甫曾言，在他的戲曲人生中，最值得回憶也是影響他最深的，是他20歲左右在北平的那段日子。
由戲迷到票友，進而成為有名的京劇藝術專家，辜振甫極力推崇這一國粹。在台灣，每有名角演出，必親自觀看。年已81歲的辜老不久前還在日本粉墨登場，弘揚國粹。
在前晚長達兩個小時的演出中，辜振甫看戲一直很投入。他時而鼓掌喝彩，時而與一旁的陳雲林交談幾句。看到興起時，還用手在坐椅扶手上輕輕擊節，他對京劇藝術的深深喜愛令人印象深刻。
錢辜會激烈“交鋒”
中共政治局委員錢其琛28日上午與台灣海基會董事長辜振甫率領的參訪團在釣魚臺國賓館會面交談，雙方進行激烈“交鋒”。
大陸方面強調“一個中國”原則，台灣方面則提出“一個分治的中國”抗衡。
雙方都說彼此“分歧很大”。
錢其琛強調，不贊成一切實際上是“兩個中國”、“一中一台”的言行，絕不容忍台灣被分割出去。
他主張儘快進行兩岸政治談判。“要想和平地解決統一問題，遲早總是要談的。談比不談好，早談比遲談好。”
不過，雙方也同意繼續提升、加強對話，在對話中解決問題。
唐樹備記者會
以下是海協會常務副會長唐樹備舉行記者會引述的錢其琛談話以及唐樹備本人回答記者提問的內容：
（錢其琛的話）實現兩岸直接三通、結束兩岸敵對狀態，直接關係到台灣同胞的切身利益。妥善解決這些問題，完全符合台灣同胞求和平、求穩定、求保持現狀的願望。
（錢其琛的話）大陸講統一是要維護國家的主權和領土的完整，兩岸之間不是制度之爭，台灣有人鼓吹所謂台灣式的“民主”是統一的決定因素，這顯然不切實際的。
（錢其琛的話）在一個中國原則基礎上進行政治談判，什麼問題都可以談，當然也包括台灣方面關心的一些問題，而且，談判是一個過程，如果台灣方面還有顧慮的話，兩會也可以加強接觸與交流，先進行對話，就共同關心和各自關心的有關兩岸關係的各種問題、包括政治問題交換意見。
（錢其琛的話）一個中國的原則是兩岸關係保持穩定和發展的基礎，也是世界各國公認的事實。大陸不贊成一切實際上是搞“兩個中國”、“一中一台”的言行，也絕對不會容忍台灣被分割出去。
（錢其琛的話）台灣的所謂“國際空間受到打壓”，實際上是客觀形式發展的必然結果。現在同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的國家達到162個，同台灣保持關係的國家很少了只有20多個。這種趨勢還會發展。
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中國的主權和領土完整是不容分割的。
大陸提出政治談判，就是因為大家存在很多分歧，包括台灣在國際上的生存空間的問題。對這類問題，只有通過政治談判來解決。但可惜的是，一直得不到台灣方面的明確的回應，我們感到很困惑不解。
海協會對“一個中國”的提法是：“海峽兩岸都堅持一個中國的原則，努力謀求國家的統一”；海基會的提法是：“在海峽兩岸共同努力謀求國家統一的過程中，雙方雖堅持一個中國的原則，但對於一個中國的涵義認知各有不同”。其中有兩點是共同的：兩岸都謀求統一，都堅持一個中國的原則。
對話和交換意見要取得進展，不能離開大前提，就是要堅持一個中國的原則，儘管一個中國的原則的解釋不同，但是見面的時候都是講一個中國，這一點非常重要。
許惠祐記者會
以下是海基會副董事長兼秘書長許惠祐舉行記者會介紹會面時辜振甫講的話和回答記者提問的內容：
（辜振甫的話）兩岸關係仍存在著若干困難與障礙，歸根究底，導因于大陸當局否定“中華民國”存在的客觀事實。
（辜振甫的話）“一個分治的中國”是不容否認的客觀現實。
（辜振甫的話）堅定地認為雙方在民主統一之前，該有各自的國際空間，彼此合作。如果大陸方面刻意而片面地假設“中華民國”不存在，只會激起台灣民眾的反感，實際上也阻隔了兩岸由分治狀態往前越走越近的道路。
所謂“一個中國”雙方本來各有其立場，也曾在協商中達成各說各話的共識，如果有一方試圖在這一點作出“排他性甚至侵略性”的主張，自然不會得到認同。推動“一個中國”原則，需要雙方面都受到利益，才有推行的可能，如果變成一方打壓排擠兼併的工具的話，不可能接受。
“中華民國”雖然在70年代退出聯合國，但這不表示它不存在，它依然存在，就像東西德、南北韓一樣，在國際上仍同時參加聯合國，同時和平共存。因此，所謂不存在“打壓”，跟事實不符。
“一個分治的中國”不是要走台灣獨立，而是強調在一個中國架構下，在中國土地上有對等分治的政治現實。
台灣民主化起碼已經走到全民參與總統直選。希望借由交流，交換民主經驗，走向民主化現代化。如果沒有走向民主化、現代化，很多人如何放心來跟大陸越走越近？
從1912年以來，“中華民國”就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從1949年以來，兩岸就是兩個對等的政治實體，這個一貫立場沒有改變。台灣認為一個中國就是“中華民國”立場沒有改變。討論時要面對事實。
所謂統一問題是制度與生活方式選擇，不是單純土地合併問題，因此，需要透過民主化過程來達成。台灣50年民主化成果可以與大陸交流。
例如南北韓、東西德，沒有所謂“誰代表一個中國”的問題。
（張榮恭補充）大陸對台灣實行“軍事上壓住，外交上控住，經濟上拉住”策略，所以使台灣對“一個中國”四字有疏離感，而且疏離感加重。台灣國際空間壓不死，這裡壓，那裏冒，結果兩岸關係走不盡。（周銳鵬）
江辜親切坦誠談了一個半小時
中共中央總書記江澤民昨天下午會見台灣海基會董事長辜振甫夫婦，雙方親切交談了一個半小時，但是，上午海基會參訪團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錢其琛的會面卻在“一個中國”問題上話不投機，針鋒相對。
辜振甫在釣魚臺國賓館與江澤民見面後，傍晚舉行記者會，形容他與江澤民的談話是在“非常親切、自由的氣氛中進行”，所以才談了那麼久。
不過，與“江辜會”的親切氣氛完全相反的，是海基會參訪團全團在上午與錢其琛的會面，雙方言辭激烈，甚至互相警告。
海基會副董事長兼秘書長許惠祐在會後的記者會上表示不贊成用“火爆”形容，但承認有激烈“交鋒”。
辜振甫代表台灣向錢其琛提出“一個分治的中國”的說法。
許惠祐透露，他們與錢其琛見面時，特別指出大陸的“一個中國”主張具有“排他性甚至侵略性”，也譴責大陸在國際空間上“打壓”台灣、拒絕承認“中華民國”是與大陸“對等的政治實體”。
海基會參訪團成員張榮恭甚至強硬警告：“台灣國際空間壓不死，兩岸關係走不盡。”
海協會常務副會長唐樹備在緊接著舉行的記者會上，則引述錢其琛的話說，台灣的所謂“國際空間受到打壓”，實際上是客觀形勢發展的必然結果，而且，“這種趨勢還會發展（下去）”。
再三強調“一個中國”原則“很重要”的唐樹備也表示，大陸堅持海協會與海基會在1992年達成的關於“一個中國”的共識，並呼籲台灣“不要做鴕鳥”，要“勇敢地面對（一個中國的）國際現實”。
顯然對海基會此次在北京頻頻挑起“中華民國”及“東西德”、“南北韓”模式感到不滿的唐樹備說：“我們不希望看到有人在北京故意地回避（一個中國）這個東西。我們認為這樣做會損害兩會交往的基礎……希望提醒這位先生注意。”
一般相信他所提醒的“這位先生”是指許惠祐。
他說，兩會原本的共識是見面的時候只講“我們是一個中國”，不講別的。
海協會副會長兼秘書長張金成則補充指出，他上個月同許惠祐安排辜振甫的日程時，曾經正式提出，在來訪過程中，不要出現違背一個中國原則的事。
張金成警告：“否則，我們不得不做出相應的一些反應。”
海基會參訪團昨天也大打“民主牌”。許惠祐說，所謂統一問題是“制度與生活方式的選擇”，不是“單純土地合併”問題，因此需要透過“民主化過程”來達成。
他還重提台灣願意以50年的民主化成果與大陸交流。
不過，唐樹備則引述錢其琛的話說：“兩岸之間不是制度之爭。台灣有人鼓吹所謂台灣式的民主是統一的決定因素，這顯然不切實際。”
海基會與海協會都承認雙方出現“很大的分歧”，但同意繼續溝通。
雙方互相言語衝撞的氣氛濃烈，一度使新聞媒體不敢預期“江辜會”有什麼良好結果。不料，事情後來卻出現戲劇性變化，辜振甫見了江澤民後，除了說氣氛“親切”，還讚江澤民很“博學”。
雙方原本預定談話不超過一個小時，不過，據介紹，由於“談得很好”，所以多談了半小時。
辜振甫說，彼此“坦白、坦誠、寬容”地聽取對方的意見。
新華社在簡短新聞中說江澤民是“禮節性”會見辜振甫及夫人。
報道說，江澤民對辜振甫前來參觀訪問表示歡迎，也對辜振甫為發展兩岸關係作出的努力表示肯定，並對此次辜振甫與海協會會長汪道涵達成的四項共識表示讚賞，希望他繼續為兩岸關係發展作出新的積極貢獻。
除了辜振甫夫人嚴倬雲，陪同辜振甫會見的還有海基會副董事長兼秘書長許惠祐、國民黨大陸工作委員會主任張榮恭、海基會副秘書長詹志宏。
中共中央台灣工作辦公室主任陳雲林、海協會常務副會長唐樹備也參加了會見。
唐樹備昨天說，此次會見辜振甫一行的大陸方面領導人都是只以黨職身分而不用政府名義會見，以符合“一個中國”的共識。（周銳鵬）
大陸專家：汪辜達成四點共識兩岸各自作出讓步
“汪辜”前天就加強、發展兩會關係達成四點共識，專家認為，這是大陸和台灣方面各自作出讓步後“預料中”的成果。
上海市政府決策諮詢專家陸德明說，大陸方面作出明顯讓步，從第一場會晤強調的兩岸“政治性對話”，倒退到兩會之間的交流。
不過，四點共識中的兩會對話內容，也包括了政治範圍，顯示台灣方面也作出了小讓步。
他認為，儘管對話範圍比較廣闊，包含了“政治”，但級別並不夠，僅限于兩會、民間授權領導人的對話，非兩岸當局領導人的對話。
陸德明提到，第二場“汪辜會晤”雙方表明各自態度，所以分歧大，第二場會晤，雙方都作出了讓步，氣氛較為緩和，而且還達成了四點共識。
他說：“第一場會晤之後，資訊傳達到各自官方當局那裏去，當局可能做出了相應的反應。如果台灣方面作出的是相應的、比較靈活的表態的話，那大陸方面可能做出了讓步。”
儘管海協會常務副會長唐樹備在上海向記者彙報會晤的內容時，兩次都強調“政治性對話已開始了”，並把這次汪辜會晤定位為“政治對話”，但雙方達成的四點共識中，“政治性談判”暫時沒有提到。
陸德明教授說，第一場會晤，大陸方面提出希望政治性的談判，四點共識中並沒有提到，這可能是台灣方面作出相對比較靈活的反應，使得大陸作出了讓步。
他認為，如果台灣方面還可作出新的讓步，北京“江辜會”可能就會出現新成果。
“雖然雙方沒有明確提到政治性談判或政治對話，但這些共識的達成是一個好現象，可以說是一個鋪墊、一個過程。”
他說，四點共識表明“汪辜會晤”初步成果已出來，無論兩岸、兩會的交流速度如何，內容涉及如何，預料會一步一步朝兩岸政治對話的方向走。
另一些受訪學者則表示，即使汪辜已經達成了四點共識，但也並不表示雙方原來的那些原則上的分歧已經消除了，實際上，這些分歧依然存在，而且可以說依然是很對立的。
不過，這些學者不否認，汪辜在上海的兩場會晤，仍然是有成果的，雙方已為今後尋找共同點、尋找解決問題的一個方向，“這應該是一個好的開端”。
“無論如何，這比3年前的那種對立、激烈的、比較衝突性的言語要好得多。今後還要看他們如何一步一步走下去。”
這些學者並不認為北京“江辜會”會有突破性的成果，“不能對江辜會有過高的期望，以為雙方原則分歧就可以解決、縮小”。
台灣海基會董事長辜振甫在前晚在上海出席答謝宴時，再次正式邀請大陸海協會會長汪道涵在適當時候訪問台灣，汪道涵也立即表示感謝辜振甫的邀請，以及將在適當時候訪台。
針對汪道涵欣然接受辜振甫的邀請，陸德明認為，這是一個很大的進步，表明兩岸的關係在一步一步地往前走。
參觀上海豫園
昨天上午，辜振甫一行到上海豫園參觀，在入口處的九曲橋上，有四個字“漸入佳境”，辜振甫原沒有注意到，後在陪同的上海臺辦人員提醒下，辜振甫抬頭望了一下。
隨後進入豫園前，有一對石獅子，辜振甫說分不出是公是母的，就說了一句“頑石不恭”。
對中國古老的建築藝術頗有興趣的辜振甫，對豫園的一草一木都得到精心的保護表示讚賞，還興致勃勃的留了影。
遊完豫園，辜振甫在上海副市長周慕堯的陪同下，到園內的綠波廊享用茶點。美國總統克林頓今年6月份訪滬時，也受邀在此品嘗上海點心。
由辜振甫率領的海基會大陸參訪團，昨天遊完豫園，于中午結束在上海的參觀訪問飛赴北京。
上海第二場會晤汪辜達致四點共識
大陸海協會會長汪道涵與台灣海基會董事長辜振甫，昨天在上海進行的第二場“汪辜會晤”達成四點共識，其中包括汪道涵接受辜振甫的正式邀請訪問台灣。
海協會常務副會長唐樹備和海基會副董事長許惠祐，昨天分別在會後的彙報會上向記者介紹會晤內容，並表示兩會達成了四點共識：
一、兩會決定加強對話，這個對話內容包括政治、經濟等多方面的。具體的安排將由兩會負責人另行商定。
二、加強兩會各層級的交流，包括兩會的負責人、董監事、顧問和理事，以及副秘書長等各級層負責人的交流。
三、涉及兩岸同胞生命
財產的事件，兩會要加強各案的協助，目前主要是互相委託，提供協助。
四、辜振甫正式邀請汪道涵訪問台灣。汪道涵對此表示感謝，並表示“將在適當的時候訪問台灣”，“願意到台灣多了解情況”。
唐樹備表示，辜振甫此次能與汪道涵達成四點共識，“我覺得很好”。至於汪道涵是否會在今年12月台灣民主選舉時訪台，唐樹備回答記者的問題時說：“可能匆忙了一點”。
他認為，汪道涵在年內即赴台灣訪問略顯匆忙。他說，兩會再經過一段時間的互動，也許能達致更多共識，到時，汪道涵再訪問台灣“會更好一點”。
辜振甫昨天上午在上海市副市長周慕堯，海協會常務副會長唐樹備的陪同下，參觀了浦東 新區、上海證券交易所、東方明珠電視塔和上海博物館。
下午4時20分，汪道涵偕夫人
在新錦江大酒店四樓白玉蘭廳，會見臺長辜振甫及夫人 一行。這是汪辜在上海的第二場會晤。海基會的其他參訪團成員也有出席會晤。
白玉蘭廳昨天佈置得古色古香，五張精緻的紅木小圓桌和
幾盆綠色裝飾性植物營造出一片輕鬆休閒的庭院 氛圍。
汪道涵夫婦和辜振甫夫婦圍坐一桌，一邊品茗，一邊親密交談。當汪道涵和辜振甫滿面笑容地交談時，身著寶藍色連衣裙的汪夫人和身著花旗袍的辜夫人也在一邊親熱交談。
海協會常務副會長唐樹備和海基會副董事長許惠祐則圍坐另一桌，互相微笑以對，親切交流，整個白玉蘭廳洋溢著一片輕鬆愉快的氣氛。
許惠祐昨天在向記者彙報會晤內容時，把第二場“汪辜會晤”形容為“基本上是一個比較不拘于形式交談”。而兩會達成的共識，是他們昨天下午經過分組和綜合討論之後的結論。
許惠祐和唐樹備雙方一致認為，過去兩天，經過坦率地交換意見，雙方的歧見的確是相當大，也相信這不是一下子能夠解決的，但雙方已有共識。
許惠祐說，希望雙方在加強對話後，可以促成恢複製度化協商的契機，能夠回到制度化的協商。
他還提到，昨天的會晤也談到兩岸在經濟及其他方面的合作，包括對最近台灣發生的腸病毒，雙方可以共同合作疫苗。雙方同意將對此進行研究。
在回答記者提問有關前天的第一場“汪辜會晤”中，辜振甫提及了波茨坦宣言將台灣歸還給“中華民國”，而非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問題時，許惠祐並不作正面回答，只強調這是兩岸之間50年來的一個歷史事實。
台灣方面，《中時晚報》昨日報道，總統府人士說，李登輝總統最近幾次接見外賓時，都提到波茨坦宣言，強調當年日本是在列強見證下將台灣和澎湖歸還給“中華民國”而不是中華人民共和國。
總統府人士說，李登輝提及這一宣言，是從歷史的角度來凸顯現實的兩岸問題，說明中共政權未曾統治過台灣地區一天，以及“中華民國”存在於世已87年，比中共政權還久的事實。
辜振甫夫婦昨晚與汪道涵夫婦也一起在上海蘭心劇場觀賞了京昆摺子戲。之前，一起出席了晚宴。
由辜振甫率領的海基會大陸參訪團，今天上午在參觀過豫園和城隍廟之後，就結束上海的行程，赴北京繼續參訪。
美國歡迎汪辜會談
美國前天歡迎中國和台灣之間新一輪的汪辜會談。
國務院發言人魯賓說：“我們歡迎這個積極發展和雙方旨在恢復有意義對話的努力。”
他說，這次會談將“能促進該地區的和平和穩定。”
他說：“至於將來，那是海峽兩岸人民的問題。”
自從台灣在1995年初爭取提高國際形象以致中美關係陷入20年中最低潮以來，美國一直不動聲色地推動海峽兩岸恢復會談。
家庭式茶敘溫馨的一刻
吊蘿、盆景、青藤架。
著姑蘇裙褲、說吳儂軟語的“女傭”往來穿梭。
大型蘇繡屏風上：小橋、流水、人家……
這是汪道涵夫婦與辜振甫夫婦昨天下午在上海新錦江大酒店四樓白玉蘭廳的一場別開生面的茶敘。
當許多攝影、攝像記者從鏡頭裏收回目光時，他們仍在疑惑：這是江南誰家的後花園？還是電影棚裏搭就的精緻場景？
下午4時15分，辜振甫和夫人辜嚴倬雲在汪道涵和夫人孫維聰的陪同下，步入這間以上海市市花命名的大廳時，眼前充滿詩情畫意的景致立即令他們為之一振。
白玉蘭廳正中，是一道長10公尺、高3.3公尺的大型蘇繡屏風《姑蘇上春圖》，色彩明麗、濃淡相宜的蘇繡工藝，逼真地描摹出了中國畫的恬靜韻致。據說，這是迄今中國國內最大的蘇繡屏風。
玻璃茶几、紫檀座椅呈品字形擺開。其間，常青藤、鐵樹、鳳凰棕環繞點綴。酒店特意精心挑選佈置的這些常青植物，在喧囂的大都市裏營造出了一處“鬧中取靜”的休閒佳境。
汪辜兩位老先生一邊悠閒地品茗，一邊親切地交談。因距離太遠，記者無法聽清談話的聲音，但可見他們相談甚歡，並不時地用手勢加強語氣。在場的數百名中外記者用照相機和攝像機記下了這“家庭式茶敘”的溫馨一刻。
汪道涵、辜振甫昨天均身著深色西服，顯得清癯健朗。辜振甫1945年離開上海時年僅28歲。時光荏苒，今日回滬，已是耄耋之年。他曾感慨地說：“53年後，舊地重遊，感觸至再。見到上海今天的榮景十分高興。”
昨天，兩位夫人的著裝格外醒目。汪夫人是寶石藍套裙，辜夫人則是一襲大紅旗袍。她們在茶几旁輕聲地細話家常。
辜嚴倬雲是清末著名思想家嚴復的孫女，早年畢業于上海聖約翰大學。她告訴孫維聰，昨天中午剛與幾位上海老同學聚會，幾十年後重逢，大家都很高興。
酒店為昨天的茶敘準備了上好的龍井、烏龍名茶和特色果點。其間“女傭”送了一盤辜振甫喜愛吃的木瓜，令他頗為感動。據悉，酒店昨天花費了很大的精力，才從市場上採購來這款特別的果品。
餐飲總監鞠志中說：“我們不僅為茶敘準備了精美的果品和點心，還特意增加了用宜興紫砂壺品嘗功夫茶的內容，無非是想給台灣來的客人們一種回家的感覺。”
辜振甫：“在自己的地方解決自己的問題”
台灣海基會董事長辜振甫昨天在上海說，這次與大陸海協會會長汪道涵見面方式的最大不同點是沒有在第三地，體現了“在自己的地方談，解決自己的問題”。
辜振甫昨天在下午抵達上海後即刻召開的記者會上，回答一名記者的問題時說，這次與汪道涵的會面方式，的確是不同的，不過他在講話時把“第三地”說成“第三國”。
兩岸的海協與海基兩會最高領導人，于93年在新加坡舉行了第一次“汪辜會談”，95年6月台灣當局領導人進行“康乃爾之行”後，第二次汪辜會談的規劃及兩岸事務性商談被迫中止。
時隔53年，81歲的辜振甫再次踏上上海的土地，倍感溫馨。他在抵步後即刻召開的記者會上說的第一句話就是“時隔53年，今天能夠舊地重遊，感觸至再”。
他頗有感觸地說：“我時隔53年能夠舊地重遊，心裏頭免不了有些感觸，能夠見到這兒見到很多老朋友，更是覺得溫馨。”
在講話時，他提到，上海是發展經濟的核心，因此，跟臺商的商務往來特別多，而往來之間所衍生的問題，急待解決的問題也日益增多，他認為，兩會應該急人民所急著手，協助人民解決問題。
回答另一個問題時，辜振甫指出，目前兩岸最缺乏的是“互信”，他強調要遵守在新加坡簽署的協議，儘快恢復商談，並表示這是他此次帶來的資訊。
提到今天下午在上海新錦江飯店舉行的第二場“汪辜會晤”人數時，辜振甫說：“我們在談話時絕對不會是4個人（汪辜兩對夫婦），會談時應該有人在旁做記錄，事實上4個人會變5個人”，並強調“負責人在談話時，很少旁邊沒有人”。
至於兩會展開政治性對話的看法，他則重申“我們不排除政治問題的討論”，並指出兩岸目前最缺乏的就是“互信”，所以要先建立互信，先把基礎打好才來談。
“假如把互信的基礎鞏固了，那談政治的問題就較簡單了，否則就會象南北韓那樣，沒有穩固的基礎，也可能會製造另一個緊張的。”
汪辜平靜氣氛中坦率交談
大陸海協會會長汪道涵與台灣海基會董事長辜振甫在昨天第一場的“汪辜會晤”中，對兩會恢復協商的前提，出現了重大分歧，不過，雙方都同意兩人是在平靜的氣氛中坦率交換意見。
海協會常務副會長唐樹備在過後向記者彙報會晤內容時，大力抨擊台灣方面自90年代後就進行一系列“削弱”雙方在49年以後就存在“一個中國”的默契。
他還指台灣拒絕“三通”、實施“戒急用忍”和限制大陸人士到台灣旅遊等措施，是“不切實際的做法”，台灣必須面對現實，就政治性議題進行討論。
唐樹備在彙報時，將昨天在和平飯店舉行的第一場“汪辜會晤”定位為“政治對話”，形容在昨天的汪辜首次會晤中，雙方“在平靜氣氛中對一系列政治問題坦率交換意見，是一個很好的開始”。
海基會副董事長兼秘書長許惠祐，在會晤後的記者彙報會上也形容整個會晤是“在平靜的氣氛當中，坦率的交換了意見”，並引述辜振甫的講話“這話不講得白一點、不講得直接一點，是沒有辦法解決問題的”。
他指出，辜振甫認為人民權益攸關的問題應該儘快商談，兩岸交流當中的許多問題，諸如旅行安全、人身財產安全、臺商投資保障、共同打擊犯罪，以及最近臺商所面臨的關務和稅務問題等，都因為協商中斷而沒有辦法解決。
因此，台灣方面認為，目前最重要的是兩會應該信守第一次在新加坡舉行的汪辜會議所簽署的協議，儘快恢復商談。至於大陸認為須要進行的政治談判，根據以往的協商，有涉及政治障礙的，可以在恢復商談之後，一一整理，並依照理性的態度來加以排除、解決。
海基會也認為，兩岸的定位應該是“對等的定位、相互的尊重”，這樣才能使雙方的對話有實質性的內容。雙方如果在目前“互信不足夠”的情況下來談政治性問題，不一定會對兩岸關係起促進作用。
在長達一小時的汪辜會晤中，汪道涵強調了“實現兩岸政治談判，就可以為解決兩岸經濟性事務性問題創造更好的條件”，並重申，在兩岸開始政治性談判的程式性商談後，兩會可以重開經濟性事務商談。
唐樹備告訴記者，兩岸兩會多年來在事務性協商方面未能取得進展，主要是在於兩岸政治性分歧，兩會93年在新加坡會談時，就因為多種政治禁忌，而不能談兩岸直接通航、通郵和通商的“三通”問題。
他說，經過5年的曲折發展，更進一步證明瞭不僅“三通”要談，而且雙方可以進入政治對話，“這是值得高興的發展”。
不過，唐樹備也承認，在昨天的會晤中，兩岸“仍存在重大的分歧”，有必要“坦率、耐心、誠懇來對話”。
辜振甫一行昨天下午3時52分抵達上海虹橋機場，開始他為期7天的大陸之行。唐樹備夫婦昨天到機場迎接辜振甫一行的參訪。
下午5時35分，83歲的汪道涵和81歲的辜振甫一起走進了和平飯店8樓的“和平廳”，開始了自1993年以來汪辜會談，兩會最高領導人的又一次會晤。
正式會晤前，兩位耄耋老人愉快握手，親切交談，現場氣氛非常溫馨，在場的400多位記者見證了這歷史性的一刻。
據說，汪道涵夫婦和辜振甫昨天初見面時，汪辜兩人情不自禁地擁抱在一起，以此來表達雙方重逢後的激動之情，兩位夫人也互相擁抱，分別後的想念之情溢於言表。
昨天汪辜在和平飯店的第一場會晤，除了汪辜兩對夫婦，海基會出席的人員包括了許惠祐；總統府國統會委員、監察委員、前民進黨員康寧祥；總統府國統會研究委員、國民黨陸工會主任張榮恭等，後兩人也在會晤發言。海協會出席人員則包括唐樹備夫婦等人。
第二場汪辜會晤將於今天下午在新錦江飯店進行。辜振甫今天上午將參觀浦東新區、上海證券交易所、東方明珠、上海證券交易所，以及會見在滬臺商。晚上汪辜也將一起觀賞京劇。
汪辜會晤的七個特點
冰封了三年多的臺海兩岸對立局面，眼看在明日台灣海基會董事長辜振甫參訪中國大陸，與大陸海協會會長汪道涵進行會晤，即將合力突破。這是一件受到海內外重視的大事，因為它不僅會影響到海峽兩岸的政治生態、經濟繁榮、文化發展，而且將會影響到亞洲太平洋的和平安定，這也就是美國國務院為什麼發表聲明表示感到鼓舞，指出此事具有重要性的道理。
筆者根據20年來觀察、研究海峽兩岸三地關係，認真探索汪辜會晤之前因後果，發覺有七大特點：
第一、這是兩岸不僅經過政治對峙，而且面臨軍事衝突後的和解，決非敷衍了事作應付場面，而是雙方都表現了改善關係的誠意。雖然，距離談判兩岸的統一還遠，但起碼會進行政治性談判的磋商，這就在兩岸關繫上大跨了一步。
第二、從大陸說，這是在江、朱體制形成，政治經濟局面一新，政權空前鞏固後的作為。加上在亞洲及世界金融風暴中屹立不搖，人民幣堅持不貶值受到舉世讚揚，而且取得了抗拒百年不遇的洪水災害的勝利，可謂三喜臨門。
第三、從台灣說，進入了後李登輝時代。三合一選舉即將在年底展開，作為台灣最高領導人的李登輝，不要說為了國民黨，繼續執政，單是為了他個人的歷史定位，究竟是搞好兩岸關係，還是弄壞兩岸關係，這中間有個歷史評價問題，必須慎重對待，而推出辜振甫率團參訪大陸，起碼表現了和解的善意。對展示兵力的演練緊急剎車，也現出了和忱。
第四、江澤民以中共中央總書記和國家主席之身分，決定於10月18日會見辜振甫。了解中國大陸政治運作的人都知道，這是一種破例的禮遇。即使是外國元首參訪大陸，由國家主席會見，也只能在到達北京後才知道是何日何時，不像辜振甫這次預先列入參訪日程。
第五、台灣參訪團由海基會、陸委會和國統會成員組成，突出了功能性，表明此行起碼會恢復停止了三年多的制度性協商，有利於促進兩岸的互信、互助、互補、互利。民進黨要求派員參加參訪，雖未能如願，但民進黨創黨元老、現以獨立人士身分擔任監察委員的康寧祥，卻在參訪團中列名于許惠祐後為第二名團員，具有深意，康的經歷和識見，將對此次參訪作出一定的貢獻！
第六、中國大陸一再強調“一個中國”，李登輝對“一個中國”持有異議，但參訪團包括四名國統會成員，除康寧祥為國統會委員外，吳榮義、張榮恭和包宗和都是國統會研究委員，而國統綱領也是標榜“一個中國”的，只是加上自由、民主、均富。從中國大陸改革開放的勢頭看，並不排斥自由、民主、均富；加上汪道涵對“一個中國”的新解，說明兩岸在“一個中國”上找到共同語言。正如辜振甫說的，接受歷史的事實和政治的現實，也不是不可能的。
第七、此次申請前往中國大陸採訪辜振甫參訪和汪辜會晤、江辜會見的臺、港及世界各地新聞工作人員，包括本人在內，據悉近400人，已經獲得大陸國務院台灣事務辦公室新聞局的同意，併發給了採訪審批通知，這是近年少見的國際新聞盛會。筆者雖年已80，能躬逢其盛，亦感因緣殊勝，故爾不辭跋涉，專程由美轉臺飛港，向外交特派員公署申請入境簽證。航機中反復思索此會，得識七點，謹提供讀者分享。（陸鏗）
兩岸關係的根本矛盾與出路
在10月中“汪辜會晤”前夕，台灣和香港先後釋放出辜振甫此行訪問大陸，有促成李登輝與江澤民在可預見的未來相互會面意圖的傳言。由於李登輝的總統任期只有不足兩年，而明年春以後，台灣各方政治勢力便會全力準備2000年的總統大選，隨著“後李登輝時代”的即將來臨，李登輝的權力將會因此而快速下降。故此有論者猜測，所謂的“可見的未來”，最可能的情況應只是未來半年之間，使得不少海內外人士對快將舉行的“汪辜會晤”充滿了頗多的想像和期許，希望兩岸關係能夠藉促成“江李會”而取得重大突破。
對於“江李會”的可能性若何，局外人不易估計，但從兩岸關係近年演變的脈絡看，有關的消息可信性甚低，若不是有心人士一廂情願的想法，便是兩岸當政者因種種原因而刻意製造的一種政治花招，目的離不開營造兩岸緩和氣氛或給對方增添政治壓力。
清楚問題的焦點
客觀而言，經過過去幾年的攻守互動，今天兩岸當局肯定地相當清楚對方在兩岸問題上的條件上限和下限。首先，對大陸領導人而言，他們最希望看見的自然是兩岸統一于“一國兩制”之下，當中北京政府為中央，台北政府為地方。當然，有關“一國兩制”的內容可以透過談判而有所增減，北京甚至有可能在談判的過程中作出重大的讓步，包括台灣所要求的政治自主性。但從北京的角度看，無論怎樣讓步也不可能在未談判前先承認台灣為獨立的主權國家，因為這無異承認“兩個中國”、“一中一台”或“台灣獨立”。
至於台灣方面，其領導人最希望看見的卻是北京最不願看見的情況，即兩岸先在國際社會中互相承認對方為獨立的主權國家，而縱使這最高理想不能實現，兩岸在真正進行政治談判之前，北京起碼必須先承認台灣為與大陸對等的政治實體，然後才在這對等承認的基礎上尋求兩岸和平統一安排。基於這最起碼的要求，北京所堅持的“一國兩制”即有可能使台北從屬於北京，台北方面自然認為無法接受。
從上述兩岸在統一問題的堅持中，矛盾是顯而易見的，那就是北京最欲達到的，台北不願讓步；而台北最希望獲取的，北京也不願妥協。更需注意的是，根植于這矛盾之中的，並非統一的理想問題（台北方面迄今為止仍表示追求統一），而是兩岸互信的問題。北京擔心若然給予台北所要的對等承認，台北將更有可能利用對等承認邁向更獨立的方向。另一方面，台北則猜疑，任何“一國兩制”的統一安排，其終極目的只是要將台灣合併于中華人民共和國之中，使台灣的政治自主性從此喪失。只要這種互相猜疑的現象持續，不論舉行多少次“汪辜會”或甚至出現更高層次的“江李會”，相信均無法打開兩岸政治對抗的僵局，因為要打破這樣的僵局，只決定於兩岸領導人一念之間：即北京會不會相信台北在取得對等承認之後仍會追求統一？或台北會不會相信在接受北京的“一國兩制”之後兩岸仍有平等相待？
需要清晰有力的行動
當然，要使得這“一念之間”有重要的改變，即從猜疑轉為信任，單靠片面的主觀善意是不可能達到的，必須有賴兩岸雙方針對對方的猜疑，採取清晰有力的行動，藉此掃除彼此之間的猜疑，重建兩岸互信。
就這一角度看，兩岸高層互訪固然重要，但更為重要的應是政策與行動的清晰一致。對台北來說，它除了在口頭承諾追求統一之外，必須以更清晰的政策與行動，展示其對統一的承擔。對北京而言，今天台灣的根本問題是，在官方的統一口號背後，具體行動上往往透露出種種似統還獨的資訊，更遑論台灣還有高舉獨立建國的反對黨如民進黨和建國黨。在這樣錯綜複雜的統獨糾葛紛圍下，連台灣人民也沒法判斷究竟台北當局的立場是統還是獨，這又教北京如何能夠安心地按台北的要求，先給予台北對等承認，然後再商談兩岸統一問題呢？
另一方面，對台北來說，儘管北京不斷強調在“一個中國”的原則下，兩岸什麼都可以談，台灣的“一國兩制”將擁有比香港更寬鬆的內容，但現實上，台北卻經常聽到不同的矛盾解釋。最明顯的例子，如北京有時候指“一個中國”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但有時候又說“一個中國”是指“兩岸人民共同締造的統一中國”，兩者之含義差異極大，孰為正確？因此，台北很難不問：“一個中國”究竟是指些什麼？在“一個中國”框架之中，兩岸的對等性如何能夠取得制度性的保證？這些或其他問題，都是台北方面反復質問的。如果北京不能給予明晰的、能夠令大多數台灣人民接受和釋懷的界定，他們又如何能從容走向兩岸政治談判？
總而言之，“一念之間”既輕鬆又沉重。輕鬆是因為任何一位兩岸當政者均可立地而起，採取行動；沉重是因為“一念”既定之後，必須鍥而不捨，一往無悔。兩岸矛盾的打開，最需要的相信就是“一念之間”轉猜疑為互信的決定，並在這決定之後，努力以行動爭取互信的逐步建立。
（作者：王家英，香港中文大學香港亞太研究所研究統籌員）
汪辜會晤的意涵與展望
台灣海峽兩岸關係惡化已有3年之久，距1993年在新加坡舉行的第一次汪（道涵）辜（振甫）會談更是已有5年的時間。這幾年來，不管是國際、國內、兩岸的環境都已有相當程度的變化，就目前發展情形看來，兩岸之間在短期內進行新一回合的接觸、對話，顯然是無可避免。
現在再來回頭追究雙方關係破裂、兩岸會談中斷的原因其實已經沒有太大的意義，但仍然可以提供我們一些相關的背景知識。就中國方面來說，台北應為兩岸關係的破裂負完全的責任。1995年李登輝的美國康奈爾之行是導火線。但是由台北的立場看來，北京對台灣的一連串不理性行為才是兩岸關係惡化的罪魁禍首。
當然，除了大陸與台灣之間的糾葛之外，美國也是主要的涉案對象。最初，美國對於台北的處境、訴求，還有某種程度的同情，但是在經過了第三次臺海危機、以及兩次中美高峰會議之後，華府目前似已較為傾向中國觀點，認為台灣是兩岸三邊關係中的一個重大不確定因素，如果不加處理、約束，未來可能惹出重大事端。
就筆者看來，兩岸即將恢復會晤的原因其實可以分為結構性的原因及技術面的考慮。首先，若就結構性的原因來看，其中包括主、客觀大環境的變化，其次，若就技術面的考慮而言，其中涉及兩岸雙方的鬥爭技巧，以及政策評估等等。不過，筆者認為，前者才是促成兩岸會晤的最主要原因。這裡筆者想強調的是，會晤、會談雖然只有一字之別，但兩者之間的差異卻是不可低估的。
美國是促談關鍵因素
談到國際大環境的變化，美國的促談壓力是重要的關鍵性因素。華府對所謂台灣問題的憂心早已溢於言表，美國希望兩岸雙方早日恢復對話，避免因為誤判、誤解惹出事端，拖美國下水。美方的“三不”聲明確實出於此一考慮，但是若說美國已由促談變為促統，要求雙方談出具體成果恐怕又有點言過其實。華府希望兩岸雙方透過對話、溝通來解決歧見，維持中美臺之間的三角動態平衡仍是美國政策主軸。
另外，隨著大陸綜合國力的逐漸成長，中國已經遠較過去更有信心，現在我們時常發現，北京已多次揚言要與美國和國際社會積極合作，共同解決國際問題。在兩岸關繫上，北京更是自覺已佔上風，繼美國之後，中國目前正對日本強力施壓，要求東京也發表類如美國的對臺“三不”立場。簡而言之，大陸希望以透過大國外交、強權政治的方式迫使台北早日就範，不敢、不會、不能再有“出格”的舉動。
台灣必須改弦更張
至於台灣方面，李登輝確實迫於國內、國際的局面，必須與大陸進行對話，改善關係。美國、中共的壓力已如前述，台灣企業界對李登輝政府的戒急用忍政策嘖有煩言，鼓吹三通的壓力接踵而來，新黨主張統一的立場明確如昔，要求全方位與中國進行接觸、談判，而一向主張獨立的民進黨也提出“強本西進”的政策。內部阻談的阻力減少，外在促談的壓力增加，李登輝政府的現行大陸政策必須在策略上改弦更張。
或許，在另外一方面，中國國家主席江澤民，與台灣的李登輝總統兩人也想要于任期之內在兩岸關繫上有所突破，能在中國、台灣的歷史上留名。就江澤民而言，如果能夠完成毛澤東、鄧小平生前都無法達成的願望，使兩岸關係穩定、和平、機制化；而李登輝若是能為台灣追求到可長、可久的發展空間，摒除長期籠罩在台灣上空的戰爭陰影，兩人均將獲得可觀的政治利益，留名青史。
因此，基於這些主觀、客觀環境的變化和要求，兩岸雙方正在緊鑼密鼓的為10月中旬所舉行的第二次汪辜會晤進行安排。當前，兩岸相關單位都採取了一系列營造氣氛的措施，雖說兩岸當局日前分別放出所謂“江李會”的說法，以及台北最近突然宣佈中止進行中的軍事演習都有值得進一步精確分析的必要，但確實也都可以視為是蓄意製造一個和緩、有利雙方接觸的客觀環境。
只是一個起步
不過，這裡應該指出的是，雙方高層會晤只是一個起步，對於兩岸關係的穩定、改善、良性發展“或”有助益，但問題的癥結並未解決。兩岸人民，國際社會對此都不能抱有任何不切實際的期望。事實上，至少就筆者看來，兩岸雙方都沒有在原則問題上有任何讓步的跡象，雙方在試圖改善關係之餘，也還在進行高度的政治鬥爭。兩岸雙方各有不同的戰略與策略。
根據筆者觀察，當前兩岸雙方都希望掌握會談主動，避免給人貼上麻煩製造者的標簽，反對在對方所設定的議題上進行談判。台北海基會的策略是，“會談”的目的是為了“恢復(雙方)制度化的協商機制，優先協商攸關兩岸人民權利議題，不回避政治性議題”，目的是避免汪辜“會談”的“空洞化”、“形式化”。台北並未回應大陸所堅持的一個中國的原則，台灣要的仍是另外一種形式的事務性談判。
但是，大陸海協會的策略則是，一方面先將辜振甫的參訪、“會晤”界定為“沒有特定議題的參訪活動”，讓（汪、辜）兩位“無拘束的交談”；另一方面則把過去所堅持的政治談判轉為目前的政治性對話。大陸的目的仍是要在一個中國的原則下，努力儘早促成雙方進行政治性的程式性磋商，如果不能達到此一目的，情願讓這次的汪辜會晤只成為一次單純的參訪活動，而不願再回到事務性談判的舊路。
兩岸雙方的歧見明顯可見。總的來說，這次海基、海協兩會領導人會面，形式意義可能大於實質意義，雙方恢復對話、重建對話管道總是一件好事，相信即使僅是單純的禮貌性拜會都有助於雙方建立信心，所以這次的汪辜會面有其必要，既符合雙方的利益，也和民間的期望相吻合，對兩岸關係的發展會有正面助益，是一個健康的發展方向，值得鼓勵，但不必有過高的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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