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 史事留痕
“二十四史”及《清史稿》:“國史”點校往事
華夏經緯網   2017-09-06 09:38: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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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記者 沈傑群 

  導讀

    “二十四史”及《清史稿》被稱為“國史”:以本紀、列傳、表、志等形式,記載了中國各個朝代的歷史概貌,使這個國度擁有了近四千年連貫、完整的歷史記載;然而,到二十世紀初,由於時代的大變局,以標點和句讀為標誌的閱讀習慣,無異使現代讀者和“國史”之間出現了一條阻隔之河。——在二十世紀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這二十年間,一項偉大的文化工程震古爍今:中華書局“二十四史”及《清史稿》“點校本”的推出,無疑在現代讀者和“國史”之間搭建起了一座閱讀的橋梁。

  點校本“二十四史”及《清史稿》,是二十世紀中國歷史典籍整理的標誌性成果,是新中國最宏大的古籍整理出版工程,擴大了中國史學典籍的受眾,推動了中國古史研究的發展。進入二十一世紀,“國史”整理步伐也未停歇。2006年,中華書局開啟點校本“二十四史”及《清史稿》的修訂工程,進一步確立和鞏固點校本的現代通行本地位。

  我們的初衷是想勒石記碑:向廣大讀者展現“二十四史”及《清史稿》點校整理這一偉大民族文化工程的艱辛與藍縷、夢想與光榮。

  揭開塵封的往事,是從一張老照片開始的。1973年春,參與“二十四史”及《清史稿》點校的部分學者和中華書局工作人員,24人,在北京王府井大街36號樓頂拍了一張闔影。這張照片由啟功先生珍藏,他給照片題名為《標點廿四史清史稿同人合影》,並手書每個人的姓名:顧頡剛、趙守儼、白壽彝、楊伯峻……一一看過去,都是在學術界頗有分量的人物。

  “二十四史”及《清史稿》,被稱為“國史”:以本紀、列傳、表、志等形式,縱橫交錯,脈絡貫通,記載了中國各個朝代的歷史概貌;以中國歷代王朝的興亡更替為框架,反映錯綜複雜的歷史進程,使這個國度擁有了近四千年連貫、完整的歷史記載。

  聯結“國史”與現代讀史之人的關鍵橋梁,則是上世紀50年代至70年代——這20年時間塈髡赤滿坐G十四史”及《清史稿》的點校整理。

  毛澤東、周恩來指示和關懷,範文瀾、吳晗與金燦然籌劃,中華書局組織實施並編輯出版,全國百餘位文史專家先後參與……點校本“二十四史”及《清史稿》,是20世紀中國歷史典籍整理的標誌性成果,是新中國最宏大的古籍整理出版工程。進入21世紀,“國史”整理步伐也未停歇。2006年,中華書局開啟點校本“二十四史”及《清史稿》修訂工程,進一步確立和鞏固點校本的現代通行本地位。

  上世紀參與點校“國史”的老先生們,多數已故去。功在當代,沾溉韆鞦,後人盡享現代通行本的便捷。可是,老一輩學人付出心血的點滴過往,漸漸隱沒于眾聲喧嘩的時代。我們試圖挖掘塵封的“國史”點校往事。

  在那張《標點廿四史清史稿同人合影》中,站在第二排第一位的,是個戴著眼鏡、笑容斯文的青年。他名叫張忱石,當年30歲出頭,是中華書局的編輯。“二十四史”及《清史稿》的點校工程開展以後,凡是老先生參與點校的史書,都會配有青年編輯為其發稿,遇事共商量。畢業于北京大學古典文獻專業的張忱石,便是其一。彼時同在中華書局的,還有比他低兩屆的北大同專業師弟許逸民。

  40餘年後,兩位先生年過七旬,仍為點校本的修訂工程勞心勞力。在中華書局,我們訪問了張忱石、許逸民,還有頗受那個時代、那群人影響的學者和編輯。“二十四史”及《清史稿》之點校,緣何而起,又跋涉過怎樣崎嶇的長路?

  摸索整理方法的“前四史”

  “怎麼標點,怎麼寫校勘記,這些老先生也不是天生就會的,他們也在摸索,也在學習。老先生們在大學堭衩恁A學問都很好,標點不會出錯,但校勘記不會寫。”張忱石對中國青年報·中青線上記者說,“前四史”的點校工作開始時走了不少彎路。

  1956年,時任文化部副部長的鄭振鐸,在《人民日報》撰文,首次提出整理出版“面貌全新、校勘精良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版的‘二十四史’”的建議。後來他又寫了《整理古書的提議》,說“這是韆鞦的事業”“將是歷史上最正確、最可靠、最有用的版本——不一定是最後的一個定本,卻可信其為空前的一個定本”。

  1958年2月,古籍整理出版規劃小組成立,直屬國務院科學發展委員會。在古籍小組制訂的第一個古籍規劃中,“二十四史”點校本被納入其中。1958年7月,毛澤東指示吳晗、範文瀾組織標點“前四史”。1958年9月13日,吳晗、範文瀾召集中國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的尹達、侯外廬,中華書局總編輯金燦然和地圖出版社總編輯張思俊,召開“標點前四史及改繪楊守敬地圖工作會議”,研究確定了“前四史”點校的具體方案,還決定“其他二十史及《清史稿》的標點工作,亦即著手組織人力,由中華書局訂出規劃”。

  1958年10月6日,吳晗以他和範文瀾兩人的名義,給毛澤東寫信彙報會議情況,信中說:“關於標點前四史工作,已遵示得同各方面有關同志討論並佈置,決定於明年10月前出書,作為國慶十週年獻禮,其餘二十一史及楊守敬歷史地圖改繪工作,也作了安排(標點本為便於閱讀,擬出一種平裝薄本)。現將會議紀錄送上,妥否,乞指示。”

  不久,毛澤東復信:“范、吳同志:來信收到,計劃很好,望照此實行。”

  在中華書局的組織下,由顧頡剛、聶崇岐、齊思和、宋雲彬、傅彬然、陳乃乾、章錫琛、王伯祥等人參與,制訂了《“二十四史”整理計劃》,並列入國家《三至八年(1960-1967)整理和出版古籍的重點規劃》。

  許逸民告訴中國青年報·中青線上記者,點校“二十四史”項目剛上馬時,起初本準備出版兩種版本,一種是給專家研究使用的集注本,一種是適合一般讀者的普及本,後來集注本做起來困難較大,便集中力量做普及本。

  “二十四史”的“前四史”,《史記》《三國志》《漢書》《後漢書》,原本是計劃給國慶10週年獻禮的。但是最後如期于1959年10月前出版的,僅有《史記》而已。“之後很快出了《三國志》,但做的太簡單了,都是直接說結論‘據什麼什麼改’,也不說理由。那時候整理‘二十四史’的思路,‘前四史’還在摸索中,《史記》沒有校勘記,《三國志》的校勘記太簡單。”張忱石說,在整理工作由於“文革”被迫中斷前,點校本“前四史”均已出版。

  顧頡剛點校《史記》,陳乃乾點校《三國志》,西北大學歷史系點校並由傅東華整理加工《漢書》並撰寫校勘記,宋雲彬點校《後漢書》。

  趙守儼在《雨雨風風二十年——〈二十四史〉點校始末記略》中回憶,1959年~1960年,他們在校勘方面提出新要求:“除做好版本對校外,還要比較系統地進行‘本校’(本史各部分的互證)和‘他校’(以有關史籍及類書等比勘),並強調要汲取前人對本史的研究成果,後借到張森楷先生的十七史校勘記和張元濟先生的‘二十四史’校勘記稿本,供點校各史的工作者參考。為了使標點、分段更為合理,使各史之間大體統一,重新擬定了基本適用於《晉書》以下二十史的標點和分段體例。”

  許逸民指出,1960年,時任國務院古籍整理出版規劃小組組長的齊燕銘,曾對點校本提出過兩點明確的要求,一是在學術成果上要“超越前人”,二是經過重版修訂使之“成為定本”。要求的提出,推動了點校工作方式的改變。

  “翠微校史”和“文革”動蕩

  完善了點校工作方法,新問題出現了:分散在外地院校的各史點校工作常被教學和科研任務打斷,時做時輟。不但時間沒有保證,影響進度,連帶品質也要發生問題。趙守儼文中回憶,“因為不能連續工作下去,會使剛剛搞出些眉目的問題‘冷卻’,斷了思路”。

  由趙守儼提議,經金燦然和齊燕銘商量,向主持中宣部工作的周揚報告,要求把外地承擔各史點校工作的學者調到北京。這一訴求最終實現。1963年秋冬,武漢大學唐長孺、南開大學鄭天挺、山東大學王仲犖、中山大學劉節等先生先後進京,集中入住西郊翠微路的中華書局大院。留下了一段流傳至今的“翠微校史”的佳話。

  張忱石向中國青年報·中青線上記者回憶,當時翠微路有兩座紅磚樓,西南樓和西北樓。老先生住在“有三個門洞”的西北樓,房間的陳設特別簡單:一張書桌、一個書架、一個臉盆架、一張大鐵床和一張很矮的小沙發。

  “中午我們在食堂吃飯的時候會看見老先生,他們在一個小房間埵Y飯。中華書局請了一位二級廚師,姓王,大高個子,為老先生們炒菜。一張八仙桌六七道菜,比較像樣。像陳仲安先生會和我們一起排隊買飯吃。”

  張忱石記得,當時有位姓高的工作人員專門照顧老先生的生活,人很勤快,把老先生照顧得極好,打熱水、洗澡、清理地面,深得大家的欣賞。“後來‘文革’時老先生都要走了,還一起湊錢給那位工作人員買了塊‘上海牌’手錶,表示感謝。”

  “翠微校史”期間,各史點校整理工作順暢運轉。然而,1966年還是來臨了。

  1966年5月22日,傅樂煥在陶然亭自盡,給趙守儼造成極大的震動。趙守儼寫道:“在他離開翠微路大院之前,我是最後一個與他談過話的,我並沒有發現他有何異常……我感到這是不祥之兆,一場暴風雨就要來臨。”

  可誰也沒想到,在“二十四史”整理工作停擺一年後,竟又奇跡般地恢復了,雖只是曇花一現。

  1967年5月,中央文革小組成員戚本禹要求中華書局繼續點校“二十四史”,且“可用舊人”。中華書局頓時颳起一股“業務風”。原任點校的學者僅一部分能夠借調到中華書局,另一部分人則由於“問題嚴重”,未被同意出來。中華書局又從學部系統(即現在的中國社會科學院)和北京高等院校補充了一部分力量,“加上中華書局編輯部的老老少少”,分編成若干業務組。趙守儼在文章中形容,“在滿城大字報和口號聲中,居然有一塊地方能夠坐下來讀書、搞業務,這在當時的北京恐怕是獨一無二的,有幸參加這一工作的知識分子,樂得在這塊小天地堸k避一時。”可惜這個“業務攤子”僅僅維持了一年左右。

  點校本《魏書》的修訂負責人、天津師範大學歷史學院教授何德章,曾在博士畢業後給唐長孺做過助手。在接受中國青年報·中青線上記者採訪時,何德章感嘆:“負責點校‘北朝四史’的唐長孺先生,不止一次對我談到他因為參加此項工作,得以在紛亂的時期,仍能繼續認真地翻檢史書,有幸避開了不少‘批斗大會’。這大概也是當時參加此項工作大多數學者的想法。我們也知道,也有學者被迫離開工作,回原單位接受‘批鬥’。因此,那個年代進行的這項工作,可以說是在特殊的背景下,完成了中國古史基本典籍的‘現代化改造’,同時也保留、延續了中國古史研究的學術火種。”

  70年代重啟整理,功業始成

  十年踏破六街塵,老至愁經客子春。

  史局汗青欣有日,字編屬稿愧無津。

  遙山紅葉休焚翠,近郭黃流漫卷銀。

  一夜西風寒透骨,不知原是病中身。

  ——王仲犖《十年》,作于1976年

  張忱石和許逸民皆畢業于北京大學古典文獻專業,張忱石是首屆學生,許逸民是第3屆。北大的古典文獻專業,由翦伯讚定名,專為培養共和國古籍整理人才而設,由北大和中華書局共辦,設在中文系,1959年開始招生。

  許逸民笑著告訴中國青年報·中青線上記者,即使北大古典文獻專業是對口的“人才培養基地”,畢業想進中華書局工作亦非易事,大學的考試成績也是一條考核標準。當初有兩個女生畢業已分配進去了,結果過了一陣子被“無情”通知:“你們不是‘中華人’”——無奈大學學業不佳。

  中華書局要挑選最優秀的年輕人,為中國古籍整理事業儲備生力軍。

  張忱石本來被分配進中華書局的文學組,王仲犖知道後對他說:“我先前也是搞文學的,在中央大學教大一國文,屬中文系,到山東大學才去歷史系,搞歷史實在,你也搞歷史吧!”不久他開了研究魏晉南北朝史的必讀書單,希望張忱石將之列入學習計劃。後來中華書局重新分配編輯室人員,張忱石留在了古代史編輯室,“應該說是王先生引領我進入歷史之門的”。

  張忱石成為王仲犖身邊的責任編輯,也因此見證了這位先生經歷的點校苦旅,以及時代的變幻風雲。

  張忱石回憶,1963年到中華書局報到時,王仲犖剛過了50壽辰。整理工作期間,王仲犖血壓驟高,醫生建議休息,中華書局領導很重視,叫他回濟南家中休息一段時間。王仲犖說:“回去舟車勞頓,還不如在書局堨薿均C”

  “文革”開始,點校工作暫停,所有人員一律返回原單位。直至1971年下半年恢復工作,中華書局重啟“二十四史”整理工程。在這一階段,“二十四史”點校出版工作分別在北京、上海兩地展開,原已開展工作的《舊唐書》《新唐書》《舊五代史》《新五代史》和《宋史》轉由上海高校承擔。

  “當年7月,王先生再次來到中華書局,工作到1976年。王先生為中華書局點校‘二十四史’工作了10年,故先生詩有‘十年踏破六街塵’之吟。其詩又雲‘史局汗青欣有日’,即指他負責點校的南朝五史已全部出版。”2013年,王仲犖百年誕辰,張忱石撰寫了紀念文章《點校二十四史的功臣》,提及諸多與王仲犖共事的回憶。“王仲犖是南朝五史的總負責人,除點校《宋書》《南齊書》外,盧振華點校的《梁書》《南史》,張維華點校的《陳書》,都由王先生最後審定。”

  王仲犖執掌“南朝五史”,“北朝四史”則由唐長孺負責。張忱石特別提到,這兩位先生是中華書局的“南王北唐”。唐長孺點校《北齊書》《周書》《魏書》,陳仲安原是唐先生的高足,協助唐長孺點校了《北齊書》《周書》之後,自己完成了《北史》的整理。

  何德章對中國青年報·中青線上記者如是回憶唐長孺:“唐先生可以說是天縱史才,他本人沒讀過所謂碩士、博士,甚至本科階段所學也非歷史,但他有著少年即習得的深厚的國學功底,從呂思勉、李劍農、陳寅恪先生論著中探尋新時代史學處理史料的方法,從馬克思歷史唯物主義中吸取營養,提出史學研究的問題。在特殊的歷史時期,仍能通過點校史籍、整理出土文書,基本未曾間斷地從事學術研究,因而,在魏晉隋唐史領域研究的深度與廣度上,做出了遠超同輩學者的學術成果,可以說至今也無人企及。今天從事魏晉隋唐史研究的人,不接受唐先生的影響,不讀唐先生的論著,是不可想像的。”

  何德章覺得,唐長孺主持的《魏書》等史籍點校,不是機械的文本參讀與文字取捨,而是上升為學術研究。“點校本的許多校勘成果,沒有他那樣的學術眼光是發現不了的。可以說,唐先生對於《魏書》的點校,不只是為學界提供了一個可信度極高的文本,還為後學提示了北朝史研究的路徑,史料來源與運用方法,因而極受學界尊崇。”

  作為唐長孺的學術助手的那兩年,有兩件事令何德章印象深刻。一是曾有人撰文,比較唐長孺與陳寅恪的學術理路與貢獻。“唐先生得知後勃然大怒,責令將報刊已接受的該篇文章撤稿,反復強調:陳先生是我心目中的老師,我怎能與他相提並論。”

  二是唐長孺最後一次去醫院治療肝癌的前一天,仍在伏案撰寫一篇學術論文,考訂陸機、陸雲兄弟進入洛陽後相互間數十通來往信件的具體時間與背景。唐長孺治學為人極為謙虛,對學術葆有孜孜不倦的追求。何德章說,這些事一直在他記憶中,給他以警醒。

  先生之風,山高水長。對那一代參與點校的學人,後來的修訂者無一不心懷敬仰,亦在治學路上深受影響。

  1977年11月,點校本中最後完成的《宋史》(實際出書時間為1978年)出版。歷時20年,“二十四史”點校整理功業始成。

  復核與完善的修訂工程

  2005年年初,中華書局開始著手點校本“二十四史”及《清史稿》修訂的前期調研工作,2006年4月,修訂工程正式啟動。

  許逸民前期對修訂的流程和體例設計做了較大貢獻,後續亦承擔大量審稿工作。但許逸民對中國青年報·中青線上記者坦言,其實一開始他內心是反對修訂的。“我生怕弄不好,你費了很大力氣,最後大家都罵你。這一代人從學術上來說,確實不如老一代人。”

  “《南齊書》從標點、斷句、分段到出校,其基本框架結構,都是王仲犖先生所奠定的,體現了他們那一代學者的深厚學術功力。我們今天的修訂,完全建立在前輩學者的成果之上。沒有老先生所做的奠基工作,就沒有我們的修訂。”點校本《南齊書》的修訂主持人、中山大學歷史學系教授景蜀慧對中國青年報·中青線上記者說。

  景蜀慧舉例說,由於《南齊書》在版本流傳中的舛誤闕佚訛脫,點校者雖有校訂精核之功,但對底本和校本的選擇,書中一些文字、句讀的勘正,仍有一定遺缺。而且以今日眼光來看,點校本《南齊書》有些卷做得比較細,而有些卷則可修訂的餘地比較大。“在中古史領域,近幾十年史學研究的發展,使得我們能夠對這段歷史涉及到的文獻和史實做更深入、透徹的了解和觀照。以前學者在整理史籍時不太留意的某些制度、事件、人物在文獻記載中的正誤或差異,在今天也可以用作訂正版本、選擇異文的考慮依據。”

  2010年,許逸民在《修訂工程點校情況彙報》中指出點校本需要改進的地方:統一體例、選定底本、調整段落、改正標點、刪除舊校、完善舊校、補充新校。

  許逸民總結,原點校本顯然可見的缺憾,便是各史的整理體例不統一。點校本“二十四史”中,明確採用百衲本為底本或“工作本”的,共計有19史。“究其原因,蓋因當時無法直接看到宋元原刻,而百衲本又號稱集宋元善本之大成,故以為用百衲本即等於用宋元原刻。其實不然,讀商務版《百衲本二十四史校勘記》可知,百衲本對於原刻的改動非常之多。”

  談到修訂的必要性,何德章認為,點校本“二十四史”畢竟是在特殊時期、以特定宗旨完成的學術工作,各史點校標準、體例不盡相同,多少存在一些問題。“史書校勘不可能畢其功於一役,而且當時校勘主要憑藉點校者高水準的學術素養發現問題,不能如今天一樣,可以利用電腦進行全面的文獻檢索、比對。這些,都是此次按統一標準重新修訂的原因。”

  如今,修訂工作已開展10年。繼《史記》《舊五代史》《新五代史》《遼史》修訂本相繼上市後,今年8月,《魏書》《南齊書》修訂本亮相上海書展。

  此次中山大學承擔了《南齊書》《梁書》《陳書》三書的修訂項目,“這對我們來講是一個很難得的機會。其中《南齊書》的修訂主要由我和我們專業程度較高的碩士生博士生同學負責(個別參加者為博士後),通過幾年的工作,同學們在文獻和史料的處理解讀上得到非常切實的訓練,獲益極大。”景蜀慧告訴中國青年報·中青線上記者,她最初也曾經心懷猶豫和擔憂:如此重要且工作量很大的修訂工程,吸收在讀研究生參與,能保證品質嗎?

  “有鋻於此,為保證修訂品質,我們在原校復核、版本通校、參校他書乃至修訂長編和新校勘記的撰寫等環節,都制定了一整套規範的程式,使修訂實際上成了一種有分工有合作的集體工作。”景蜀慧介紹,修訂組在每個環節都嚴格把關,並調動每個人的積極性。

  “修訂過程中,具體負責某卷的同學,會按要求先擬出一份長編初稿交上。我讀完後和作者逐條討論,之後作出修改,提交修訂組討論,一條一條地過。作者在此基礎上再去改,我再看過後提交給書局編輯,編輯看完提出修改意見,又退給我們,我們針對提出的問題繼續改,反反復復。”景蜀慧說,通過這樣一套“不厭其煩”的修訂程式,最終才完成了《南齊書》定稿。景蜀慧感慨,“我想對於每個人,這幾年時間他們可能一生都不會忘記的。”

  作為點校本《魏書》的修訂負責人,何德章感覺,通過此次修訂,《魏書》的版本源流更為清晰,發現了一些新的佚文、缺字,結論可以回溯,有助於增加文本的可信度。

  在修訂本出版之際,回望點校本時代,何德章持有與大多數人不同的觀點。學術界一般更關注“二十四史”文本的校勘成就,但在他看來,“二十四史”的“現代化改造”,最重要的可能還是標點。

  “其實,一般讀者,甚至不少學習中古史的研究生,基本上是不會去顧及學者們辛苦撰成的各史校勘記的。上世紀的那次點校工作,是以‘為人民服務’的目的進行的,以古文寫成、未經標點的史書,除了以中國古史為業的人外,一般人是難以讀通的,而經過標點、斷句,初具古漢語閱讀能力的人,都有可能耐著性子讀下去。”何德章覺得,如果我們將標點視為溝通古代史籍與現代讀者的津梁,一點也不過分。

  校勘記是點校工作遵守學術標準的體現,這使“二十四史”點校本成為研究者可以信從的古史文本。

  何德章表示,點校本“二十四史”印行後,研究中國古史的學者,除了特別需要以及專門從事文獻學研究的學者外,基本上都是引用點校本。“我本人為學習北朝史,曾將兩套點校本《魏書》翻閱得破損不堪,基本沒有翻檢什麼‘三朝本’‘百衲本’,就是因為信從點校本。可以說,點校‘二十四史’擴大了中國史學典籍的受眾,推動了中國古史研究的發展。”

來源:中國青年報

 

 

責任編輯:虞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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