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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元培:遊走于理想與現實之間
華夏經緯網   2017-01-26 10:59: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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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年,蔣夢麟、蔡元培、胡適、李大釗(由左至右)在小院門口合影。



  蔡元培著作

  【述往】

  20世紀前期,中國知識界有位德高望重、領袖群倫的人物,被讚譽為“胸襟豁達而又虛心的讀書人”,他的外表看上去沉靜如水,卻著實引領了一代風氣,影響及于思想、學術乃至政治領域。林語堂評論說:“論著作,北大很多教授比他多,論啟發中國新文化的功勞,他比任何人大。”他就是蔡元培先生。蔡先生一生“亦學亦政”,仕途可謂順遂,但多為清譽甚高的學官,少有官僚氣派,人們更喜歡將他定位為“學界中人”。

  蔡元培身上書生氣頗重,他自謂“性近於學術而不宜於政治”,他追逐理想,但不得不面對現實。他熱誠倡導美育,時人少有呼應;他力推“教育獨立”,卻一再碰壁,貌似功敗垂成;他在最高學府踐行“相容並包”,效果彰顯,後世對之竟也爭議不斷;他治理北大,著力點本在學術,收益卻在社會政治方面,就初衷而言,或有“播下龍種,收穫跳蚤”之議……理想與現實屢屢錯位,蔡元培艱難地遊走其間,卻韌性十足,始終不肯放棄自己的內心追求,為後代留下亦實亦虛、似真似幻的精神遺存。

  一

  清季同光年間,浙東一帶盛行宋明理學,蔡元培在20歲之前“最崇拜宋儒”。其家鄉紹興,受鄉賢劉宗周(號蕺山)影響,“氣節和理學的風氣,深入知識分子中間,在學術方面,述宋儒的緒余,把知和行打成一片”。

  蔡元培早年信守古訓,注重修身養性,自考中秀才以後,始放膽自由讀書。他自謂,最得益的是朱駿聲《說文通訓定聲》、章學誠《文史通義》和俞正燮《癸巳類稿》及《癸巳存稿》這幾部書,奠定了其文字、歷史和思想觀念的基礎。在中舉人之前的四年堙A他到古越藏書樓的前身徐氏鑄學齋讀書、校書,得以博覽,“學乃大進”。

  蔡元培自述,此時治經偏于故訓及大義,治史偏于儒林文苑諸傳、藝文志及關係文化風俗之記載。需要指出的是,蔡元培治經偏于大義,頗受乾嘉年間常州學派今文經學家莊存與、劉逢祿、宋翔風諸家的影響,曾經“油油然寢饋于其間”。而莊、劉、宋諸位專治《公羊春秋》,好以微言大義比附現實,初啟後來經世致用之端緒,晚清的龔自珍、魏源等人即師承此一學脈。

  青年蔡元培曾經發願編撰《公羊春秋大義》一書,對今文經學興趣濃厚,這一治學取向,與他日後投身社會變革似不無內在關聯。

  蔡氏長輩中應考科舉的僅有一叔父,蔡元培是踏足科第走得最遠的家族成員,其前期科考並非一帆風順,但自23歲參加因光緒帝親政而舉行的恩科鄉試中舉,不到半年時間內,復行恩科會試,又考取貢士,兩年後補行復試和殿試,中進士,點翰林,28歲時已升補翰林院編修。一時間,令江浙學子艷羨不已,舉人吳稚暉、秀才羅振玉均在他們的憶述中有所表露,而會試主考翁同龢在日記中評價蔡元培為年少通經的“雋材”,在京做御史的同鄉大學者李慈銘邀蔡兼任其子弟的課業教師,平日即住李家,多年後蔡元培主持《越縵堂日記》輯印事宜,淵源即始於此。

  甲午慘敗,震驚士林,傳統士大夫紛紛向新型知識分子轉型,蔡元培在翰林院開始“惡補”聲光化電等西學新知,其自況“都無做官意,唯有讀書聲”。

  戊戌新政的夭折,使蔡元培對清廷大感失望,毅然請長假南返,投身新式教育,進而從事秘密反清活動。不過,他遊學歐洲的夙願始終不曾捨棄,在致好友汪康年的信中表白道:“弟數年來,視百事皆無當意,所耿耿者,唯此遊學一事耳。”為此,他甚至不惜“折節”返京銷假,尋求翰林院外派機會。

  1907年,年屆“不惑”的蔡元培終於踏上歐洲大陸,先在柏林學習德語,後進入萊比錫大學研修,在校六個學期,選聽近四十門課程,從氾濫百家到後來“勉自收縮”學習範圍,由哲學到倫理學,到美學,再集中于美術史,最終形成其美育觀念。同期留學德國的顧孟余後來回憶:“蔡先生留學歐洲之年,適值專家學風已超過頂巔,綜合觀察又復抬頭之時,先生所從學者,又皆宏深博大之輩,此亦為影響其治學態度之成分。”

  飽讀經書的東方學者,在西洋“雲遊問學”,雖博大而欠精深,但開闊了視野胸襟,則無可置疑。

  這期間,蔡元培撰著的《中國倫理學史》、譯述的《倫理學原理》(泡爾生著)等,作為學校教材,均具有一定的影響。顯然,中西合璧的知識結構,使蔡元培確信東西文化融合乃大勢所趨,不可違逆,這未始不是他後來催生新文化諸多努力的根由。

  二

  1911年冬,蔡元培回國,隨後出任民國首任教育總長,先在南京,後到北京,總共任職半年時間。他提出的軍國民教育、實利主義教育、公民道德教育、世界觀教育、美感教育“五育並舉”教育方針,新穎而具個性,其中“世界觀教育”和“美感教育”兩項,透露出他特有的哲學背景。他手訂《大學令》,任命嚴復為北京大學校長,又親自參加北大相關活動,以及選擇范源濂為教育次長,且合作愉快,這些似乎都為他五年之後“強勢”出掌最高學府埋下了伏筆。

  1917年至1923年年初的六年間,蔡元培擔任北京大學校長。這段經歷,可謂他一生事業的頂端,也開啟了中國高等教育轉型的典範時期。在他的引領和努力下,對於思想和學問的追求,開始抑制住往昔所謂“官僚養成所”的積習,學術探索和爭鳴為這所最高學府注入了活力,煥發出生機。研討高深學問,偏重於學理,推崇著述成果;鼓勵個性生長,崇尚自主學習,引入選科和學分制;打破文理科界限,嘗試通識教學設想,注重全才之培養;倡行教授治校,權責下移,力主教育家辦教育。

  這一系列舉措漸次展開,蔡元培變革北大的成效始露端倪。其中,最大的變化,莫過於風氣的轉移,新文化新思潮即發軔於此。

  蔡元培上任後,大力延攬“積學而熱心的教員”,陳獨秀、胡適、周作人、錢玄同、劉半農、李大釗等相繼來校任教,同時,像劉師培、黃侃、辜鴻銘等有才學而觀念保守的學者亦得任用和留聘。蔡元培選聘教師的標準,看重其學術造詣,其他尚屬次要因素,因為他深感“人才至為難得”。文科之外,理科則新聘留學歸來的李四光、丁燮林、王撫五、顏任光、李書華、何傑、翁文灝、朱家驊等。法科相繼招聘了馬寅初、陶孟和、陳啟修、周鯁生、王世傑等。加之留聘的知名學者諸如陳黻宸、陳漢章、康寶忠、沈尹默、馬敘倫、沈兼士、馬裕藻、朱希祖等,如此極一時之選的教師群體,構成蔡元培辦學所倚重的基本力量。

  他選擇陳獨秀為文科學長,主要看重其主編《新青年》雜誌對青年一代的影響力,他破格選聘並無大學學歷的梁漱溟,因為欣賞其所作《究元決疑論》一文顯露出的印度哲學功底,而他請吳梅來校授課,則緣于賞識其在詞曲方面的學力和才華。研治經學、造詣頗深的崔適,著有《春秋復始》等書,對《公羊春秋》詳解有加,闡釋甚明,蔡元培特意邀請他來校開設課程,講述研究心得。素以研究甲骨文著稱的羅振玉、王國維,因政見相異,與北大疏離,蔡元培連續數年誠邀,二人終於應允擔任通信導師。

  伴隨不同學術背景,不同學術主張的各路學人們的到來,北大講堂和校園呈現空前活躍的局面,各類刊物和學術社團相繼涌現。

  《新青年》雜誌幾乎成為北大新派教師的同人刊物,而傅斯年、羅家倫、徐彥之、楊振聲、俞平伯、汪敬熙、康白情等青年學生創編和參與的《新潮》月刊,則大有“青勝於藍”之勢。信守傳統文化價值的一些教師編印《國故》月刊,“以昌明中國固有之學術為宗旨”,也頗吸引了一批熱心的師生參與其間。

  在新舊兩派之間持調和折中觀點的也大有人在,段錫朋、許德珩、易家鉞、黃日葵等北大學生組成《國民》雜誌社,仍採用文言文,但持論呈中性色彩。同時,包括馬克思主義研究會在內的數十個學生社團相繼展開各自活動,探索研究之風盛行。

  蔡元培認為,大學乃囊括大典、網羅眾家之地,應當包容各類學問、各種觀點,“無論何種學派,茍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尚不達自然淘汰之運命者,雖彼此相反,而悉聽其自由發展。”他將自己的辦學主旨總結為“循思想自由原則,取相容並包主義”,並借用“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的儒家古訓,說明眾家學說爭鳴于大學之中,似相反而實相成。

  蔡元培確信,在北大辦學,是按“世界各大學之通例”行事,舍此,難有教育學術的進益。他“素來不贊成董仲舒罷黜百家獨尊孔家”的做法,希望讀書人革除“專己守殘之陋見”,因為“思想學術,則世界所公,本無國別”,而學術派別是相對的,不是絕對的,並非永遠不相容。

  三

  “五四”運動以後,北大的辦學環境發生某些變化,學生“遇事生風”,教師罷教索薪,校政管理難度加大,學界期望“恢復五四以前的教育現狀”,已難以做到。北大歐美派教授群體參與政治的熱情不斷升溫,發誓“二十年不談政治”的胡適如此,初來北大時揭明“不涉政事”的蔡元培亦如此。梁啟超的舊“研究係”甚至期待與北大“清流”合組新黨,雖為蔡元培所拒,但後來“好人政府”的出現,確係北大諸君的催生。蔡元培的最終辭離北大,冠以“不合作”,其實主要也是政治原因。

  從初期一意辦學,到後來分心涉政,看似缺乏定力,實則凸顯了知識界在理想和現實之間的搖擺與無奈。孫中山從“五四”學生運動中得到啟悟,醞釀國民革命,而共產黨人視該事件為新時代的開啟。“五四”的政治成果反過來加倍放大了蔡元培在北大的教育改革功效,恐怕連他本人也是始料未及。不過,北大校慶之際,胡適、李大釗等頻發冷靜之言,強調提升學術地位和影響,方為根本。

  蔡元培在北大最後一年,發表《教育獨立議》,主張由教育家辦教育,排除軍閥政治對大學的干擾,而其中最實質性訴求,是首先保證“教育經費獨立”。學校經費拮據,捉襟見肘,1922年冬北大發生“講義費風潮”,反映了當年辦學的窘境和苦楚。北大的這段經歷,強化了蔡元培長久以來縈繞胸中的夙願,即“給教育立一個統一的智慧的百年大計”,他選取的實現“教育獨立”最佳方案,便是倣行法國的大學區制。

  1927年,蔡元培以“黨國元老”身份出任南京國民政府大學院院長,他提出變更教育行政制度、在全國實行大學區制議案,獲得通過。這是在特殊歷史時期,實現自己理想的一個絕佳契機。有觀察家認為“蔡先生之進于廟堂,是為了實現他的主張”。此後一年,在浙江、江蘇和北平先後試行大學區制,取代省教育廳,由學者組成專門委員會“議決學術教育上一切重要問題”,達致“以學術化代替官僚化”的設想。同時,擬議設立教育銀行,劃撥各項附稅,成立基金,專用於教育支出。

  可是,移植過來的大學區制,在中國竟成“逾淮之橘”,大學區內風潮疊起,行政效率極低,重學術而輕教育,高等教育與普通教育失衡,而“以學術機關與政治機關相混,遂使清高學府,反一變而為競爭逐鹿之場。”

  這一結果,大大出乎蔡元培的意料,力推此次變革的諸元老之間亦發生嚴重分歧,他不得不辭職。至1929年夏,大學區制草草收束,大學院亦恢復為教育部,教育家的理想試驗在現實面前黯然退場。有評論認為,這是蔡元培“平生教育理想的一次失敗。”此後,他轉而從事國立中央研究院的事業,為中國的科技發展效力終身……

  後人深切感念蔡元培先生開創新教育新文化一代風氣的可貴功績,高度讚譽他的博大胸襟和高尚人格。中外研究者對這位“文化巨子”則給予更多“同情之理解”,認為蔡先生乃理想主義者,他的抱負,大到濟世明道,小到自己的學術志向,似乎挫折多於實現。但問題的關鍵,不在於他做成了什麼,而在於他究竟試圖做什麼?應當說,蔡元培一生為理想所驅動,奮力引領民族和國家融入世界文明大潮之中,縱使荊棘滿地仍一路前行,堪稱為理想而搏擊的讀書人的典範。

  北大學人眼中的“相容並包”

  蔡元培在北大實行“相容並包”,成為中國知識界一個津津樂道的話題。當年的北大學生馮友蘭晚年評價說:“所謂相容並包,在一個過渡時期,可能是為舊的東西保留地盤,也可能是為新的東西開闢道路。蔡元培的相容並包,在當時是為新的東西開闢道路的。”

  然而當年的青年教授胡適並不認同,他認為“蔡先生欲兼收並蓄,宗旨錯了”,應獨力扶助新學。陳獨秀不同意這一看法,致函胡適謂:“蔡先生對於新舊各派兼收並蓄,很有主義,很有分寸,是尊重講學自由,是尊重新舊一切正當學術討論的自由。”

  梁漱溟在20世紀40年代初寫過一篇文章,議及“相容並包”,視角獨特:“蔡先生除了他意識到辦北大需要如此之外,更要緊的乃在他天性上具有多方面的愛好,極廣博的興趣。意識到此一需要而後相容並包,不免是人為的(偽的),天性上喜歡如此,方是自然的(真的)。有意的相容並包是可學的,出於性情之自然是不可學的。有意相容並包,不一定包容得了。唯出於真愛好而後人家乃樂於為他所包容,而後儘管複雜卻維繫得住。這才是真器局,真度量。”正因如此,“後來其一種風氣的開出,一大潮流的釀成,亦正孕育在此了。”

  (張曉唯,1957年生,天津人,歷史學博士,南開大學周恩來政府管理學院高等教育研究所教授。主要研究領域:中國教育文化史、中外大學歷史與文化、近世以來文化人物及思想、當代高等教育熱點問題等。主要著作:《蔡元培評傳》《蔡元培與胡適——中國文化人與自由主義》《今雨舊雨兩相知——民國文化人史事鉤沉》《舊時的大學與學人》《蔡元培傳》《民國學人的盛年與黃昏》)

來源:光明日報

 

 

責任編輯:虞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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