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竇唯登上三聯生活週刊19期封面
在人們的印象中，竇唯是這樣的一個人:他是一個有才華的歌手，他經歷過兩次失敗的婚姻，他做了很多讓人摸不著頭腦的音樂，他有唱歌天賦，卻放棄了唱歌，專注于音樂的世界，他在演出的時候突然罵起了同行，他點燃了一家媒體記者的汽車……然後，他在一份聲明中這樣說:“因對某些媒體的報道有異議，在與媒體的接觸中，媒體不能坦誠交流，意圖引起公眾注意，所以採用了過激行為。”人們對他“意圖引起公眾注意”的方式感到不解。
從種種事件中，竇唯被描述成一個腦子有毛病，行為不正常的人，因為正常人是做不出類似這樣的事情的，即便是一個藝術家，也總有理性的一面。那麼，竇唯究竟是一個什麼樣的人呢？如果我們能了解他的成長過程，也許不難理解他為什麼這麼“不正常”了。事實上，不管竇唯作為一個搖滾歌星還是一個音樂家，甚至他被當成八卦的主角，都沒有向人們展示出一個真正的竇唯，人們對竇唯的誤解，恰恰也導致他最終採取過激行為，儘管這種了解一個人的方式充滿了悲劇色彩。他人即地獄，也許只有竇唯下了地獄，人們才能正視一個真正的竇唯。
蘇陽是竇唯的初中同學，也是在竇唯的影響下，他成了一名樂手，並在1995年組建了“麥田守望者(blog)”樂隊，談到初中時竇唯給他留下的印象，蘇陽說很多事情都回憶不起來了，那時候都是小孩，不過，在蘇陽的眼裏，竇唯在當時算是一個挺另類的學生，“我們是市重點中學，他在這個學校裏算是一個調皮、惡作劇比較多的學生，我跟他不是一個班，但也認識。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他穿一身特別緊身的牛仔服，那時候穿這樣衣服的人很少。上高中之後他已經不在五中了。他初中跟他最好的朋友跟我一個班，也跟我是朋友，這樣我們才熟悉”。
竇唯是個在音樂品位上始終跟別人不一樣的人，在上初中的時候就這樣，蘇陽說:“他那時候唱歌的方式都跟別人不同，我估計他當時早就想好了以後怎麼唱歌了。”當時社會上流行霹靂舞，竇唯在這方面比較擅長，沒事就教蘇陽跳霹靂舞。
談到竇唯的惡作劇，蘇陽說:“他很喜歡音樂，在學校有什麼文藝表演，他就上來吹笛子，我記得印象最深的是，在學校的一個歌咏比賽的活動上，他上臺後，拿著一片木板，一邊敲著桌子打拍子，一邊唱鄧麗君的歌，直接就被班主任給薅下去了。那時候鄧麗君還是靡靡之音，我們上初中還是80年代初，別說唱鄧麗君的歌，聽鄧麗君都不容易。”
中學時代的竇唯是朝氣蓬勃的，和很多活躍的學生沒什麼區別。“那時候根本想像不到他現在的性格有這麼大的變化，當時他挺新潮，追時髦，倒也沒覺得他有音樂天賦，反正挺喜歡音樂。他的性格挺開朗，挺愛說話。他不是那種亂貧的人，那時候他就挺有主見的，比如一幫人出去玩，大家能說出一大堆意見，他先不說，到最後他總結，要不咱們這樣吧。實際上他事先早就想好了。”蘇陽說。
竇唯的音樂道路受家庭的影響很大，父親是搞民樂的，母親在北京第一機床廠工作，也喜歡唱歌，在廠裏唱歌數一數二，所以人們都說他媽媽是“一腕兒”。在竇唯上中學時父母離婚，他和妹妹一直跟母親在一起生活。
家庭環境是否對竇唯有過什麼影響呢？蘇陽說:“也許小時候對他的影響在當時沒有表現出來，還沒有形成一個思維方式，但是這些東西可能在他心裏有影響了，可能都不知道。也許大了之後才會去想到這些事兒。”
那時候同學都覺得竇唯這人挺聰明，很智慧，開玩笑、惡作劇，“大家特願意跟他一塊玩，至少我們這些老朋友覺得他那時候挺正常的，挺開朗的。”蘇陽說。
竇唯在職業高中上了一年的學，就考進了北京青年輕音樂團，他開始到外地走穴，這時候的竇唯在同學的眼中已經和過去不一樣了，蘇陽回憶道:“記得那時候他跟我說一場能掙30塊錢，對我們這些學生來說這太了不起了，有時候一天唱好幾場，按我們的感覺就是他已經發了。耐克喬丹一代的鞋，99塊錢一雙，那時候也就他能買得起，他不走穴我們就在一起，我們就在一起抽煙，上高中抽煙是件挺大的事情。然後他就給我們講走穴的故事，那會兒覺得他挺好玩的。”
竇唯在音樂上的感覺隨著他進入專業團體漸漸顯露出來，他雖然文化課的成績一般，但絕對算得上是一個好孩子，“他從來沒有挨過處分，他性格比較溫和，從來不打架鬥毆。我們這幾個朋友都是暴脾氣，他屬於脾氣比較小的那種人”。
有一次，蘇陽去輕音樂團找竇唯玩，竇唯告訴他，打鼓挺好玩的，於是就當場教蘇陽打鼓，蘇陽一下子就喜歡上了打鼓，後來組了樂隊，蘇陽一直是鼓手。竇唯做事很認真，他這種認真往往能感染周圍的人，“在音樂方面他確實影響了我們這一幫朋友，我們都特別喜歡音樂，我是受影響幹上這行，其他人不管幹什麼行業，都特喜歡音樂，都是竇唯影響的”。
不過蘇陽也說:“竇唯小時候的確開朗，但不是能和你交流的人，那時候很多朋友雖然小，十七八歲，但是可以聊天了，說一些心裏話什麼的，但他很少跟人有心靈上的交流。我始終覺得他不是那種善於表達的人，至少在用語言表達這方面。竇唯的歌詞說真的算不上好歌詞，因為他真說不出來。”
1987年左右，竇唯進入了搖滾圈。
現在“不一定”樂隊的成員陳小虎算是認識竇唯比較早的一個人，也是當初北京搖滾圈裏出道較早的一撥人，用他的話講，崔健他們算第一撥，他是第二撥。
陳小虎回憶他當年認識竇唯的過程時說:“1987年，我們在北京化工學院演出，我們有一個樂隊叫‘派’，樂隊的成員有高旗、何勇、曹鈞、驊梓和我，我們唱上半場，都是些翻唱的歌，崔健唱下半場，我們樂隊有三個人爭著當主唱。演出結束了大家都不散，很多人都上來即興表演，這時候竇唯上來了。那時候竇唯很年輕，挺有衝勁，他當時唱了一首‘威猛’樂隊的歌，覺得這哥兒們唱得真棒，他的即興能力特別好，用咱們的話說臺緣兒很好。我記得竇唯那天給我印象最深的是他戴兩個眼鏡，因為他是近視眼又沒有現在這種可以分蓋的墨鏡，他就在近視眼鏡外面套了一個墨鏡。”
80年代中後期，搖滾樂開始在中國興起，那時候人們對搖滾樂知之甚少，只有搖滾樂的影子，還沒有成形，即便像崔健這一批最早的搖滾歌手，在今天看來，當時玩得也不是純粹的搖滾，他們不過是組成了樂隊，創作了一些歌曲。隨著他們對搖滾樂的了解增加和對樂器掌握的熟練，1988年後，中國的搖滾樂才有了形。
當時，對中國搖滾有著啟蒙作用的是英國的“威猛”樂隊來北京演出，那時候聽搖滾都很困難，陳小虎說:“那時候我們要想聽點什麼東西只能買空白磁帶，然後去找那些老外，跟他們交朋友，請他們吃飯，去飯館請人喝大瓶的燕京啤酒，然後去錄一些東西，包括賈斯汀的音樂等等都是這麼來的。”
陳小虎說:“像小竇這樣的，完全不知道從哪兒冒出來這樣一人，大家都覺得他唱得挺不錯，挺有感覺。我覺得他當時在舞臺上的表現力，國內完全沒有人能比。因為那時活動很少，外交人員常常在地下室搞一些活動，大家常在那裏聚會，然後大家慢慢就熟悉了。到後來小竇去了黑豹樂隊，寫了一些歌在那裏演出，我印象中他們是最火的，在舞臺上他也是表演最好的。”
“黑豹”樂隊是由郭傳林組建的，在搖滾圈裏，人們習慣稱郭傳林為“郭四”，熟悉的人都喊他四哥。談到竇唯加入“黑豹”樂隊的前後，郭傳林說:“1987年，我們搞一個活動，那時候‘黑豹’的主唱還是丁武，後來有人說給我介紹一個唱歌非常好，感覺非常好的歌手，叫竇唯，我就邀請他參加這次演出，演出的時候感覺他的靈氣和舞臺表現都很完美，再加上他的音色，後來丁武離開樂隊成立‘唐朝’，這時候我就想法把竇唯拉進來，這可能是‘黑豹’唯一的亮點。他那時候比較有朝氣，說話也比較幽默，接觸人也比較誠懇，有禮貌。我跟他談完了之後他考慮了幾天，後來他又跟我談了一些問題，他那時候在北京青年交響樂團當歌手，經常走穴演出。我跟他講，我組建‘黑豹’樂隊，每個人都要背水一戰，都要辭職，兩三年後就能出來。他當時也答應了加入‘黑豹’，在創作方面他還是比較積極的，對音樂的感覺和對音樂的執著，是在‘黑豹’期間無可替代的，他創作了不少優秀的歌曲。”
的確像郭傳林所說，大約3年的時間，“黑豹”真的走紅了，1990年，有六支搖滾樂隊在北京首都體育館搞了一場“90現代音樂會”，“黑豹”並沒有出現在演出名單中，這件事對“黑豹”的影響很大，不過，兩年後，“黑豹”的第一張專輯出版，以勢不可擋的氣勢橫掃大江南北，當時市面上的各種“黑豹”盜版磁帶多得令人咋舌。《無地自容》、《Don't
Break My Heart》、《別去糟蹋》成為流行一時的歌曲。而竇唯高亢激昂的演唱風格，成為“黑豹”樂隊最突出的標誌。
但是，也就是在“黑豹”第一張專輯出版不久，竇唯做出了一個令人吃驚的決定——離開“黑豹”。
10年前，記者採訪竇唯，問他當初為什麼離開“黑豹”，竇唯輕描淡寫地回答說:“因為在音樂上我又有了新的想法。”所以，在一次去海南的演出中，竇唯突然剪去了他的長髮，讓樂隊成員一驚。“我是想用這種方式告訴他們，我要離開樂隊。”竇唯說。
事實上，竇唯離開樂隊的真正原因，在今天也是一個眾所週知的秘密，那就是王菲跟他好上了。而之前王菲是“黑豹”鍵盤手巒樹的女朋友。郭傳林對此也感到很無奈，因為他知道，這種事肯定會影響到樂隊的內部團結。
“他有一次給我打電話，決定離開‘黑豹’，我問為什麼？他說也不為什麼。我跟他談了幾個條件，第一，別唱‘黑豹’的歌。因為他一唱‘黑豹’的歌，這邊肯定完蛋;第二，樂隊的一些所謂的秘密不能往外說，他都答應了。我說你的音樂風格看看能不能變化一下。前幾年，我們見面喝酒，他喝多了。我覺得那個保證書可能一直壓著他。我覺得當時對他有一定的壓力。”
在“黑豹”時期的竇唯，給人的印象和過去差不多，蘇陽說:“他在‘黑豹’樂隊，跟在高中沒區別。”郭傳林說:“那個時候他願意跟人交流，很有個性，比較外向。那時候比較愛表達，演出的時候我們倆都住一個房間，他是個喜歡交流的人，‘黑豹’時期的竇唯比較積極進取，後來發生變化是跟王菲結婚之後。他離開樂隊之後基本上就沒什麼聯繫了，偶爾通一次電話，等我再見到他，就發現他的性格開始發生變化了，比較沉悶，不愛說話了。我問他，你怎麼不說話？就在他潑人可樂，媒體鬧得最兇的時候，我見到他，那時候他變得更沉默，他剛跟王菲離婚。我覺得他的性格變化是情感上的問題，還有媒體的原因。”
這時的竇唯開始變成了一個怪人。究竟他與王菲走到一起又分開這段時間竇唯是因為什麼原因在性格上發生如此大的變化，不得而知。總之，那個活躍、開朗的竇唯不見了。
蘇陽說:“他性格的變化還真沒有一個明確的標誌，說他從哪一天開始就變了。大了以後，大家都明白了，有時候朋友聚在一起，他的狀態就很放鬆，但是大家坐在這裡聊天，他坐在旁邊，你能感覺他有話要說，憋半天，就嘆口氣。比如他始終對社會的狀態不樂觀，他就是想表達的時候最多也就一句話。有時候他可能會掰扯一下，但說來說去就那麼一句話。他不善於辯論，不善於引經據典。老朋友在一起都是陳芝麻爛穀子，都在回憶過去的事情，音樂上也很少交流，最多他就是說，我聽這個呢，然後把唱片放出來就不說話了。”
離開“黑豹”之後，竇唯組建了“做夢”樂隊，陳小虎也是樂隊的成員之一。“從那時起我們真正算一起做音樂，以前就是在一起玩，大家都是好朋友，有共同語言。從‘做夢’樂隊開始，對他才開始有一些真正的認識。”陳小虎說。
在陳小虎的眼裏，竇唯是一個非常逗，具有幽默感的人，“1992年之前他給我的印像是一個特別快樂特別幽默的人，他的話雖然不多，但是特別像相聲裏捧哏非常棒的人。那時候我們有一陣常去黃小茂家玩，黃小茂家還有一盤錄影帶，錄的就是我們倆說相聲。竇唯捧哏我逗哏，逗得小茂天天笑得前仰後合。竇唯是一個特喜歡玩，而且不是一個豁造(瞎折騰)的人。那個時候家裏剛有程式控制電話，也剛有野酸棗的廣告。竇唯就弄一個電話留言，一打電話就有一個‘野酸棗，滴溜溜的圓，我不在，請留言’，弄得人特逗。”陳小虎回憶這些經歷的時候顯得非常開心。
談到竇唯的變化，陳小虎說:“我覺得音樂可以記錄一個人當時的生活狀態，‘做夢’的音樂首先不是那麼流行、上口，那個時候竇唯開始有一些變化，對生活的認識開始有不同，性格上有些變化，話也少了，人也內斂了。我覺得人的變化肯定是因為很多方面，環境、家庭，包括自己真正步入社會，真正出來闖蕩。”
“當時記得朋友們都在勸他不要放棄。我印象很深，他說:‘我想好了，我決定。’這讓我覺得他很有主見，他要決定的事情就沒有人能勸。後來‘做夢’樂隊出完唱片後，他開始慢慢有些變化了。我後來也問過他，他的理由是人那個年齡做的就是那個年齡的事兒，這個年齡就該做這個年齡的事兒。”陳小虎說。
其實竇唯跟朋友在一起玩的時候，還是很放得開的，陳小虎講過竇唯曾經給大家拍過不少DV，“他每次出去玩就召集大家拍片子，我們曾經拍過武打片、恐怖片，連周迅、黃覺(blog)都跟我們一塊在裏面演過，還有專業的化粧師，還拍過抗日戰爭的片子，拍了大概有七八個，那是1994年左右的事”。
竇唯不愛說話，尤其是面對媒體的採訪時，他常常用幾個字就把記者打發掉，那時候，人們對竇唯不理解，覺得竇唯是故意裝出這樣的，周傑倫在公眾面前的裝是出於商業包裝的需要，而竇唯，在沒有任何商業意識下，不可能這麼裝出一副沉默的樣子，而且他不會一裝就是十幾年。
郭傳林說:“他不愛說話，我也不愛說話。一次他來我公司，我一直勸他開口唱歌，那次他來，在這裡待的時間特別長，我就放一張佛教音樂的唱片聽，突然他問我:‘四哥，你有病。’我就問他:‘咱倆到底誰有病？我覺得你有病。’他說:‘我是有病，咱倆犯的是同一種病，你看我在這裡待這麼長時間你都沒話跟我說。’我說:‘待著不一定說話，咱倆有一個溝通就行了。’”
陳小虎說:“他是一點一點變成這樣的。以前他好像不是很在乎這些。因為那時候也不是很受關注，他真正感覺壓力太大的就是跟王菲離婚。後來他很注意自己的言行，他說，言多語失。他非常注意別人對他的看法，比如頭一天一幫人在聊天，第二天見面他會問:‘我沒有什麼過分的地方吧？’”
郭傳林說:“竇唯不愛見人。所以我是不願意跟他吃飯，因為也沒得聊，就是吃。有一次吃飯，我跟他說，你過來，我這裡人多，熱鬧。他來到餐廳都坐下了，別人陸陸續續都到了，他就起來了，說:‘四哥，我走了。’我說:‘幹嗎？’他說:‘人太多。’他以前不這樣，那時候樂隊的人天天在一起，他有說有笑的。”
竇唯越來越靜了，無論是音樂還是生活中的表現，越來越低調。他從不去人多的地方，也不願意在人多的地方跟人見面，跟人約也是去那種很安靜的地方。他在後海的一家酒吧，一待就是3年。這兩年他又一直在南長街的清風茶館待著，朋友找他不用打電話，直接去那裏，他肯定在，因為這裡比較安靜。
竇唯喜歡安靜環境，能看出來，他是個想遠離是非的人。外面的安靜和內心的平靜，才能讓竇唯感到舒服。
這種沉默的性格讓竇唯在面對媒體的時候，變成了一層很安全的保護網，當有人告訴竇唯報紙上關於他的不實報道時，他最多用“無聊”兩個字來表明他自己的態度，從來不多說一個字。
但是這種保護自己的方式往往又會起到反作用，沉默最終會演變成壓抑、躁動、鬱悶，陳小虎說:“竇唯是個堅強的人，他能繃5年，後來實在繃不住了。”
郭傳林得知竇唯出事了，去看竇唯，竇唯說的第一句話就是:“四哥我闖禍了，我把丁武給罵了。”郭傳林問他:“為什麼?”他說:“我比較憋得慌，跟高原的事情，壓力太大。”
蘇陽也說:“他自我保護意識挺強的，但他調節能力差。我覺得，娛樂記者你該分得明白，有些是娛樂明星，你炒炒他們的新聞，說不定他還高興呢，那種賤人，你罵他都沒事。竇唯還是藝術家的範疇，你別拿對付娛樂明星那一套對待竇唯。就像趙傳那首歌裏唱的那樣:生活的壓力和生命的尊嚴哪個更重要？”
陳小虎說:“我記得以前參加個什麼活動，打車的時候連續幾次被拒載，他當時就有點急，就摔門。我從他的眼裏看出這人要是真急了的話，是挺厲害的。但平時跟朋友之間這麼多年，還真沒怎麼急過。”
竇唯是一個能掌控音樂但不能掌控自己生活和命運的人，他的笨嘴拙舌使他乾脆放棄了社會交際的機會。竇唯的朋友煬子講過這麼一段往事，2003年“非典”期間，煬子在上海的男朋友家裏躲“非典”，一個偶然的機會，煬子幫竇唯聯繫成一場演出，煬子說:“5月份，男朋友帶我去Ark酒吧，我當時就想，竇唯現在幹嗎呢？我問問酒吧能不能讓他來演出。我給他打電話，後來就談成了。演出結束後，我問竇唯，演出怎麼樣？他說非常好，這樣我就放心了。他說:‘煬子我非常感謝你，我要送你一個禮物。’我說:‘什麼東西？’他說:‘我的《暮良文王》母帶。’我當時就想，為什麼不能把它發表呢？我在上海人生地不熟，就打114，後來又找到上海音像，接待他的人聽了竇唯的音樂後說:‘這個純音樂的我們倒是可以出版，但是這種音樂是什麼呢？你可不可以問一下竇唯？’我給竇唯打電話，竇唯說:‘我不知道怎麼說。’後來再給竇唯打電話，他就很著急，他不敢接電話，他說，這個音樂就是做出來的，叫什麼我說不清楚。”
蘇陽說:“他從來不東拉西扯亂說，他要想半天，然後嘆口氣又不說了。不過我們早就習慣了，我們聚會的時候有時把他扔在一邊不搭理他，如果說他怪，他不太容易開放自己，不太容易跟人交流，一方面可能他覺得自己表達不準確，一方面可能覺得說了也沒用，這種可能性更大一點。”
郭傳林說:“他社交方面差一點，比較笨。”
蘇陽說:“如果一個人在音樂方面很能變通，那他一定是個生意人，竇唯恰恰不能變通，他適應社會的能力很弱。我覺得音樂這東西挺可怕的，他也可以把人一步一步引導到一個東西裏面，音樂給竇唯帶來很多東西，也影響了他很多東西，對於懂音樂的人，音樂可以把他的情緒和過去固有的潛意識裏的東西挖掘出來，甚至會加劇這種東西。我記得他跟我說過一句話:‘人無論在什麼心態下，在變化過程中都能找到一種音樂，跟你特別契合。’我覺得這句話說得特別好。當這種音樂和他的心理契合的時候就會把他心裏的那種情緒放大了，超出了日常的那種感覺，他把它當成了靈魂溝通的東西。我覺得，做音樂的人，有的人是為了娛樂大眾，有些人是為了娛樂自己，我們樂隊就是很典型的，再有一種就是連自己都不娛樂，竇唯就是這種人，我覺得他對音樂的態度太認真了。他現在已經是大師級的人物了，他不這樣的話他做不出這樣的音樂，他的性格和狀態就是這樣，但是對生活來說可能不是件好事。拿得起來放不下。我們很多朋友在一塊兒，說勸勸竇唯，我就說，你們別勸他，他就這樣，他要是真變了，就沒意思了。如果說就他這樣的人你還傷害的話，這個社會就有問題了。”
煬子是學美術的，她知道竇唯喜歡畫畫，經常跟竇唯討論繪畫，她說，從竇唯的畫裏面，你能感覺到他心靜如水。陳小虎說:“有時候給竇唯打電話，問他幹什麼呢，他要麼是在懷柔，要麼是在密雲，在那裏畫畫呢。”當竇唯對某件事上心的話，他會非常認真，相反，對他不感興趣的事情，他就不知道該怎麼辦。
陳小虎說:“1991年，我們開始做樂隊，排練一天最少5個小時。做這件事情的時候我發現他非常認真，他能夠很長時間一言不發，前期都在聽排練，然後休息的時候提出些建議，等再排的時候就商量怎麼改，剩下的時間他就在聽。那時就覺得他不是像玩的時候那樣嘻嘻哈哈，做事情極其認真。因為他很認真，不管什麼演出，他都要求去看場地看設備，可是看場地的路費、食宿都要從演出費裏扣，從私心雜念裏講我覺得造價太高，但是從另一方面我又比較支援他，因為這樣對樂隊來說更負責任。有時候為了省錢當天去晚上就回來，這4年每次有演出的時候都是這麼做的。他把精力都用在他自己喜歡的事兒上。好多人說竇唯不食人間煙火，這話好像是誇他也好像是罵他，但說實話，他真不行，他處理一些社會當中的事情，都是我去幫他處理。他能暈到什麼程度？車要年檢他都不知道。”
同樣，在面對媒體的不實報道，竇唯也是無能為力，也是他最困惑的。竇唯曾對煬子說:“當初我說的真的不是那個意思，這個採訪有誤導。”煬子說:“他整天面對音樂，沒有那麼多思維方式判斷別的事情，或者說他沒有跟人打交道的能力。他跟樂隊交流的時候也是用音樂，他跟我討論的時候也是看我是否悟到了一個點，如果我說到點子上，他會跟我繼續，如果我偏離了很遠的話，他會選擇放棄跟我討論。”
2004年7月，北京某週刊有一篇報道關於王菲、李亞鵬(blog)和黎明去慶雲樓的事情，文中稱慶雲樓是竇唯開的。竇唯覺得這篇報道太過分了，便帶著煬子去雜誌社講理，但是雜誌社並沒有跟竇唯很好溝通，後來顏峻出面，希望雙方和解。竇唯說:“什麼叫和解？再有一次這樣的事情的話我就報警，我覺得危險，我覺得每一分鐘都沒有安全感，我不知道明天將發生什麼。因為所有媒體說的跟我做的都一點沒關係。”後來，竇唯又去那家雜誌社，無奈地說:“算了，大家都是鄉里鄉親的，都在北京，如果過去有什麼誤解的話，我希望從現在開始不要誤解我了。然後你們可不可以更正？”煬子說:“第二期我找到了一個方糖大的更正說明，沒有比這個更諷刺的了。電話費無數，上火無數，生氣、激動，到最後一點理都沒有。後來一看到這樣的新聞，我就退卻了，我說如果不通過正式渠道的話，我們都太微弱了。竇唯不是一個好鬥的人，他不發泄出來就會感到委屈，會憋出病來。他一般不會去打擾對方。”
竇唯在音樂之外，似乎是個很愚鈍的人，但是在為人處事上，他又能在某些方面高人一等，比如，竇唯是個很有禮貌的人。
陳小虎說:“竇唯是一個很有禮貌的孩子，比如說坐一堆人給他介紹，他會站起來一一跟大家握手、問名字。比如桌子上有張廢紙，他肯定給你收起來，煙灰缸一會兒給你倒一趟，樂隊演出，他永遠提前一個小時，5年了，我就比他早到過一次。他先去把舞臺給掃了，拿墩布墩一遍，服務員每次都看不下去，才幫他弄。能感覺到他家教不錯。他其實是一個忍耐力很強的人，沒有什麼過激行為、過激語言，而且他不是一個愛罵人的人，平時說話都文縐縐的。”
但就是這麼一個彬彬有禮的人，最終用一種極端的行為來為自己“驗明正身”。事實上，竇唯這麼多年讓他最不舒服、也是最諱莫如深的就是媒體對他的兩段婚姻的報道。
陳小虎說:“他有他的問題，不太愛說話，更多的時間是悶在那兒，還有一個問題是希望對方理解。他做這個東西不止他老婆不理解，甚至樂隊也有好長時間有分歧，認為他生活現在這麼拮據，孩子也大了，也需要錢來養，這是很正常的事情。我說想掙錢對你來說並不難，張嘴唱歌錢不就來了嗎？但是他不喜歡，覺得那個沒什麼意思，覺得現在的更有興趣。”
竇唯的確處在生活的壓力和生命的尊嚴之間不可調和的矛盾之中。
“我認為他根本就沒有了解到現代社會發展的速度，社會現實是什麼，他不了解，所以他接受不了這些東西。他其實是一個非常保守的人，這麼多年我沒有看到他主動戲過果兒(追女孩)。小竇給我的印象一開始就是非常信任別人，但是越到後來越不容易信任人，包括唱片公司、媒體，到最後與媒體幾乎都成對立面了。他相對比較敏感、脆弱。大家都敏感，但是敏感的同時他也挺脆弱。但是他這根神經繃得挺緊的，他想做一件事，比誰都軸，九頭牛都拉不回來。我跟他爸爸聊天，說以前我覺得小竇是一個膽小的人，這件事發生了我發現他是個比較勇敢的人，我不是支援他這麼做，以前他給我的印像是膽小怕事，不想有口舌之爭的人。其實我覺得他應該有更好的處理辦法，他沒有經驗，也不懂如何處理這些事情。”陳小虎說。
煬子說:“竇唯本人是以一個長期做音樂的思維方式去思考問題，他面對那麼多雜亂無章的評價，他肯定沒有能力去捋順。美國50年代有個畫家叫波洛克，他死於一場車禍，他一夜成名之後，媒體一直帶著他往前走，觀眾整天懷疑他做的是不是藝術，他覺得往前走，別人看著都是謊言，最後把他逼崩潰了。”
在出事的前一天晚上，竇唯看著關於他罵李亞鵬的報道，對煬子說:“我再說一句話，顧城的一句詩:我拿刀子給你，你們用它來殺我。”他說:“這篇報道寫出來，他們拿著刀，一個給我，一個給對方(李亞鵬)，讓我們互相仇恨。”
來源：三聯生活週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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