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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山西詩人中，名氣最大的要數白居易了。他是繼李白、杜甫之後唐代又一位大詩人，世稱李杜白為唐代三大詩人。
白居易，太原人，出身於仕宦之家，高祖、曾祖、祖父俱為官，父親為朝奉大夫、襄州別駕、大理少卿，累贈刑部尚書右仆射。因其祖、父俱在河南作官，所以居家河南。白居易於唐代宗大歷七年（西元772年）正月二十日生幹河南新鄭縣東郭宅。武宗會昌六年（846年）八月卒于洛陽，享年75歲。
白居易出生時，李白已逝世10年，杜甫也去世2年。時代需要大詩人，白居易適逢其時。他因出身書香門第，自幼又絕頂聰明，五六歲便學寫詩，9歲便能夠辨別聲韻，加之家庭和社會給予他很大的刺激和督促，他青少年時代讀書特別刻苦。後來憶及當時讀書情況，他說：“晝課賦，夜課書，間又課詩，不遑寢息矣，以至於口舌生瘡，手肘成胝。”少年時代又曾經過顛沛流離的避難生活，對社會各方面都有所了解。這些原因，造就了白居易這位傑出的詩人。
白居易出生不久，河南一帶發生了戰事。蒲鎮李正己割據河南十余州，眼看還要繼續亂下去，由彭城縣令升任徐州別駕的白季庚，便送兒子白居易到南方避亂。小小年紀就離家避難，隨後南北奔走，備嘗艱辛。所以他15歲時便寫下了記錄當時真情的一首絕句；“故園望斷欲何如？楚水吳山萬里余。今日因君訪兄弟，數行鄉淚一封書。”後來又一首寄兄弟與妹妹的七律，也寫得較好，歷來為人稱道，詩云：“田園寥落干戈後，骨肉流離道路中，……共看明月應垂淚，一夜鄉心五處同。”從這些詩中可見白居易當時的生活狀況和心理感受。從他家骨肉分散的情況也可以反映出當時社會動蕩不安、人民流離失所的程度。白居易的少年時代，就是在這樣的環境中度過的。
白居易16歲時，已經寫出不少可以傳世的好詩，其中最有名的是五言律詩《賦得古原草送別》。據說白居易初到長安，去拜見老詩人顧況。顧況聞他名居易，便開玩笑說：“長安米貴，居恐不易。”及讀到這首詩的“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時，大為讚賞，說有這樣的文筆，居長安不難。這首詩，確見白居易才情非凡。
自到長安，顧況為之延譽後，白居易有時居長安，有時在別處，曾去過徐州、襄州、杭州等地，交結了一些詩人，真正開始了他的詩人生涯。他27歲方從鄉試，次年為宣州刺史崔衍所賞識，送往長安應試，貞元十六年（800年）29歲時，以第四名及進士第，31歲時，試書判拔萃科，與元稹等同時及第，與元稹相識，從此成為莫逆之交。在32歲那年春，白居易被授校書郎，算是步入了仕途，33歲時自洛陽徙家于秦，卜居渭上，距長安約百里，到35歲時，罷校書郎，隨後又授周至縣尉。次年，他由周至縣尉調充進士考官，補集賢院校理。這年冬季，授翰林學士，就在授翰林學上這一年前後，娶楊虞卿從妹為妻，元和三年（808年）拜左拾遺。
當時任宰相的李吉甫對指斥朝政的牛僧孺等人不滿，或黜或貶。初任拾遺的白居易上《論制科人狀》，極言不當任意貶黜，因此得罪了李吉甫及其子李德裕，不幸陷入當時政治鬥爭的漩渦之中。在此後幾十年的牛李黨爭中，白居易始終為李德裕所排擠，由此決定了他一生仕途不順利。他任拾遺期間，克盡職守，屢陳時政，難免使得皇上或權臣不滿。
元和六年（811年）四月，因母親去世，白居易丁憂居渭村，而他的愛女金鑾子也在這一年夭折。居渭村三年多，白居易又貧又病，好友元稹時常分俸濟其困難。元和九年（814年）冬，授太子左讚善大夫，後因上疏請急捕刺武元衡者，為宰相所惡，被貶為州刺史，又為中書舍人王涯所讒，追詔再貶為江州司馬。此次連續被貶，對白居易是一個重大的打擊和教訓，使他的思想發生了很大變化。為避禍遠嫌，“不復愕愕直言”，“世事從今口不言”。在江州，他自稱為“天涯淪落人”，以遊歷山水、作詩為事，慕起陶淵明來，希望作個隱逸詩人，並轉而事佛，企圖從佛教中求得解脫。總之，被貶江州司馬，是白居易人生道路的一大轉折。
白居易在江州四年，後移忠州，元和十五年召還。憲宗崩，穆宗繼位，授中書舍人，後又拜尚書主客郎中，知制誥，加朝散大夫，轉上柱國。白居易精神重又振奮，詩云“得水魚還動鱗發，乘軒鶴亦長精神。”但因當時朋黨之爭仍很激烈，他不但不能有什麼作為，而且“終日多憂惕”，驚嘆“高有罾繳憂，下有陷阱虞”。很快又感到失望。他恐再遭權幸讒害，不敢久留朝中，便請求外任，于長慶二年（822年）出為杭州刺史，避開了朋黨殘酷傾軋的朝廷，從此思想進一步消沉，詩云：“誰知名利盡，無復長安心。”“敢辭官遠慢，且貴身安妥。”榮枯任之，聽天由命，頗有些與世相忘的意思了。為了滌除人生煩惱，白居易以妓樂詩酒放情自娛。他蓄妓與嗜酒無厭，直到暮年。蓄妓玩樂，始自東晉，唐代比較普遍，而在白居易身上表現得最為突出。從他的詩中知姓名之妓便有十幾個。嗜酒，據他自己說，“唯以醉為鄉”，“往往酣醉，終日不醒。”宋人統計白居易詩，說他“二千八百首，飲酒者九百首。”所以如此，都是為了逃避現實，自我麻醉。他還進一步從佛教中尋找精神倚托，尋求解脫之法，用佛家消極出世思想麻醉、安慰自己。《大宋高僧傳》所載白居易向名僧致禮稽問佛法宗意，與名僧探討佛理妙義，多在出守杭州後。白居易進而持齋坐道場，並且從此後一直好佛，經常持三長月齋，即在一、五、九月在家坐道場。所以白居易又為古代文人中崇佛、達觀的代表，歷代不少人對他稱讚備至。其實，他之崇佛，並非真心事佛，而是為了解除煩惱，尋求解脫，是對社會的消極反抗，是一種退縮，也是在當時社會環境中一種無可奈何的選擇。是仕途坎坷，感到失望所致。飽經憂患後，才潛心釋氏以寄託。白居易晚年所撰《醉吟先生傳》自我表白雲：“性嗜酒、耽琴、淫詩。凡酒徒、琴侶、詩友多與之遊，遊之外，棲心釋氏”。可知他是先酒樂而後佛的。他甚至懷疑真有佛否。同時又煉丹學道。從嚴格意義上講，白居易並不是一個真正的佛教信徒。同時，他之崇佛，還出於健身的原因。這便是他有時一邊持齋、坐道場，一邊又在心中想著妓樂美酒的原因。
雖則消極、蓄妓、耽酒、信佛，但在杭州刺史任上，他政績斐然，關心民間疾苦，最為人稱道的是修築杭州湖堤蓄水灌田。人們為了懷念他，名所築之堤為“白堤”，此外，還浚城中六井，以供市民飲用。
長慶四年（824年）五月，在杭州任期滿。除太子左庶子、分司東都。於是，他卜居於洛陽履道裏。至此為官20來年，竟然湊不足買房錢，只好以兩匹馬抵償，於此可見他為官之清廉。第二年，他除蘇州刺史，在蘇州刺史任上只一年多，便因病免郡事。劉禹錫罷和州刺史，劉、白二人結伴歸洛陽。一年後，白居易又轉刑部侍郎，封晉陽縣男。58歲那年，即大和三年（829年）春，白居易稱病，免歸，乙太子賓客分司東都，從此不復出，後除河南尹，尋以病免，64歲那年，除同州刺史，不拜，改太子少傅，分司東都。因心境消極和健康原因，他不願再為官了。60歲時，兒子阿崔夭折，這對詩人又是一打擊，73歲時，曾施家財開龍門八節石灘，以利舟揖。卒年75歲。
從白居易一生仕途看，雖多為官，但總不順利，老是處於一種憂憤不安的狀態中。作為一個詩人，卻成就極大，可以說名動朝野，甚至婦孺皆知。大概因為他青少年時期的顛沛流離和以後的數次被貶，多為外官，經歷極廣，對社會有較深刻的了解，才使他得以成為千古不朽的大詩人。
白居易的詩，前面已講到，自少年時代便寫得很好。16歲時“野火春風”之句，已成為千古名句。最為出名，堪稱中國古代詩歌傑作的敘事長詩《長恨歌》，是他35歲為周至縣尉時作。該詩以民間流傳唐玄宗和楊貴妃的故事為題材，加以虛構，寫得有聲有色。生動動人，被評論家認為是唐代歌行體長詩中最好的一首，在我國詩歌史上佔有突出地位。在這首詩裏，他敢於批評唐玄宗的荒淫。至有“漢皇重色思傾國”、“從此君王不早朝”等語。後面描寫兩人之深情，既微有諷刺，又飽含哀憐。說及生離死別的情形，筆鋒頗常感情。全詩從曲曲折折的故事中興起層層波瀾，感情充沛複雜，讀之給人以極大的感染力。
他45歲時所作另一首歌行體長詩《琵琶引》，也是同樣受到人們高度評價的詩。他被貶作江州司馬後，在潯陽江頭和友人話別，舟中離別酒筵上，感傷之中，忽聽鄰船有彈琵琶聲，移船相邀，原來是一位年老色衰、獨守空船的歌妓，也有無限愁緒，借琵琶寄託幽怨。白居易聽了她的身世，不僅深為同情，而且因之想到自己的不幸，因而產生“同是天涯淪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識”的感慨，便作了這首可與《長恨歌》媲美的長詩。前面敘歌妓的生平狀況、可悲身世，後面以“我從去年辭帝京，謫居臥病潯陽城”轉而寫己，最後雲“座中泣下誰最多，江州司馬青衫濕。”“司馬青衫”，因此也成典故。這首詩在藝術手法上，有很多優點，描寫細緻，音節和諧，尤其描寫琵琶聲音那一段，真是令人一唱三嘆。而最重要的，還是感情的真摯。這兩首長詩，是白居易留給後人的無價瑰寶。
白居易其他詩歌中，價值很高、為人稱道的是前期所作的那些諷諭詩，尤以《秦中吟》和《新樂府》出名。剛步入仕途的白居易，反映民生疾苦，為正義而大聲呼喊，“不識時忌諱”的勇氣是非常令人欽佩的。《秦中吟》10首，首首如利劍，《重賦》譴責官府進奉羨余物，殘酷盤削百姓，“奪我身上綾，買爾眼前恩。”《輕肥》寫權貴赴宴會的氣概和酒食的豐美，最後是“是歲江南旱，衢州人食人！”《歌舞》寫公卿們日中樂飲、夜半歌舞的享樂生活，結句是“豈知閿鄉獄，中有凍死囚！”《買花》寫長安城中有錢人競買牡丹、以豪奢相誇耀，最後說：“一叢深色花，十戶中人賦。”《議婚》同情貧家女難以出嫁，《傷友》慨嘆苦節之土的悽慘生活，《傷宅》諷刺豪門大興建築，“一堂費百萬”。《不致仕》嘲諷八九十歲不肯退休的貪權者。《立婢》對不為好官立碑而虛偽地為某些人歌功頌德表示不滿。《五弦》對當時不少人不懂傳統文化而表示惋惜。可知全是批判、鞭撻和發牢騷者，是對德宗貞元到憲宗元和初黑暗政治的有力揭露，刺疼了統治階級，難怪“聞《秦中吟》則權豪遺近者相目而變色矣。”白居易對自己的《秦中吟》也甚為自負，在編其詩集15卷完成後題的一首詩裏說：“一篇《長恨》有風情，十首《秦吟》近正聲。”
《新樂府》是與《秦中吟》差不多在同一個時期寫出來的，是白氏諷諭詩中重要的另一組詩，共50首，寫的是高祖武德至元和之間的事，時間跨度較《秦中吟》大，內容也更廣泛。白氏在《寄唐生》詩中說他的樂府詩：“我亦君之徒，鬱鬱何所為。不能發聲哭．轉作樂府詩。篇篇無空文，句句必盡規。功高虞人箴，痛甚騷人辭。非求宮律高，不務文字奇。推歌生民病，願得天子知。”可以說是他寫《新樂府》的宣言和對《新樂府》的最好說明。被人們廣為傳誦的著名之作《賣炭翁》、《杜陵叟》、《繚綾》、《新豐折臂翁》等，即為《新樂府》中篇章。每首詩都有明確而強烈的中心思想，即序中所明言的“苦宮市也”、“傷農夫之困也”、“貪女工之勞也”、“戒邊功也”、“憂蠶桑之費也”、“念寒雋也”、“戒求仙也”、“刺佛寺浸多也”、“疾貪吏也”等，鞭撻、諷刺，辭激情真，毫不留情，乃至大聲疾呼。這些詩篇愛憎分明，除諷刺外，也有歌頌。這些詩篇，充分說明瞭白居易反對什麼，讚美什麼，是作者心跡的真實表露。他在《新樂府序》中明確宣佈，這些詩是“為君、為臣、為民、為物、為事而作，不為文而作也”。“其事核而實”，宣稱自己寫的都是真實事件，更表現了一個中青年詩人扶正疾邪的戰鬥精神。在詩風上，繼承了《詩經》、樂府古詩和杜甫歌行的優良傳統，又採用了當時民歌的自由句法，形成了自己帶有創造性的風格。
總之，白居易的《秦中吟》和《新樂府》，是他全部詩歌中最富戰鬥力的作品，連同《長恨歌》、《琵琶行》，是白居易詩歌中最優秀的部分，也是中國古代詩歌中最可寶貴的部分。
白居易將自己的詩歌分為四類，諷諭詩之外，還有閒適詩、感傷詩、雜律詩，也大都寫得很好。總的來說，前期詩歌較後期詩歌更有價值。因為世途險惡，他後來的詩作再也沒有了中青年時期的鋒芒，是十分令人惋惜的。
作為一個大詩人，一個天才的詩人，白居易的創作才能是多方面的，他的詩歌不但在藝術形式上是多樣的，在思想內容和藝術風格上也是多樣的。白詩有一個最大的特點，就是語言通俗易懂，明白曉暢，但同時又經過千錘百煉，作了許多藝術加工。詩壇曾流傳老嫗亦解白詩的佳話。明代詩論家胡震亨《唐音統簽》中曾有宋朝詩人張文潛看到過白居易詩手稿的記載，說“真跡點竄，多與初作不侔”，可知白居易作詩、改詩之刻苦認真。他的詩達到這樣的藝術水準，是作者付出了多少辛苦才獲得的。
白居易的詩，在他在世時便已廣泛流傳，甚有影響，使他頗感自豪。白居易在《與元九書》中說：“自長安抵江西三四千里，凡鄉校、佛寺、逆旅、行舟之中，往往有題仆詩者；土庶、僧徒、孀婦、處女之口，每每有咏仆詩者。”元鎮也說白居易之詩，“二十年間，禁省、觀寺、郵候、墻壁之上無不書，王公、妾婦、馬走之口無不適。至於繕寫模勒街賣于市井，或持之以交酒茗者，處處皆是。”一個人的詩作，在當代即產生這樣的社會效果，在古代是極少見的。不但如此，白居易詩當時還獲得了很大的國際名聲和眾多的國外讀者，日本、新羅（今北韓）、日南（今越南）等國，都有傳寫。據史料載，當時日本嵯峨天皇就曾經抄寫過許多白居易的詩，藏之秘府，暗自吟誦。契丹國王親自將白詩譯成契丹文字，詔番臣誦讀。
不言而喻，白居易詩對後代詩歌產生的重大而深遠的影響，白詩將永遠受到全世界人們的喜愛，流傳千古。
摘自《三晉歷史人物》，書目文獻出版社，文：馬鬥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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