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夏經緯網11月3日訊：台灣《聯合報》文章指出，馬英九特別費案，檢察官偵訊筆錄頻生爭議，檢察體系內部雖有檢討聲音，公開言論卻只有表態挺到底，不見反省改進，想建立檢察公信力，只怕難上加難。

文章說，目前“刑事訴訟法”對於檢察官的偵訊筆錄，除非有顯不可信的情形，否則均視為有證據能力。這是因為相信檢察官所作所為應具有一定公信力，不會任意栽贓、侵害人權。但是在馬英九特別費案當中，證人吳麗洳的偵訊筆錄引發質疑，一審法院更直指檢方“斷章取義”。面對外界排山倒海的抨擊，承辦檢察官反而質疑律師譯文刻意疏漏，堅持筆錄沒問題，看不到絲毫的反省。

更令人遺憾的是，即使檢察體系內部不乏要求檢討的聲音，本案的證人筆錄也確有爭議，但“檢察官改革協會”卻在網站上表態力挺承辦檢察官。民眾不禁會有個問號：遇到政治敏感案件，“人權口號”難道只能靠邊站？檢察官擔任公訴人，對於被告有利、不利，應一併考慮；如果檢察官辦案誘導訊問，扭曲筆錄甚至入人于罪，這種“司法”還能夠讓民眾期待嗎？

在馬案的爭議筆錄中，檢察官先質疑會計人員未照規定行事，再強調相信不是會計人員的錯，自問自答“首長應該有因公支出的事實後，再請領特別費”；這種問法，讓證人為自保，自然說出檢察官想要的答案。

文章指出，檢方偵辦犯罪，蒐證必須從無到有，偵訊要靠技巧，才能發掘真相，將被告繩之以法。但如果引發類似爭議的偵訊及製作筆錄的模式，是檢察官問案的常態，這與刑求逼供何異？我們不禁要問：如果檢察官認為這樣的訊問和製作筆錄，沒有值得檢討之處，社會大眾真該好好思考，檢察官在維繫正義的最後一道防線上，究竟要扮演什麼樣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