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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將群中獨一人關羽人神辨析(3)
2015-08-11 14:48:24    華夏經緯網

  (三)名將風采

   魏文帝君臣皆稱關羽為蜀國“名將”。這種讚譽符合歷史真實嗎?回答應當是肯定的。曹操最著名的謀士郭嘉稱:“張飛、關羽者,皆萬人之敵也”。魏國名臣程昱也說:“關羽、張飛皆萬人之敵也”。《三國志》作者陳壽雲:關羽、張飛“皆萬人之敵,為世慮臣”。當時人常稱譽武將“為萬人之敵”,謀臣為“萬人之英”。這裡“萬人”乃多的概數,武將言其武勇膽識、武藝超群;謀臣則言其立國安邦,文武謀畧在眾人之上。曹魏謀臣劉曄更說:“關羽、張飛勇冠三軍”。孫吳名臣周瑜稱關羽“皆熊虎之將”。呂蒙數稱:“關羽實熊虎也”;“關羽素勇猛,既難為敵”;“關羽驍雄”。陸遜稱關羽為“當世雄傑”;關羽有“驍氣”。這裡所謂“熊虎”,虎為百獸之王,熊乃獸中之兇猛者,以此喻關羽乃武將中之佼佼者。所謂“雄傑”、“驍雄”、“驍氣”,都是指關羽具有名將的英氣、驍勇和風度。總之,上述諸人對關羽的各種稱道,表明在關羽身上體現了名將所應該具有的驍勇非凡、武藝絕倫、所向無敵的英雄氣概和素質。

   關羽的名將風采,集中表現在他同袁紹大將顏良的一次戰鬥中。建安五年(200年)四月,北方兩大軍事集團袁紹與曹操在逐鹿中原時,相持于官渡(今河南中牟縣東北)。袁紹遣大將顏良攻曹操東郡太守劉延于白馬(今河南滑縣東)。曹操派張遼、關羽為先鋒,阻擊顏良軍。據《三國志•蜀書•關羽傳》記載:關羽“望見(顏)良麾蓋(指大將征戰所乘戎車,設幛麾張蓋),策馬剌良于萬眾之中,斬其首還,(袁)紹諸將莫能當者,遂解白馬之圍”。陳壽這段有聲有色的記載,將袁曹兩軍主將對陣時,關羽所表現的雄傑、虎威、驍勇的名將風采形象,活靈活現在讀者面前。關羽“剌良”,顯然是用長戟或長矛,斬其首是用大刀。長戟、長矛、大刀乃是當時武將和兵士常用的武器。張飛也用長矛殺敵。曹操驍將典韋臨戰,“但持長矛撩戟”,或“好持大雙戟與長刀”。公孫瓚戰鬥,“自持兩刃矛”殺敵。三國稍後,前趙時隴上勇士陳安每戰“左手奮七尺大刀,右手執丈八蛇矛,近交則刀矛俱發,遠則左右馳射而走”。後趙將領冉閔“攻戰無前”,臨戰“乘赤馬朱龍,左杖雙刃矛,右執鉤戟”。

   關羽在萬眾敵軍之中,斬上將之頭,如此英姿瀟灑,從容不迫,以致在後世武將中傳為佳話,多以關羽為榜樣。如東晉劉遐“忠勇果毅”,“值天下大亂,遐為塢主,每擊賊,率壯士臨堅推鋒,冀方比之張飛、關羽”。南朝劉宋名將檀道濟,“威名甚重”,其部屬參軍薛彤、高進之二人,“勇力過人”,“身經百戰”,“時以比關羽、張飛”。劉宋孝建元年(454年)正月,豫州剌史魯爽反叛,名將薛安都奉命徵爽。臨戰,安都“躍馬大呼,直往剌之,應手倒……爽世梟猛,鹹雲萬人敵,安都單獨直入斬之而返,時人云關羽斬顏良不是過也。”南朝陳太建五年(573年),陳明徹率大軍北伐,攻北齊秦郡(今江蘇六合縣)。北齊派大將尉破胡率大軍10萬增援,其前鋒兵精,“有西域胡,妙于弓矢,弦無虛發,眾軍憚之”。明徹謂名將蕭摩柯曰:“若殪此胡,則彼軍奪氣,君有關、張之名,可斬顏良矣”。摩柯飲酒畢,騎馬衝齊軍,西域胡“挺身出陳前十余步,彀弓未發,摩柯遙擲 銑,正中其額,應手而仆。又斬齊軍前鋒大力十余人,齊軍退走”。北魏楊大眼、崔延伯“為諸將之冠”,號稱“國之名將”。大眼身為將帥,常身先士卒,“衝突堅陳,出入不疑,當其鋒者,莫不摧拉”。“當世推其驍果,皆以為關、張弗之過也”。魏晉南北朝時期,類似上述將領共有13人。他們戰鬥意氣風發,勇猛異常,武藝過人,時人以名將關羽相類,表明關羽戰鬥作風對後世的影響,以及後世武將對關羽的崇拜。

   關羽並非只有一般名將英勇戰鬥的作風,以及武藝超群的素質,而且具有指揮大型戰役的能力。此點,試以關羽的北伐為例證。關羽在全面負責荊州軍政事宜後,為了待機北伐,經過週密考慮,作了三方面的準備工作。第一、為了防備吳國進攻,大築江陵城,將其建成內外套城,形成堅固的兩道防線。第二、除積聚糧食軍用物資外,大造舟船,操練水軍,以便北伐時利用漢水步、騎、水軍聯合作戰,以加強戰鬥威力。第三、聯合魏境反曹勢力,作為內應,以便北伐時擴大聲勢。如建安二十二年(217年),對許昌少府耿紀起兵的援助;建安二十三年(218年),與南陽守將侯音起兵的聯合,皆屬此類。

   建安二十四年(219年)七月,關羽臨北伐前,除增兵加強公安、江陵的防備外,又在公安、江陵附近沿江置“屯候”,以便隨時偵察吳軍功向。實際上,對吳國形成沿江屯候、公安、江陵內外套城四道防線。而且江陵距樊城前線只有180公晨,當時輕騎一日一夜行300里,只需一天多就能趕回。在關羽看來,對吳國的防範,可說是萬無一失了。

   關於北伐戰略戰術布署,可以分為五點:第一、這次北伐的戰略目標,乃是奪取曹魏在荊州北部的兩個據點襄陽、樊城,以便作為將來北上宛、洛的基地;第三、襄陽在漢水與淯水合流處的北面,樊城在襄陽沿漢水上溯的9公里處,兩城皆依傍漢水,故決定秋季雨水季節北伐,可以充分利用漢水發揮水師的優勢;第三、集中優勢兵力圍殲襄、樊守軍,尤其是曹仁在樊城的主力守軍;第四、致函漢水上游的劉封、孟達,請其派兵從西北面支援,使樊城兩面受敵;第五、派小股遊軍北進,威脅許昌,以動搖襄、樊守軍。

   戰爭開始後,關羽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親率大軍圍曹仁于樊城。曹操先派汝南太守滿寵援助曹仁,又遣于禁等七軍助仁。八月,暴雨,漢水準地漲數丈,于樊七軍和曹仁別部龐德軍被水淹沒,于禁、龐德避水登高堤上。關羽利用強大“舟兵”,乘大船攻擊,四面放箭,戰鬥異常激烈,從早晨戰至日中,于禁勢窮投降,龐德被俘殺,共俘曹軍3萬餘人。關羽消滅了于禁援軍後,圍禁城數重,內外斷絕,樊城糧食將盡,危在旦夕。又遣別將圍曹仁別帥呂常于襄陽,以阻止其援救樊城,並迫使曹魏荊州剌史胡修、南鄉太守傅方投降。

   關羽先派遊軍北上潁川郡郟縣(今河南郟縣)地區活動,此地離曹魏都城許昌(今河南許昌市東)約75公里,當時輕騎兵一日便能到達。於是,北方震動。十月,弘農郡陸渾縣(今河南嵩縣北,離洛陽約60公里)民孫狼以吏民反役“作亂,殺縣主簿,南附關羽”。羽“授狼印,給兵,還為寇盜,自許昌以南,往往遙應羽,羽威震華夏”。曹操“以漢帝在許,近賊”,“議徙許都以避其銳”。經蔣濟等勸止。曹操急派徐晃督大軍助仁,以解樊圍。又派趙儼以議郎參曹仁軍事。關羽派別軍屯樊城之北五里的偃城,以阻擊徐晃援軍。徐晃因“所將多新卒,以羽難與爭鋒”,遂前至離偃城西北十里的陽陵陂屯營,猶豫不進。曹操又派將軍徐商、呂建等助晃。此時,曹魏群情洶洶,皆以為曹操如不親徵,曹仁、徐晃等必敗。曹操自洛陽南下,欲親徵關羽,駐軍摩陂(在郟縣東南)。此處距許昌45公里。曹操駐此,實際上一則為鎮懾北方,捍衛都城安全;再則遙控襄、樊前線戰事。曹操駐軍摩陂後,又接連遣殷署、朱蓋等十二軍詣晃助陣。仍恐徐晃等軍為關羽所破,又密令駐守在居巢(今安徽銅城縣南)防吳的張遼軍,以及袞州剌史裴潛、豫州剌史呂貢等率軍趕救曹仁。當各路援軍陸續前至,在樊城北雙方一場大戰後,軍事形勢逐漸向對關羽軍不利方向發展。關羽當機立斷,決定有計劃地主動撤退。先從偃城退至樊城北面的圍頭、四冢屯營,然後又利用漢水舟師撤樊城圍,退至襄陽。正當此時,江陵、公安失守。

   在五個月北伐戰爭中,關羽按照預定謀略,利用漢水以步、騎、水師聯合作戰,重點圍困襄、樊,阻擊援軍,並派遊軍北上,聯合反曹勢力,從而使北伐軍一直處於主動地位。曹操先後派滿寵、于禁、徐晃、趙儼、徐商、呂建、殷署、朱蓋、張遼、裴潛、呂貢等共11人(將領7人,參軍1人、剌史2人、太守1人),其中除張遼、裴潛、呂貢等軍因關羽撤圍未到樊城外,其餘8人都參加了樊城戰役。于禁七軍被關羽所俘3萬餘人,加上死亡逃散的,當不下4萬人,每軍在5千人以上。徐晃同夏侯淵以重兵守漢中,夏侯淵戰死後,徐晃率重兵屯宛,當不下萬人。殷署、朱蓋等12軍,殷署一軍為5千人,其餘11軍仍以每軍5千人計,徐晃、殷署、朱蓋等軍共約7萬人。曹仁、呂常所領樊城、襄陽守軍,當不下1萬人。曹魏方面,最後階段守軍和援軍,總共大約有8萬餘人。關羽荊州軍大約總數5萬人,除留守後方外,北伐主力軍約有4萬餘人。以此前後對抗曹軍12萬,中期以後對抗曹軍8萬餘人。在戰鬥中,俘降其將領1人,剌史、太守各1人,俘殺其將領1人,消滅曹軍主力近4萬人。而關羽荊州軍無論進攻或撤退,都按預定謀略進行,井然有序,無重大傷亡。應該說,其戰績是顯著的。

   就北伐整體戰局而論,這不是一次尋常的戰役,因為曹操親至摩陂坐鎮指揮,調兵遣將,同關羽交鋒的將領如曹仁、于禁、龐德、徐晃等都是其手下第一流名將。而且關羽又是在劉封、孟達等援軍不到,以寡不敵眾,孤軍奮戰的形勢下指揮的這場戰役。儘管為此,關羽面對強敵,無所畏懼,既按預先謀略,併發揮其隨機應變的指揮能力。在北伐戰爭發展的三個階段:消滅主力援軍時,充分運用水軍的優勢;圍城阻援時派出遊軍北擾,並利用北方反曹勢力;在戰局趨向不利時,又主動撤退,因而關羽始終把握著戰爭的主動權,從而取得了一定的戰績。所有這些表明,關羽不但具有真刀真槍實戰的非凡本領,而且是一位具有指揮大型戰爭能力的名將。

   關於關羽的敗亡,元代郝經曾籪硐﹛G“關羽祠前重回首,荊州底事到今爭”。這裡“底事”當指吳蜀荊州借還之爭,以及關羽由威鎮華夏而頃刻敗亡原因的眾說紛紜。前者姑且不論,而關羽敗亡原因,我認為主要有五點:一、在襄、樊遭遇強敵,甚至曹操遙控指揮,不能儘快結束戰鬥;二、後方孫權違盟,親率超一流統帥呂、陸二人乘機偷襲;三、關羽矜驕淩人,江陵失火燒軍器,又嚴責糜芳,助其臨陣投敵;四、劉封、孟達不和,未派援軍相助;五、在五個月長期北伐中,前有強敵,後遇偷襲,劉備、諸葛亮竟然始終未發一兵一卒相助。此點千載為人所不解。黃恩彤雲:“蜀之君臣,但喜其(羽)勝,不虞其敗”。呂蒙、陸遜“用奇兵而蜀不防”。曹操前後共遣徐晃等十二余軍以救樊城,“而蜀不聞遣將,增一旅以援羽……豈非失事機也哉”。姚范也說:呂蒙“襲江陵”,陸遜“守峽口以備蜀,而蜀人(指劉備、諸葛亮)當時之疏忽如此。吳人之耽眈于荊州,而忌關羽之成功,不待智者而知,而當時(蜀君臣)若付之度外……蜀之謀士,當不若如是之疏,陳氏(壽)或不能詳耳”。黃、姚二人都認為,關羽失敗主要責任在劉備、諸葛亮不派援兵,我基本同意此說。

   《隆中對》把荊州作為蜀國北伐中原的一個戰略據點,忽視了“荊州在揚州上游,關係吳國的安顧,孫權對荊州是勢所必爭的,否則便不能有吳國”。劉備、諸葛亮在夷陵之戰以前,對此始終無深刻認識,從而反復同吳國爭奪荊州,把蜀軍主力10余萬消耗在荊州戰場,劉備、關羽也為此喪命。故蜀國龐統、法正、趙雲,皆主張放棄荊州,集中主力北上爭奪雍、涼和關中,並有吳國為援,如此蜀國形勢當會改觀。既然劉備、諸葛亮未覺察其戰略計劃的錯誤,所以對吳國必全力爭奪荊州,毫無思想準備。他們把蜀漢兩大戰略據點之一的荊州重任,只交給關羽一人擔當,以一人之智力,如何能對付魏、吳兩大敵對強國。而且,在關羽北代緊要關頭,又不給予一兵一卒支援。所有這一切,皆源於《降中對》所包含的錯誤因素,未據政治形勢發展而加以修改。明乎此,再看前述關羽敗亡的五條原因中,最重要的是第五條。另外,第一、二、四、五條,皆屬客觀因素,而非關羽的主觀力量所能克服。因此,我認為荊州的失守,主要責任不在關羽,而是蜀國戰略方針失誤造成的。關羽雖有一定責任,但其忠於職守,以身殉職,應無所非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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