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網7月16日電 香港《大公報》7月16日發表評論文章說，當今的國際衝突往往發生在民族或種族間，其中夾雜著太多複雜的歷史、文化、宗教、地緣因素，孰是孰非，很難用一簡單標準劃定，法律的公平正義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戰。但是當法律的正義被“成者王侯敗者賊”的實力原則代替，主權被矮化到無足輕重的時候，尋求正義的人們就會發出疑問：誰來審判“審判者”！

　　文章摘錄如下：

　　國際刑事法院的一名最高檢察官在七月十四日提請逮捕蘇丹總統巴希爾，理由是他在達爾富爾犯下了大屠殺罪、反人類罪和戰爭罪，這是國際刑事法院首次接到逮捕在任國家元首的要求。姑且不論巴希爾是否犯有罪行，單是國際機構可以自由逮捕一個主權國家的元首，就在國際社會上開了一個十分危險的先例。

　　國際刑事法院成立於二○○二年七月一日，是世界第一個常設性的國際刑事法院，專門審理種族屠殺罪、戰爭罪及反人類罪三類犯罪行為。

　　國際刑事法院本來是美國和歐盟共同推動建立的。當時的美國總統克林頓也在一九九八年規範國際刑事法院的“羅馬條約”上簽了字。但隨著時間的推移，美國的態度發生了戲劇性的轉變，由積極的推動者變成堅決的反對者，在臨近法院成立時，美國試圖促聯合國通過決議，賦予維和部隊不受國際刑事法院管轄的權利，甚至不惜以退出波黑維和相要挾。

　　是什麼促使美國的立場發生了變化？作為唯一超級大國，美國正在扮演著“世界警察”的角色，地球上哪一個地區的衝突沒有美國的影子。美國本來是想借成立一個國際法院修理那些不服管的國家，但弄不好可能會修理到自己頭上。美國也明白，自己公平正義的形象受到普遍質疑，口碑不佳，連傳統盟友都對其霸道行為頗有微辭。國際法院一成立，說不定哪一天，美國的政治家、外交官或高級將領也會被送上法庭受審。

　　任何東西只要被冠上“國際”二字，似乎就變得神聖不可侵犯，具有了各國必須遵守的普遍約束力。然而仔細看來，剝掉一層層表像，暴露出的卻是一小部分國家操縱把持、為實現自己利益搭建的冠冕堂皇的平臺。國際刑事法院並不是世界公平正義的最高代表。紐倫堡、東京特別法庭把發動二戰的納粹和日本戰犯送上了審判席，正義得到了伸張，血債纍纍的劊子手得到了應有的懲罰，世界拍手稱快。但進入二十世紀末，人們越來越感覺到國際審判變了味。波黑戰爭結束後，塞族高級將領被國際法庭盡數通緝，但西方支援的穆克聯盟領導人卻少有人問津。前南戰犯特別法庭把前南斯拉伕總統米洛舍維奇推上法庭，卻全然不問欲分裂國家的科索沃。又是一個特別法庭把薩達姆送上了絞刑架，卻從未有人談起侵略伊拉克這個主權國家的另一方。

　　戰火仍在燃燒，殺戮仍在持續，為什麼受審判的都是西方不喜歡的政治人物。當無數“戰犯”被送上法庭的時候，而一些戰爭的製造者卻穩坐高臺，教導人們如何尊重人權。

　　當今的國際衝突往往發生在民族或種族間，其中夾雜著太多複雜的歷史、文化、宗教、地緣因素，孰是孰非，很難用一簡單標準劃定，法律的公平正義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戰。但是當法律的正義被“成者王侯敗者賊”的實力原則代替，主權被矮化到無足輕重的時候，尋求正義的人們就會發出疑問：誰來審判“審判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