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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台灣與大陸的同與不同
在北京乘計程車去機場，正逢慶祝香港回歸。司機打聽到我是英國人後，馬上關切地詢問：“香港回歸中國，你們英國人特別難過吧。”我說：“我與香港完全沒關係，對於香港回歸中國有什麼可難過的呢。”這位司機與那些天無數問過我同樣問題的中國人一樣，顯露出不理解的神情來。追問道：“不難過？你們大英帝國的殖民地盤又少了一塊，做為英國臣民，你難道對自己的祖國‘喪失領土’沒有愛國意識。”
從香港轉機來到台北，大陸的計程車到了台灣就變得叫計程車了。計程車內恰好揚出電臺播放的香港回歸新聞，我琢磨著台北的計程車司機是否也感興趣我的“英國心”，但半個小時後車子進入市中心，司機也沒測試我的“愛國立場”。一路上，他忙著向我打聽的是：“大陸的女孩子漂不漂亮”，“北京烤鴨好不好吃”。
2.大陸普通話VS台灣國語
台灣人與大陸人一樣喜歡稱洋人為老外。不像香港人貶稱西方女人為“鬼妹”，西方男人為“鬼佬”，令西方人抱怨受到了種族歧視。大陸的普通話台灣人叫做
“國語”，兩岸半個世紀的隔離，使得原本同根的中華民族間的語言已發生了一些地域性差別。剛到台北當晚，進餐廳要了土豆端過來的卻是花生米，原來台灣的土豆就是花生，而大陸的土豆(馬鈴薯)在台灣稱其為洋芋。大陸人口中的“不知道”，台灣人說出來就變成為“不曉得”。大陸人的秋褲移到台灣居然搖身成衛生褲，大陸人穿秋褲顧名思義秋天來了，不知台灣人穿上衛生
褲是否意味著清潔身體。
翻開台灣《中央日報》頭版橫幅的標題是：“國民黨、行政院開會檢討。”我起初驚異國民黨、行政院犯了什麼重大失誤，以致于公開向人民謝罪。因為在北京學漢語時，所謂檢討的涵義，是反省和認錯自己所犯的錯誤。後來請教台灣朋友才明白，台灣“檢討”的用意相當於大陸的“總結”。去中國之前，外國人必須先操練好幾句中文關鍵詞，首當其衝的是得學會說“廁所在哪？”。走上台北街頭，廁所演變為“化粧室”，有“男化粧室”和“女化粧室”。在大陸化粧室那是劇場後臺演員塗脂抹粉之處。台北一間酒樓裏，男化粧間門外形象地標著“觀瀑樓”，女化粧間則被創意為“聽雨軒”。
大陸的“單位”極具其社會形態特色，單位的涵義廣泛行同於一個小小的獨立社會。一個職工他不僅僅在所屬的單位裏工作，單位還負責其住房、孩子入托等等私事，一個人一旦被劃歸進一個單位，這位的日常生活乃至前途命運，就都與自己的單位有著息息相關的聯繫了。當來大陸觀光的台灣人，聽到大陸領導訓斥下屬時問：“你眼裏還有單位嗎？”台灣人誤以為對方是個度量衡盲，有眼不識公斤、公里計量單位。台灣人寒暄打招呼的客套是：“您在哪高就呀？”台灣人沒有單位，無論是掃大街亦或大學教授都是“高就”。在大陸常聽見讚賞一個人“道德品質優良”。然而台灣人評論人時不論“品質”而是論“品質”，比如“這個人修養品質太差”。品質在大陸是評價貨物時才用的詞彙，常說這件電器品質太差了，等等。對於大陸人來說，一個人何以能品質差呢？驢唇不對馬嘴嘛。不過當我照著大陸的用法對台灣人抱怨：“這件外套品質太差”時，台灣人就犯暈了，“一件衣服豈會缺少道德？”
大陸人動輒就說的“搞”字，搞運動、搞衛生、搞對象等等，到了台灣便萬萬不可亂講
“搞”字，因這是個貶義詞，意思是“搞女人”或者“亂搞”，最常用的還有責怪對方“你有沒有搞錯”。初到台北時我問人家“你搞什麼工作？”對方詫異地呆愣半晌後，接著笑得前仰後栽的，台灣人只聽說過“你搞的是什麼樣的女人”，跟工作如何個搞法？大陸人通常稱自己的配偶為“愛人”，台灣人將情人才呼做“愛人”。台灣人聽大陸朋友介紹自己的太太時說：“這是我的愛人。”
台灣兄聞後立馬嚇呆了，感嘆如今大陸開放地不得了，地下情人都能光明正大地介紹給熟人。接著大陸朋友進一步誇讚說：“我的愛人下海了。”這更令台灣人驚得幾乎暈厥，什麼？他的情人下海當妓女了。台灣人不懂大陸商潮滾滾下的新名詞，“下海”即意味著獨立經商。不過台灣女人將丈夫稱為“外子”，我初時就沒鬧明白，還傻傻地上趕著追問：“外子是您的哪個兒子呀？”惹得台灣人笑掉大牙。台灣人習慣用男生、女生的稱呼，不像大陸一概為男士、女士。剛落腳台北時我聽不順耳，都40、50歲的男人、女人啦，也酸溜溜地來上一句“人家女生”。而我脫口的北京話“那小妞”，台灣人當即笑開了心，稱我是個“假京片子”。我在台灣呆了一年後回北京時，北京朋友又罵我：“你出了什麼毛病，你這一開口就跟‘窮聊阿姨’(瓊瑤)的肥皂劇人物似的娘娘腔。”
台灣有一則精彩的大陸簡體字段子。三八婦女節這天，幾十位婦女人權活動家高舉著“反對一國兩妻”的橫幅，遊行至台北“總統府”前示威，要求政府懲治在大陸包二奶的臺商。臺商在大陸包二奶的各類飛短流長，擾得留守台灣的原配憂心忡忡。其中廣為流傳的一則是，若臺商在大陸嫖娼或包二奶被公安活捉後，大陸官方會懲罰性地在其台灣護照上蓋上“淫蟲”的黑戳。“淫蟲”臺商惶恐回臺後無法向家裏交代，於是靈機一動便在“淫蟲”二字中間加蓋一個“火”字，就變成為“淫火蟲”。待到進家門後，太太盤查護照上何以會有“淫火蟲”官印，早有備而來的臺商便振振有辭地辯解：“那是在大陸觀賞螢火蟲表演的紀念章。”太太疑團重重地追問：“咦，這怎麼是‘淫’不是‘螢’呀？”臺商立即尖著嗓門滾瓜爛熟地背誦道：“看，你少見多怪了不是。這就是大陸的簡體字嘛，這次長見識了吧。”
3.半中半洋的談吐最時髦
我在北京留學時，老師指著大陸版的中國地圖，將其形容為一隻“大雄雞”。而台灣國民黨政府統治時期繪製的大中國版圖，一直堅持將外蒙古包括在內，始終不承認外蒙是個獨立國家，並斥責是蘇俄分裂中國的陰謀。台灣的中國地圖因有外蒙在內，故老師教導學生時就將中國的地理形容為“秋海棠”形狀，將大陸版的中國地圖叫做“老母雞”。自台灣扁政府上臺後開始承認外蒙獨立了數十年的現實，新近印製的中國地圖才變成了“老母雞”。由於世界上與台灣有正式官方外交關係的國家既少又小，這令台灣人傷感。比如台灣人會自嘲
地問：“你知道巴拉圭是什麼國家？馬拉威在哪嗎？”又因台灣政府斥鉅款資助這幾個彈丸窮國，故稱為“銀彈邦交”。
台灣島英語熱，大部分幼稚園獨尊英語，標榜“No Chinese”的學習環境，若幼兒不小心吐出來母語，老師會批評其“Bad Girl(壞女孩)”、“Bad Boy(壞男孩)”。電視上的主持人更身先市民地顯耀自己多麼國際化，迫不及待地表演其中文之糟糕，每句臺詞裏總帶上幾個英文詞彙。順口就愛說
“Anyway(無論如何)”，要不就是“我有一個Appointment......(約會)”。難道中文裏連“無論如何”、“約會”如此簡單的詞彙都沒有，非得借助英文來補救。這種不倫不類、半中半英的句式卻風行一時，主播嘴裏嘣出來的英文詞彙越多意味著越成功越得意，有時一句話裏僅剩下幾個中文詞點綴期間。諸如“今天下午我去喝Afternoon tea，非常地Relax，你也應該去Try Try，ReallyWonderful，多喝茶才能更Fit。”笑過後，我覺得我的中文都比主持人溜，不至於如此支離破碎、慘不忍聽。剛踏上台北時我曾決心每天與中國人只說中文，但一齣家門即發現這個願望難於上青天。即使站在公車上，身旁的台灣人見我一介金髮碧眼，便主動湊過來操練起他們的英語。去餐廳、咖啡館也別想清靜，女侍會興衝衝地跑過來與我聊英語，或好學不倦地捧著本《英語語法》課本，抓緊機會向我諮詢為什麼這個詞前要加THE，那個詞則不用。與台灣朋友相處與其說聊天，更準確地說是一場語言對抗大戰。常常我剛用漢語開了個頭，對方已搶著吐出來一長串的英語，然後我好不容易鑽空子冒上句中文，人家又不依不饒地來了大段英語，接著我便再難瞄準機會講中文了。於是我只得投降服輸，乖乖地當起對方的英語陪練。
許多台灣年青人都有英文名字，即使中國朋友間也互相稱呼蘇菲、麥克什麼的洋名。上回參加倫敦中國城的春節聯誼會，一家台灣移民上至70多歲的祖父母，下至倒在襁褓中酣睡的嬰兒，無一例外個個擁有洋名。洋人沒有中國人那般敬老的習俗，只要不是自己的親媽，任何外人，不管人家是多麼莊重年齡的長者都直呼其名。一洋女人熱情地搭訕安娜老太太要不要飲料，老人家始終沒反應。於是我只得拉了拉老太太的胳膊，用漢語說：“人家跟您說話呢。”還是安娜的渥倫斯基一旁啼笑皆非地替自己老伴解圍道：“嗨！都是小字輩硬給我們開什麼洋葷。儘讓我們出洋相丟人現眼。”我詢問老人家貴姓，他說姓司馬，就是司馬相如的司馬。我扭過頭來對那洋女人介紹說：“這是司馬先生、司馬太太。”並給她講司馬相如的故事，告訴她這個姓都姓了兩千多年了。
4.大陸人台灣人都有同樣感人的親情
在大陸若我主動為身旁的女士拎包，大陸小姐通常會現出對男士獻殷勤的不習慣，客氣地拒絕：“自己的東西自己提，又不重。”台灣小姐對於身旁男生上趕著為自己效勞，則認為是天經地義，個個都立即笑嘻嘻地接收我的紳士服務。只有一次我“搶”小姐的錕包時挨了罵，怒目相斥的是位加拿大小姐，當她見我習慣成自然地伸手拽其包時，她嚷嚷道：“你這是幹什麼？我自己的東西幹嗎要你來管。”這是位男女平等的積極分子。
我剛到台北時覺得與大陸差別不大，街上都是一樣的中國風情，過了幾星期後逐漸感悟到與大陸的不同處。最大的不同就是台灣比較富裕，這不僅僅是與大陸比較而言的富裕，而是如西方一般，典型中產階級佔人口多數的富裕社會，貧富差別不是很大。不像大陸，社會上觸目驚心的貧富懸殊，已被列入世界上社會財富分配最不公平的前十名國家之一。與一般台灣百姓聊天，許多人都表示經常出國旅遊度假，有車族相當普遍。不過有一點台灣與大陸一樣，就是兩岸人常常問我的第一個問題都是：“你是哪人。”當我回答英國人後，台灣人往往回應說：“阿，英國。我去倫敦、愛丁堡旅遊過。”或者表示他們的孩子、兄弟姐妹什麼親友在那邊讀書。不像大陸人一提到英國，他們最普遍的話題是：“曼徹斯特、紐卡斯爾足球聯隊，都在電視上看過了。”接著便興致勃勃地侃起歐文、貝克漢姆等球星。當然無論大陸人還是台灣人，聽說我是英國人時，都馬上一致地誇讚：“阿！英國紳士。”若我問：“為什麼這麼說？”海峽兩岸的中國人皆對我這個笨問題頗感意外，磨蹭片刻後嘟囔：“本來就是這樣嘛。”於是我便笑起來幽他們一默：“對，記住，英國每一個男人都是地道的紳士。”
西方人在中國大陸生活，最普遍的抱怨是被逼“享受”高出中國人數倍的“老外價格”。“宰老外理所當然”，已成為不少個體商販的“至理名言”。在大陸領教過一次理直氣壯的宰老外經歷。那是在西部乘長途汽車，上車後司機對我們說：“嘿，老外每人付30塊錢。”我問：“為什麼我們要比中國人貴三倍。”
司機瞪起眼睛喊道：“你們從西方來，而這些當地人做夢也不敢夢出國，他們連寧夏都沒出過。你們洋人比中國人有錢，所以賣你們肯定要比當地人貴。中國政府倡導扶貧，這叫希望工程，你們老外既然來到我們家鄉，就得有所貢獻。”在司機慷慨激昂的演說下，四位老外只得順服地掏腰包。在大陸，老外每次去自由市場購物都得唇槍舌劍地殺價，真的感覺好煩、好辛苦。反觀台灣老外購物就輕鬆多了，市場上一律明碼實價、童叟無欺，體現了成熟商業社會的景象。這可能因台灣民眾將老外看得較平淡沒有這個老外來自富裕的西方，腰包肯定比我們鼓的概念。更因為小康起來的台灣人，已不在乎“敲榨”老外這點油水了，這也應驗了中國古語
“衣食足而知榮辱”。
中國人傳統助人為樂的友善，兩岸人都表現出同樣的風範。一次在去新疆的火車上我感冒了，旁邊一對素不相識的中國夫婦見我一個勁地咳嗽，忙從行李裏翻出來中藥給我吃。感動之餘也令我分外吃驚，在英國若遇同樣的情況，恐怕不會有路人無微不至地如家人一般問寒問暖，在英國人看來那是你自己的私事。不久我在哈密火車站換車時，一位中年人過來與我聊天，搭訕了幾句話後，他說：“你在這等一下，我五分鐘就回來。”不一會兒，那人提著一大塑膠袋的水果飲料返回來，堅持塞到我手裏。我驚惶失措地推辭著，他卻解釋說：“那個小鋪的老闆是我的朋友，我說這有個外國人正在等車，老闆就讓我拿了這些東西送給你路上吃。”
這令我體驗到當地百姓歡迎外人來自己家鄉遊覽的好客情懷。
在台灣也遇到過同樣的感人經驗。與朋友去台南旅行，我們本找了間小旅店投宿，但身旁朋友的朋友的大姨聞訊趕來看望我們後，這位非親非故的大姨，便死活拖著我倆上她家落腳。在她家白吃白住了三天，每天大姨都做為導遊領我們外出遊玩，請我們上酒樓吃飯她也總爭來爭去地買單，典型的中國傳統古道熱腸。我向她道謝時，她總擺擺手說：“謝什麼呀。你們是遠道來的客人嘛。”臨別的早上，她還買了許多水果點心讓我們帶上。一介素昧平生者對我如此關心照顧，這在其他國家從未體驗過，中國人的親情了不起。九二一地震發生時，我摟著當時的台灣女友躲到桌子底下。事後她竟然問我：“你為什麼不自己跑掉，反而拉著我一起躲在房間裏。”我感動得差點落淚。
5.外國人就是這樣
台北街頭午夜時分，一個西方男人酒後撒野，滿街大喊大叫、亂闖亂撞聲稱自己丟了一隻鞋。兩位夜巡警察趕到後攜此老外回了警察局。一隻鞋事件，次日清晨即成為報紙的花邊新聞。台灣人對此議論紛紛：“老外就是這樣，一喝醉酒就滿街惹事生非、丟人現眼。”一竿子打落一船人，將所有的老外都一齊罵了。台灣人與大陸人習慣一樣，喜歡順嘴就來“外國人怎樣......”，或者“外國人就是這樣的......”。將所有高鼻子的白種人定了性劃成一類。在英國通常我們不會說外國人是怎麼怎麼樣的，而會說外國人好像沒有英國人的這一
習慣。這種說法的特點在於強調英國人特殊的地方，從而避免唐突地一概而論英國人以外的“外國人”。舉個例子，我們常說英國人是歐美人中最喜歡喝茶的民族，其他歐美人則比較傾向於喝咖啡。有次我告訴台灣朋友將要外出旅遊。他們馬上集體感嘆說：“就是，外國人都喜歡度假旅遊，一到週末全都離家。”再次將我的個人行為概括為所有外國人的習慣。我當即逗趣地回應他們：“鬧了半天，除了中國人之外的全世界‘外國人’，週末都不得在家裏呆著。這是不是中國人給非中國人定下的規矩。”對於中國人動不動就下結論“西方人如何......，白人如何......，”有時我也故意追問：“你的意思是說，除了十幾億中國人以外，地球上其他所有不同民族都只是一介‘外國人’”。為此我常糾正中國人說：“實際上西方世界裏，美國人、法國人、英國人的民族性都大為迥異。比如，英國人就堅決反對將他們與德國人、荷蘭人相提並論。就如中國人不同意將自己與日本人、南韓人等同起來，是一個道理。”
我感興趣地與台灣人探討中國人這一概念。他們回答，這是因為中國人自古以來就有根深蒂固的地域觀念，古代中國概稱四鄰為夷狄番邦。十多年前的台灣，你是哪人非敏感，外省人(指隨國民黨政府遷移到台灣的大陸人)、本省人(指台灣本土居民)是不同的
兩個陣營。以當今來說，陳水扁的支援者大都是台灣本省人，親民黨、國民黨的擁戴者大都是外省人。另外給我印象很深的是，兩岸的中國人還喜歡對我的血統刨根問底：“你是純正的英國人嗎？你有沒有其他血統？”或者“你是日耳曼民族嗎？”這個問題令老外不知所措。特別是問一個人是不是日耳曼人，讓歐洲人懷疑為納粹種族論、血統論狂。每當我據實招來說“我們都是雜種人”時，便惹得中國人哈哈大笑。在西方種族問題是個敏感話題。當年菲利普親王隨女王訪問中國時，對一個英國留學生開玩笑說：“你在中國學習漢語呆的時間長了，你的眼睛將會變成中國人一樣的瞇縫眼。”第二天英國媒體便強烈抨擊女王夫婿言談失當。
6.“個體”等於“集體”的候群心態
中國人的集體候群意識尤其強烈。琚美鳳情色光碟風波後，有台灣人投書媒體怒火中燒地斥責其“將全台灣人的臉都丟盡了。”對於琚女到東南亞開演唱會，有市民致政府公開信提議：“應以妨害風化的理由拒絕她出國。以免這個不知羞恥的民族敗類，到國際上去宣揚台灣的醜史，令台灣在全世界丟人現眼。”這種論調令西方人很驚異不解。一個女孩子的私人風流韻事，何以使全體台灣人的臉都為此丟盡了？她的個人行為怎就誇大成整個台灣的醜史？無獨有偶，華人居多數的新加坡，也曾有位女子行為藝術家公開與一萬名男子造愛，她
稱其為一場“身體科學試驗”。為此，新加坡人也高調責罵她是“國恥”。這顯示出華人強調集體而蔑視個體的思維邏輯，“個體”等同於“集體”這樣邏輯混淆，也體現了缺乏民族自信的自卑心態。西方是以個人為原則的社會，一個人的行為只為他自己負責，中文裏不是也有
“一人做事，一人當”的俗語嗎。上世紀六十年代末，好萊塢影星簡方達，跑到當時與美國酣戰的北越訪問，激情澎湃地站在坦克車上發表反戰演講。美國人的評論是“個人浪漫主義行為。”克林頓的性醜聞要比琚女轟轟烈烈得多，但美國人只是譴責元首的個人“下半身”操守欠佳，是其政治生涯的污點。絕不會有美國人認同克林頓的醜聞就是美國的“國恥”，或由此“將美國人的臉都丟盡了”。若外人將克氏的醜聞概括為全體美國的醜聞，相信美國人一定會跟你急，他們本來正急扯白臉地將克氏個人的失當，與國家和人民劃清界限。
集體意識高於個體的思維之下，使得台灣人的個人隱私就得不到保障。台北電視新聞有則消息，一個六歲男孩的父親被黑社會殺害。案發後的次日清早，大群報刊、電視臺的記者蜂擁到男孩家裏，畫面上十多位手持麥克的記者你爭我奪地搶著問：“你的爸爸被殺，你有什麼感覺？”六歲童捂著臉哭天摸淚道：“我要爸爸。”這樣的採訪方式在英國是嚴禁的，因為這等於再次傷害了受難者的身心。通常英國媒體記者會站在案發現場進行直播，絕不會闖進受害者家裏，更不會殘忍地質問幼兒失去父親的心情。台灣電視上也常看到車禍後、地震後醫院病房裏受難者的慘痛畫面。這在英國也是不可能的，任何媒體都禁止騷擾受難者的醫療，拒絕拍攝受難者也是基於保護個人隱私權。
7.中國良家婦女，豈能嫁洋老公
在大陸，若一個老外男人與一個中國女孩一起逛街，許多百姓會認為她找了個外國男友或丈夫。但到了台北，我的一位英國朋友與其華人太太晚上打計程車，司機對華人太太劈頭就說：“看，這些老外晚上就是喜歡帶中國女孩一起外出消遣。”太太忙解釋：“這是我先生，我們是夫妻。”那司機居然不相信地說：“小姐，你開什麼國際玩笑。這老外肯定是你們公司的客戶。”於是這位太太決定每次乘計程車時故意試探一下，就此觀察台灣百姓如何看待一介中國女孩與老外相處。結果每每都發現，計程車司機不是認為她是身旁老外的秘書
，就是當這老外是她公司的客戶。不只一位司機嘆其辛苦：“這麼晚老闆還迫你加班，陪西洋客戶吃晚飯搞公關。”再有些想像力的人就說：“老外是小姐在國外留學時認識的房東或朋友吧。”慶倖的是，從沒遇到一位將她看成風塵女子。
一晚她與西洋老公踏進台北酒吧，那條酒吧街50、60、70年代曾十分紅火，駐紮台北的美軍夜晚常來此消遣。酒吧女主人陪客尤其殷勤，她會端著杯啤酒坐在客人中間搭訕。照理說，這般生意場上的交際花應經驗老道、眼光毒辣，對上門客人的身份，她掃一眼心中便有數了。大陸朋友呼她們“阿慶嫂”，“來的都是客，全憑嘴一張”。當這對中外夫婦與一位華人男士落座後，“阿慶嫂”過來與他們攀談了二十多分鐘。華人太太才明白，老闆娘誤以為她與華人男士是一對夫妻，老外則是他們夫婦的朋友或業務夥伴。於是華人太太好奇地諮詢：“為何你會看走了眼呢？”“阿慶嫂”答：“說不清為什麼。一般說來，還是猜測中國女人的丈夫是位中國男士比較保險吧。若我一開口就認定你是洋人的太太，萬一亂點了鴛鴦譜，豈不開罪客人了嗎？”
臨離開台北前一天，這位太太參觀龍山寺時，廟門外一位四代真傳的坐堂高人為善男信女批八字。她決意測測面相師的火眼金睛是否能道破她與洋丈夫的夫妻相，於是她攜洋夫趨前要求給自己的婚姻算一卦。相面師傅煞有介事地對其婚姻古往今來唸唸有詞一番後，居然一口咬定身旁的洋人是她公司的生意客戶。 （戴維德；英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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