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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將群中獨一人關羽人神辨析(4)
2015-08-11 14:48:50    華夏經緯網

  (四)人格魅力

   劉、關、張三人情同父子兄弟,並“誓以共死”,後來諸葛亮又加入這個特殊的集團。當時人論及蜀漢興亡時,總是以這四人為代表。他們的出身和開始所走的道路,雖說不盡相同,秉性也各有別,但在人生和政治道路上卻走到了一起,這到底是什麼原因呢?俗話說:“物以類聚,人以群分”。可以說,他們是一批在漢末戰亂當頭,憂國忘家,振濟蒼生的仁人志士。也就是說,他們是一批共赴國難的同道者。這個“道”就是削平群雄,平息戰亂,重建統一繁榮的國家政權,使人民得以安居樂業。正是這個崇高的政治目標,使他們聚結在一起,飽經風雨,而牢不可破。因此,從這個生死與共的集團行為出發,並結合關羽的個人言行,才能對其人格魅力有深切的認識。

   劉備的文武才略,當時人評價極高。曹操說“夫劉備,人傑也”。又說:“今天下英雄惟使君(指備)與操耳,本初(袁紹)之徒不足數也”。郭嘉、程昱也說:“劉備有雄才,而甚得眾心”。周瑜、魯肅皆認為劉備“天下梟雄”。廣陵太守陳登稱:劉備“雄姿傑出,有王霸之略”。當時群雄逐鹿中原,劉備在他們心目中聲望頗高,且深受尊崇。興平元年(194年),徐州牧陶謙病篤,謂別駕糜竺曰:“非劉備不能安此州也”。謙卒,劉備推讓袁術。廣陵太守陳登曰:“公路(術)驕豪,非治亂之主,今欲為使君合步騎十萬,上可以匡主濟民,成五霸之業,下可以割地守境,書功於竹帛”。北海相孔融也勸說:“袁公路豈憂國忘家者邪?……今日之事,百姓與能,天與不敢,悔不可追”。可見他們都認為劉備憂國忘家,乃治亂之主。陳登等遣使告袁紹雲:“州將殂殞,生民無主……輒共奉故平原相劉備府君以為宗主,永使百姓知有依歸”。袁紹答曰:“劉玄德弘雅有信義,今徐州樂戴之,誠副所望也”。劉備助曹操敗亡呂布後,曹操表劉備為左將國,“禮之愈重,出則同輿,坐則同席”。建安四年(144年),當劉備離曹營依袁紹時,紹親自去鄴二百里,迎接劉備。史載:“備歸紹,紹父子傾心敬重”。建安六年(201年),劉備歸劉表,“表自郊迎,以上賓禮待之”。這些霸主何以為此敬重劉備?我想除了他的才略外,其躬行仁義,為人心所歸,應該是一個重要原因。劉備少時師事同郡大儒盧植。植少與鄭玄同師通儒馬融。當時人曾說:“盧植名著海內,學為儒宗,士之楷模,國之楨幹也”。范曄在《後漢書•盧植傳》讚曰:“風霜以別草木之性,危亂而見貞良之節,則盧公之心可知矣。……君子之於忠義,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也”。這是說,盧植身處亂世,無論遇到何種情況,都不違背忠義。盧植不僅品學兼優,而且“深達政宜”,“才兼文武”。他先後任太守、侍中、尚書、北中郎將等軍政要職,業績卓著。劉備有幸在少年時代投身到盧植這樣一位呂、學、才氣俱臻上乘的名師門下,所受儒家思想熏陶教誨,對其一生影響不可低估。劉備後來在領豫州和徐州牧時,“週旋陳元方、鄭康成間,每見啟見,治亂之道悉矣”。劉壎《隱居通議》卷24稱:“此數語甚偉,非唯可見先主君臣論治之懿,亦因是知先主與元方、康成週旋,固有得于儒學之論,豈止專于武略而已哉”:元方父陳寔及弟季方,皆有盛名。陳寔“德冠當時”。陳登曾說:“夫閨門雍穆,有德有行,吾敬陳元方父子”。鄭康成“經傳洽熟,稱為純儒”。他整理儒家著作,“括囊大典, 羅眾家,刪裁繁誣,刊改漏失,自是學者略知所歸”。鄭康成在誡子書中反復強調:“勗求君子之道”,“以近有德”;“顯譽成幹僚友,德行立於已志”。孔融深敬康成,稱其為“仁德之正號”。通過盧、陳、鄭三大名儒的教誨,使得儒家思想仁愛、忠義、德行情操等,對劉備一生影響頗深。

   建安十三年(208年),曹操徵荊州,劉備南撤,操急追。荊州人眾投劉備者10余萬,輜重拖累,日行十余堙A或勸曰:宜避開人眾,“速行保江陵”。劉備說:“夫濟大事,以人為本,今人歸吾,吾何忍棄去”。習鑿齒評論說:“先主雖顛沛險難,而信義愈明,勢偪事危而言不失道。追景升(劉表)之顧,則情感三軍,戀赴義之士,則甘與同敗,見其所以得物情者,豈徒投醪撫寒含蓼頭問疾而已哉!其終濟大事,不亦宜乎”!蜀漢章武三年(222年)四月,劉備病篤,遺詔後主:“勿以惡小而為之,勿以善小而不為。惟賢惟德,能服於人。汝父德薄,勿效之”。又呼魯王與語:“吾亡之後,汝兄弟父事丞相,令卿與丞相共事而已”。這個遺詔古往今來,不知打動過多少人的心弦,而為之掩卷嘆息。劉備以帝王之至尊,臨終彌留之際,對繼位者,對親人,對大臣,對國家,一字不沾權勢利慾,而是諄諄教誡其崇善、棄惡、尚賢、明德,而且自謙自責,而心神如此坦然安祥,若非有儒家正面文化素質的最高修養,是絕對作不到的。劉備臨終遺詔所反映的崇高思想境界,在我國一千多年封建社會的眾多章王中,只有他一人。所以陳壽高度評價說:“先主之弘毅寬厚,知人待士,蓋有高祖(劉邦)之風,英雄之器焉。及其舉國托孤于諸葛亮,而心神無貳,誡君臣之至公,古今之盛軌也。”

   關於蜀國賢相諸葛亮,乃是儒家“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價值取向的忠實執行者。大家公認,他一生的言行,“在封建時代,道德標準是很高明”。唐代革新家名相裴度曾說:“嘗讀舊史,詳求往哲”,有的人忠於君主,而無開國才略;有的人品德高尚,而無治世法術,這四者兼備的,唯有諸葛亮一人。我們曾將諸葛亮一生的言行功業,歸結為三點:修身善德,盡忠為國,虛心納諫,廉潔奉公,嚴明法紀,一身正氣的典範精神;忠順勤勞,盡職盡責,自強不息,百折不撓的進取精神;為實現國家民族統一、國富民安的遠大理想,“鞠躬盡力,死而後已”,為國家民族益利而奮鬥終生的獻身精神。諸葛亮崇高的精神風貌,有一種凜然不可侵犯的正氣,其立身行事及宏文雅論,包含著正心、立身、待人、治國、治軍、用兵、明法等豐富深邃的內涵,其中感人至深者,莫過於他對國家、對居主、對家人、對同僚、對下屬、對百姓,所表現出來的那種濃厚的人情味和博大的愛心。正是其博雅深切的愛心,給人們心靈深處以極大的撞擊和感召力。

   唐太宗稱道諸葛亮為政,“開誠心,佈公道;盡忠益時者,雖仇必賞,犯法怠慢者雖親必罰”。他總結諸葛亮治國八字訣:“忠誠、無私、平直、大信”,要大臣們學習並身體力行。北宋改革家王安石特別謳歌諸葛亮勵精圖治,自強不息的品格,以寄託其富國強兵的政治理想。大文豪蘇軾稱諸葛亮為“萬乘之師”。南宋愛國詩人陸游讚揚諸葛亮“精忠大義”,“千載如生”。朱熹“每酒酣,多朗誦《出師表》,或書之以贈友人”。民族英雄文天祥《懷孔明詩》雲:“至今出師表,讀之淚沾胸。漢賊明大義,赤心貫蒼穹”。元代詩人薩都剌歌頌諸葛亮《出師表》所體現的“忠貞大義,與日月同輝”。清朝康熙曾說:“諸葛亮雲‘鞠躬盡瘁,死而後已’。身人臣者,惟諸葛亮能如此耳”。在封建制時代,有讀《出師表》不流淚者非忠臣的說法。實際上,這表明《出師表》所反映的忠幹國家民族的精神,與歷代愛國志士在思想情操上是一脈相通的。

   如果說諸葛亮是蜀漢高層領導集團中文班領頭人,那麼,關羽就是這個集團中武班領頭人。《三國志•蜀書•關羽傳》注引《江表傳》稱:“羽好《(春秋)左氏傳》,諷誦略皆上口”。這條記載又見《吳書•魯肅傳》注引《江表傳》,此乃呂蒙向魯肅所說:“斯人(羽)長而好學,讀《左傳》略皆上口”。可見其真實可信。《三國志集解•關羽傳》引黃奭曰;有墓誌言羽祖石磐父道遠,三世皆習《春秋》。此說見於碑刻,當有所據。因關羽家世傳《春秋》學,羽年少習之,故年長猶能背誦,也足見其對《春秋》研讀諳熟。《春秋》是一部編年體史書,相傳孔子據魯史修訂而成。所記起魯隱西元年,迄魯哀公十四年,凡12公242年。《春秋》敘事簡潔,深寓儒家倫理道德褒貶。故《孟子•滕文公下》說:“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春秋》為經,其傳有左氏、公羊、榖梁三家。《左氏傳》詳于史實,公羊、 榖梁二傳以釋義例。關羽從小愛儒家思想熏陶,因而在處身立事道德規範上,同劉備、諸葛亮可算同道中人。劉備甚有知人之明,他之所以特別看重關羽,深知其德才兼備,後來將留守荊州以及北伐的重任交給他,其原因也在於此。

   關羽追隨劉備約35年,先為兄弟,後為君臣。劉備在取益州之前的31年的鬥爭生涯中,從縣尉小吏到郡國相、州牧,顛沛流離,幾起幾落,曾投靠過割據勢力公孫瓚、陶謙、呂布、曹操、袁紹、劉表。他多次被敵軍打敗,甚至兩次連妻子家屬被俘。當時群雄逐鹿,不少謀士、武將依據各霸主地盤勢力大小,離散組合不常。而關羽對待劉備,不管其處於何種情況,都衷心擁戴,矢志不渝,這在戰亂時各種勢力盛衰莫測的形勢下,是難能可貴的。這既說明二人相知甚深,情操政見相侔,又表現出關羽對劉備所具有的一種純真的人間情義。

   建安五年(195年)正月,劉備為曹操所敗,奔袁紹。操軍攻破下邳,俘關羽,“拜為偏將軍(為主將下屬副將,五品),禮之其厚”。同年四月,關羽斬顏良,解白馬之用圍,曹操表封羽為漢壽亭侯。曹操素“壯羽為人”,深加寵愛,“暗察其心神無久留之意”,特示張遼:“卿試以情問之”。既而遼以問羽,羽嘆曰:“吾深知曹公待我厚,然吾受劉將軍厚恩,誓以共死,不可背之。吾終不留,吾要當立效以報曹公乃去”。張遼將此意稟告曹操,操曰:“事君不忘其本,天下義士也”。關羽斬顏良後,曹操知其必去,特“重加賞賜”,意欲挽留。關羽毅然“盡封其所賜,拜書告辭,而奔先主于袁軍”。曹操部屬“欲追之”。曹操制止說:“彼各為其主,勿追也”。這段記載內涵豐富,發人深思,歷來為人們所讚嘆不絕:

   其一,當時劉備大敗後,軍隊離散,寄人籬下。而曹操為中原兩大霸主之一,且即將統一中原。他對關羽又封官拜爵,賞賜有加。而關羽仍離曹歸劉,說明他不為高官厚爵所誘,更顯其對劉備的忠義,可貫蒼穹。其二,絕不因其對劉備的忠義彌篤,便置曹操的厚愛于不顧,決心要報效而後去,並說到做到。這又表明他不是專注忠義于一人,而是以忠義為立身行事的根本。所以宋代唐庚說:“關羽為曹公所厚,而終不忘其君,可以賢矣。然戰國之士亦能之”。至於關羽“必欲立效以報曹公,然後封還所賜,拜書告辭而去,進退去就,雍容可觀”。這是“戰國之士”所作不到的。其三,關羽對張遼講明其心跡,以示不欺,誠心感人。這便是呂蒙稱讚關羽的“斯人長而好學,梗亮有雄氣”,即具有光明磊落的英雄氣概。其四,他特將曹操給予的一切“重賞封還”,分文不取,“拜書告辭”。不為名利動心,不為封爵縶情,這又表明關羽為追求既定的志向,視名利為糞土的高貴品質。其五,曹操以明主的胸懷,為關羽忠義所感,讓其離去,以成人之美。故斐松之評論說:“曹公知羽不留,而心嘉其志,去不遣追,而成其義,自非王霸之度,孰能至於此平”。

   唐禮部尚書虞世南頌關羽:“利不動,爵不縶,威不屈,害不折,心耿耿,義烈烈,偉丈夫,真豪傑,綱常備,古今絕”。明代程敏政《讀將鑒博議》引戴溪言:關羽“古今稱之者,以其忠義大節,足以仰高於後也”。元代郝經《漢義勇武安王廟碑》文指出:“昭烈始終守一仁,武安王始終守一義”,而諸葛亮則始終守一忠。蜀漢君主、文武領班者三人所守仁、忠、義,可以說是儒家思想和品德情操的核心。仁者,講仁政,使人民生活幸福,講博愛,也就是今天人們常講的愛心。忠者,指對君主、國家、民族忠誠。古代君主和國家是一個概念,故當時臣僚常把君主稱國家。精忠報國,實質上就是愛國主義思想。義者,講正義,請情義,指維護公正合理的事,指一種人間真情。劉備甘願與10萬投靠他的普通百姓,同生死,共休戚,表現其崇高的博愛精神。諸葛亮“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忠貫日月,關羽義薄雲天。仁愛、忠誠、信義這三者,在封建制時代,雖說具有不同的階級內涵,但從整個國家民族的利益講,它又具有共同性和普遍意義。在我國社會歷史發展中,上述蜀漢最高領導層三個代表人物,其立身處事既符合我國主體文化儒家的政治理想和道德規範,又基本上體現了我國傳統優秀文化中的一部分。正由於此,在現實生活中,我們還常常稱讚仁愛、仁慈、博愛、愛心;忠心、忠烈、忠誠;忠義可嘉、見義勇為、仗義執言、義不容辭、仁至義盡等合理正確的行為準則。雖然時代不同,含義也有別。但歷史文化不能割斷,新舊曆史文化之間有一種繼承和發展的關係。諸葛亮和關羽長期以來,被封建統治者、志士仁人、普通老百姓所謳歌、崇拜,並祀為神靈,其緣由盡在於此。尤其是關羽,他除了忠肝義膽外,還具有驍勇善戰,武藝絕倫、光明磊落等光輝形象。因而在宋元以後封建制後期,國內民族矛盾和階級矛盾以及同外國侵略者的鬥爭,逐漸趨向激烈的形勢下,無論封建統治者或廣大人民群眾,都需要一種趨“人間的力量”來保衛國家的統一,社會的安寧,人民的生存。

   馬克思主義認為,在人類社會歷史發展進程中,科學尚不發達時,人們有著軟弱的一面,當人力無法克服自然力或社會矛盾時,必然要“用想像和借助想像以征服自然力,支配自然力”,這時人們便造就了神這種“超人間的力量的形式”,以作為精神上的支撐和安慰。關羽這位在眾多武將中,其忠義至醇、神勇超人、武藝絕倫、光明磊落等具有突出優勢,因而被人們選中了作為一種超人間力量的神靈,而加以頂禮崇拜。同時,忠義、護國、神勇、靈祐、保民、綏靖、伏魔、宣德等一頂頂桂冠,不斷地加在他的頭上。北宋以後,歷代文人學士的關廟碑文和詩詞,都是集中歌頌其忠義神勇,保國祐民,以及抗禦外侮,軀散邪惡。即所謂:關羽“亙萬古而為神”,“佑我皇明,億萬年祗”;“旌善誅惡康黎元”。“鎮撫海澨,再戰殲倭”等等。以此作為保衛國家民族,以及維護人民利益的一種支撐力和精神安慰。當科技進步,人間力量能夠征服自然力解決社會矛盾時,屬於“超人間力量”的神,也就自然會消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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