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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新網5月23日電
新加坡《聯合早報》5月23日發表題為《究竟誰在震災面前作秀》的文章說，災難之所以稱其為災難，首先是與人道相悖。面對屍橫遍野、殘垣斷壁，每個有良知的人都會寄予深深的同情。雖然中國人沒有指望某些西方媒體有悲憫眾生的菩薩心腸，但同樣也不希望有人把某種意識形態淩駕於生命之上。遺憾的是，在如此危急關頭，德國《明鏡》週刊等媒體不僅沒有站在人道立場說話，還一反常態地把“人權”拋到了九霄雲外，換一幅嘴臉對中國救災工作橫加指斥，這是極大的不人道。
文章摘錄如下：
一場突如其來的災難，使“天府之國”四川大部分地區遭受重創，大地震造成的山體崩裂、泥石流氾濫，延緩了拯救行動，致使死亡數萬、災民遍地，後果慘烈。中國政府發動了一切社會力量，在第一時間展開了施救工作，從反應速度到資訊公開，從高層輪流一線督戰到為遇難者下半旗致哀，一系列行動令人耳目一新，不但取得了民眾的信任，也受到了國際社會的廣泛讚譽。
因此有人撰文稱，中國汶川大地從某種意義上緩解了中國和西方的關係，使那些慣用“人權”尺規衡量一切的思維也受到了一次強烈震撼，連許多在拉薩事件和奧運火炬傳遞中刻意向中國發難的西方媒體，都為中國的進步喝彩。當然，在2008年中國社會的整體進步是明顯的，僅從為震災罹難者下半旗看也透出了政治的人性化。這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次為黎民百姓降旗，真正體現了“以人為本”的理念。
然而，任何事情都希望得到全世界的一致好評並不現實，既然有人讚許，也就會有人批評。比如，德國《明鏡》週刊5月14日刊發瓦格納的評論，稱中國“把災難變成公關行動”。同屬貝塔斯曼旗下的《明星》週刊也刊文提出類似觀點，認為中國此次在處理應急事件中一改常態是作秀，目的是想要利用這次災難結束在西藏危機之後的國際孤立局面。在他們眼裏，不管中國政府怎麼積極應對災難，怎麼努力改變現狀，都有鮮明的政治圖謀，似乎連地震也是政府所為。
在人命關天的時刻說風涼話，和幸災樂禍一樣也毫無人性可言。道理顯而易見，生命的要義永遠超越意識形態，任何政權如果置民眾生命于不顧，必將失去其存在的合法性和道德基礎。中國政府在這次震災中恰恰遵循了人道主義原則，災難發生後資訊透明度極高，各種應急措施十分得當。正如德國《時代週報》所言：“政府及時的反應同災區暴露出的種種弊端並無關聯，為救災付出的努力絕非是出於宣傳作秀，中國在本次地震災害中的表現受到聯合國的表揚當之無愧。”
毋庸諱言，人類文明的進步往往都始於災難中，如同沒有洪水氾濫，就不可能有諾亞方舟。就算中國今天的進步都是用教訓和哀傷換取的，當一個政府嘗試著表達人情，當一種權力嘗試著走近人性，誰又能說其中沒有包含著政治文明的進步？從這個角度說，瓦格納等人是無稽之談，就像有人把孔子學院視作文化滲透，把奧運火炬傳遞當政治宣傳，本質上就是惡意的。
災難之所以稱其為災難，首先是與人道相悖。面對屍橫遍野、殘垣斷壁，每個有良知的人都會寄予深深的同情。雖然中國人沒有指望某些西方媒體有悲憫眾生的菩薩心腸，但同樣也不希望有人把某種意識形態淩駕於生命之上。遺憾的是，在如此危急關頭，《明鏡》週刊等媒體不僅沒有站在人道立場說話，還一反常態地把“人權”拋到了九霄雲外，換一幅嘴臉對中國救災工作橫加指斥，這是極大的不人道。
長期以來，中國人對西方輿論習慣用“傲慢”、“偏見”解讀，認為不論中國怎麼改變，都無法動搖他們固有的心態。其實，這種說法並不一定通用，西方人的“傲慢”是因為近代以來引領了人類文明潮流，由此導致對其他文明的漠視，而“偏見”卻有極強的互動作用。就面對自然災害而言，“卡特裏娜”颶風之後，在自家農場休假的美國總統未到災區，遭到了全球輿論的抨擊；緬甸發生風暴災害後，軍政府的領導人丹瑞也沒有出現在救災現場，同樣引發了世界輿論的同聲譴責。這說明，世界輿論在災難面前一般沒有親近遠疏，體現的都是生命高於一切的價值觀。
泱泱大國13億之眾，誰也不能保證沒有以作秀心態捐款救災的現象發生。但是，在重大的公共災難事件面前，聲音最大、組織能力最強的並不是企業和演藝明星，而是國家及社會管理機構。
救災作秀肯定不夠真誠，表現形式再堂皇也不是義舉，但即便有少數人作秀，起碼比瓦格納的“秀”要人道。但願汶川大地震中幾萬人的罹難，應該讓中國學會自省自強，把握每次自我完善的機會，進而使一切形式歸於真實，讓“瓦格納們”閉嘴。
(王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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