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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天是聯合國訂定的「國際消滅貧窮日」，香港社會服務聯會發表了一份研究報告，指出香港社會貧富懸殊的情況正在加劇，其懸殊程度在高度發展國家和地區中排名第五；四分之一的兒童生活在窮困家庭，且出現令人憂慮的「跨代貧窮」。
「社聯」這份報告，無疑是「應景」之作，也有論者指出其數據有誇大之嫌。「路有凍死骨」在香港是不可能發生的，但無論如何，「社聯」的報告還是有意義的，它至少提醒了一個值得引起關注的問題和趨勢。
「社聯」報告內容重點之一，是指出貧富懸殊的差距在拉大，且出現「跨代貧窮」。這個結論如果能夠成立，應是較貧窮本身更為可怕。貧窮固然堪憂，但所謂「人窮志不窮」，通過努力還是可以有「出頭天」，這是中國人社會自古已然的信念和道理。
在香港社會，貧窮亦不自今日始。六、七十年代的香港，經濟遠沒有今天的繁榮，那時，「一家八口一張床」、一家數口擠住一間板間房，並非罕見；一年之中，只有逢年過節才能?雞或吃上一頓肉，幾兄弟姐妹輪流穿舊衣服的，也不在少數。
但是，恰恰就是在那些日子，香港人打破了「跨代貧窮」。今日工商、財金和法律、醫護、會計等專業人士，以至不少政府高官，都是出身於當年的徙置區和公共屋邨，他們的上一代都非富裕之輩，高官如政務司長曾蔭權、財經事務局長馬時亨都不諱言少時家境拮據，前財政司長阿松中學時在家連可以讀書的幾呎空間都沒有。但是，由於他們刻苦努力，考上大學，不但沒有「繼承」父母一代的貧窮，而且「飛黃騰達」，成了出人頭地的精英，進佔社會上層，或坐上了高位。對他們來說，「跨代貧窮」是不存在的，是完全可以超越和打破的。
那麼，今天的情況，又如何呢？毫無疑問，今日香港的經濟情況和六、七十年代已不可同日而語，一方面是競爭更加激烈，但同時機遇和機會也在增加。就以大學來說，六、七十年代，香港只有兩家大學，成績稍遜一點的都進不了大學門墻，更遑論「翻身」出頭了；但今天，本港已有八間大學，學位「粥多僧少」，不少學系還要提供優惠、打電話「請」學生入學，青年人「向上」的門檻和途徑是大大增加和拓寬了。加上一系列社會福利政策，如果說今日香港的社會條件、經濟條件會製造「跨代貧窮」或加劇「跨代貧窮」，從客觀上來說應該是不能成立的。
但是，「跨代貧窮」的危機是不是絕對不存在呢？答案也並非如此。貧窮是否會「跨代」，關鍵在人、在青少年一代、在信心和鬥志，而這方面，當前確有危機存在，不容過份樂觀。（關昭）
《大公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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