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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年前的先祖"漢陽人" 
“漢陽人”頭蓋骨化石 人類在武漢的歷史，我們可以觸摸到的最遙遠的時間刻度，是一塊神奇的頭蓋骨。
1929年12月，中國最享盛名的古生物學家在週口店龍骨山的莽莽洞穴中，發現了第一具“北京人”頭蓋骨，爆出了中華民族五十萬年前老祖宗的真容。令人扼腕的是，在戰亂的1941年，北京人頭蓋骨在轉移中遺失，其下落成了一個沉甸甸的謎。
北方不亮南方亮，在綿延萬里的長江流域，先後又出土了元謀猿人、藍田猿人、馬壩人、長陽人、鄖縣人……1997年1月上旬，一個意想不到的故事發生在武漢市漢南區紗帽山附近的江灘。
漢南區環保局毛湊元到長江邊晨練，突然眼睛一亮，發現一塊怪石似的骷髏。有奇石和古玩癖的毛湊元一上手就感受到此物有大來頭，小心翼翼收藏在陳列櫃中，早就關注古生物化石的《長江日報》旗下的《文化報》記者張松平在2月4日，將湖北省文物考古所副所長李天元引到毛湊元家，李天元在驚奇中見到了毛湊元拾到的原來是塊古人類頭蓋骨，並將頭蓋骨帶回所裏研究，初步判定是古人類化石，比“北京人”更接近現代人。4月10日，李鄭重地將頭蓋骨攜往北京求證，經中國科學院院士、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賈蘭坡教授等甄別、鑒定，確認是距今1—5萬年舊石器時代人類化石。頭骨的骨質纖細，為30歲左右女性化石。
4月14日，新華社播發了一條《湖北省首次發現更新式晚期古人類頭蓋骨化石》的新聞。因漢南紗帽山古代屬漢陽縣，本著因地命名的常例，這塊頭蓋骨化石名之為“漢陽人”化石。
“漢陽人”的出現，使中華民族的先祖中，又增添了來自武漢的新成員，武漢人則尋根到一至五萬年的一位老祖宗。這位老祖宗比炎帝黃帝還要早五千歲以上。
@pages@ 追溯武漢城市之源 
盤龍城復原圖模型圖 盤龍城為人們所發現，在帶來驚喜的同時也帶來了種種疑竇。其中最為社會所關注的是它能否說成武漢城市之源。有人說：黃陂過去不屬武漢市，而是屬黃州府，怎麼成了武漢城市之根？它與武漢城市有何聯繫？
其實這種設問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黃陂與武漢三鎮地緣關係密切，距漢口市區只有五公里，與漢口隔河相望。同時在行政區劃上與武漢市區關聯度很大。明代的黃陂縣屬黃州府，但清代雍正七年(1729年)後，就屬漢陽府了。武漢地區在清代大體上由漢陽府、武昌府所屬州縣構成。而漢陽府的治所在今漢陽區，其政令當然要施及黃陂縣。再往上推，遠在南朝劉宋孝武元年(西元454年)就設置郢州，治所在今武昌區。黃陂當時就是郢州的一個轄縣。不難看到，黃陂早已是武漢地區的成員，與武漢三鎮在區劃上有不可分割的聯繫。因此盤龍城作為武漢城市之根、城市之源是地緣和區劃因素所形成的必然。
多年的考古發掘證明，與盤龍城同一時代，武漢市黃陂、新洲、蔡甸、東西湖區有許多商代遺址，出土了不少精美的銅器、陶器、玉器，從而構成了武漢地區的商文化圈。在楚國還未進入湖北、武漢時，武漢就已覆蓋著中原南下的商文化，這是武漢文化的重要源頭。
從各類文物和城址的考察中可以看到，盤龍城發現兵器之多，的確具有軍事城堡特性，但它又不是一個簡單的軍事據點，更不是臨時性的屯兵衛所。最大可能是一個方國都邑，同時又是一座軍事城堡，也是一座早期城市，而且都受商王朝直接統轄。
正因為如此，可以肯定：盤龍城是商王朝統治古代南方的政治中心。當時武漢地區政治、文化中心在盤龍城，而今市區中心還未形成，只是盤龍城這個政治中心的轄區。後來，盤龍城消失，蔡甸、江夏等遠城區也未形成地區政治、經濟、文化中心，到東漢末、三國時就轉移到今天的武昌區、漢陽區了。
@pages@ 五千年前武漢先民的農耕生活 一個深秋的傍晚，如血似火的夕陽快下山了。在武昌東湖和水果湖之間的一個土臺(後來叫作放鷹臺)上，孩子們在木頭支起的茅草屋旁，正爭食黑陶缽中的米飯。豬和雞也在孩子中亂竄，搶奪地上的飯粒。喧鬧吵醒了女人懷中的嬰兒，嬰兒一陣亂抓亂哭。正焦急等待男人漁耕歸來的女人只好掀開身上的麻布和樹皮、樹葉，把乳頭塞進孩子口中，平息懷中風波。一聲聲漁歌似的號子由遠及近，幾個蓄著長髮下身披著樹皮的粗壯男人架著獨木舟爬上岸邊，一手提著石鏟，一手提著蓮藕或大魚，笑哈哈地走上土臺。女人們圍了上來，用石刀、石斧剖開魚腹，清除鱗血。孩子們燃起篝火，大聲喊叫：烤魚吃啰，烤魚吃啰。
這是五千年前東湖岸邊放鷹臺的夕陽炊煙場景，它出自我們的想像，更是根據考古資料對武漢人農耕、漁獵生活的的復原。
放鷹臺據傳是唐代詩仙李白在此放過一隻蒼鷹而得名，上面的場景應在李白放鷹三千多年之前。當時武漢的先民正處在新石器時代。新石器時代距今約10000到5000年，這是一個蘊藏著無數歷史之謎的階段。人們以血緣為紐帶形成氏族公社，聚族而居，生息繁衍。建國後，武漢外緣區相繼發現了屬屈家嶺文化範疇、距今約5000年左右的放鷹臺、老人橋、馬投潭、許家墩、棋子墩等100多個新石器時代遺址。
1956年發掘的放鷹臺遺址地處武昌東湖西岸。這裡湖面廣闊，湖岸參差，曲折有致。舉目四望，水天一色，群山環繞，蒼松疊翠。先民們的遺存掩埋在一個高出周圍地面的土台下，面積約2500平方米。1965年對遺址進行發掘，發現了大量有稻殼的紅燒土，與京山屈家嶺、天門石家河等遺址的發現相同。出土的磨光石器有斧、錛、鏟，陶器有鼎、甑、碗罐、紡輪等，多為黑灰色。遺址上還保存著許多紅燒土的房屋遺跡。這說明，武漢先民此時已是一個有固定居所的原始農耕氏族。從放鷹臺遺址中稻殼的發現，可知距今5000年前的武漢地區已開始種植水稻了。
武漢地區新石器時代各個遺址中發現了眾多的農耕生產工具和農業聚落所特有的生活必需品，如陶罐、盆、碗、紡輪，磨光的石斧、錛、鏟等，鮮明地標誌著數千年前的“武漢人”已不只是原始的漁獵部落，他們已經開始從事農業生產了。這些勤勞的遠古先民依靠氏族公社集體的力量，使用簡陋的木、石工具，砍伐樹木，芟除荒草，播種穀物，進行原始的農耕。同時，也開始飼養家畜，製作陶器，紡紗織布，武漢人已經邁入文明時代的門檻了。
當時的武漢人首先進入母系氏族社會，“民知其母，不知其父。”然後進入父系氏族公社，男子成了主要勞動力。人們在長期採集中，發現果實、種子落地後可以發芽、生長、結實，經過長期體驗，進行有意識的播種，締造出了農耕文明。同時將野生豬、雞進行馴養，成為家豬和家禽。(皮明庥\文圖)
@pages@ 滄海的變遷·武漢三鎮的由來 武昌：三國時孫權在今鄂城建都，名武昌，不久在現在的蛇山築城，稱夏口；西元280年，晉朝將江夏郡改為武昌郡，即為今天武昌城的正名之始，後又改名江夏直至清末，康熙時曾設武昌府。辛亥革命後改江夏縣為武昌縣，武昌即成為正式名稱。
漢口：南北朝時期，漢口作為地名在史籍上出現。今天的漢口其實只有500餘年歷史，始於明代成化年間的漢水改道。漢水原來從龜山南邊注入長江，成化年間其主流則從龜山北的集家嘴注入長江。漢水改道後的低窪荒洲地帶，至清嘉慶年間發展成為與河南朱仙、江西景德 、廣東佛山並稱四大名鎮之盛譽的漢口。鴉片戰爭後漢口開埠通商，發展更趨快速。蕌
漢陽：西元606年，即隋朝大業二年，改漢津縣為漢陽縣，漢陽名稱自此開始。唐代將縣治移至漢陽市區後，才迅速發展起來。1927年初，武漢國民政府將武昌與漢口(轄漢陽縣)兩市合併作為首都，並定名為武漢。今天由武昌、漢口、漢陽三鎮組合而成的“武漢市”，其歷史只有74年。
@pages@ 武漢地名緣起 武漢作為地名和市名是漫長歷史中形成的，而且其外延不斷變化和伸縮。春秋時，典籍上稱武昌為鄂渚，稱漢陽(含漢口)為夏氵內。今天我們所指的武漢市包括市屬十三個區，八千多平方公里的區劃面積，而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初期，武漢市的區劃就沒有這麼大，不包括黃陂、新洲，連當時的武昌縣、漢陽縣也不屬武漢市所管轄，只是武昌、漢陽、漢口城區和近郊區才納入市域。在建國之前，武漢一般只指傳統意義上的武漢三鎮。但古代的江夏郡、郢州、鄂州、武昌府、漢陽府面積就較大，最多時包括鄂中、鄂東南三十多個縣，當時的武漢也包括在其中。
武漢作為地名並不是自古就有的。從遠古到明代中期，幾千年中還沒有出現“武漢”一詞。到了明代，由於建立了武昌府、漢陽府(元代已建)，才逐步形成武漢地名。武昌原來指的鄂城(即今鄂州市)，武昌城即鄂州縣城。現在的武昌當時叫江夏縣。由於設立武昌府，府治設在江夏(今武昌區)，於是就形成武昌府城，江夏縣城就附在武昌府城內。這樣，原來的武昌縣城(今鄂州市)就叫作下武昌，而武昌府城就叫作上武昌。當武昌府城——後簡稱為武昌城時，漢陽府也早已建立了漢陽府城，明代，這兩個大江兩岸的府城的名字聯稱在一起就是武漢。《紫陽書院志略》一書中曾記“康熙庚寅八月二十六日，武漢二府，同日災”。可見明末及清代所稱的武漢是指武昌府、漢陽府，主要是指兩府的府城。不過，起初人們只是口頭上有這種稱呼，但未見諸文字記載。
現在我們所知道的武漢一詞，最早見於明代後期萬曆元年(1573年)，姚宏謨所寫的《重修晴川閣記》。只要我們翻開《續輯漢陽縣誌》或者《大別山誌》，就可以看到明代文人姚宏謨寫的《重修晴川閣記》關於武漢一詞的記載：“……嗣客零陵，領湖南郡，歲時以職事走會，間酬應倉猝，倏來旋往，則武漢之勝跡，莫得而恣其觀遊焉。”這就是我們目前所知關於“武漢”一詞最早的記載。
姚宏謨是嘉靖癸醜(西元1553年)進士，先後在朝廷作過史籍編修官、湖南、湖北地方官。這篇《重修晴川閣記》是在湖北擔任“全楚督學”、漢陽知府的程金主持第二次重修漢陽晴川閣時請姚宏謨寫的。由此可見，“武漢”一詞，在距今400多年前，就在文字上有了記載，指稱當時的武昌、漢陽兩府城。
崇禎年間的文人阮漢聞，曾逗留武漢，寫了不少有關武漢的詩歌，並著有《武漢紀遊》一書，說明那時已有人用“武漢”一詞。
清道光年間(1822年)，范鍇《漢口叢談》中有“武漢”一詞：“康熙二十七年戊辰六月，督標裁軍，夏逢龍鼓噪舉眾作亂，巡撫柯永升自盡，遂陷武漢等郡。”繼范鍇二十年後，清湘軍創建人曾國藩在給咸豐皇帝奏折中也用了武漢一詞：“東南形勢，則金陵為險；天下大事，則武漢為重。”湖北巡撫胡林翼的文牘中武漢一詞頻頻出現。
從明中期到民國前期，武漢一詞已不僅僅指明代初期的武昌府城、漢陽府城，因為在明代成化年間漢水改道後漢口出現，到明末形成三鎮鼎立格局。因此武漢就成為武昌、漢口、漢陽的聯稱。但是，武漢三鎮行政上並未統一，各有統屬，所以武漢作為地名、城名仍有一定模糊性。1926年秋，國民革命軍佔領武漢，1927年1月原在廣州的國民政府遷至武漢。當時國民政府合武昌、漢口、漢陽為一市，定名“武漢”，並作為武漢國民政府臨時首都。1927年4月，武漢建市，到此時，武漢作為地名、市名才首次明確界定。以後武漢三鎮雖有分合，而且市域也屢有變化，但武漢作為一個地區、一個城市的名稱就世所公認了。
@pages@ 漢水改道與漢口形成 偌大一個漢口是如何形成的，這又得從水上說起。
漢口之地原屬漢陽。明朝成化初期，大約是15世紀下半葉之初(即1465-1470年間)，漢水下游連年大水，堤防多次潰口，終在漢陽縣西排沙口、郭茨口間決而東下，發生一次大的改道，漢水從不穩定的分汊入江到穩定歸一地匯入長江。換言之，漢水終於今龜山之北形成合而為一的河道，流入長江。這一來，也把漢陽一分為二。漢水之南成為漢陽，漢水之北則為漢口。
古漢水自陜西東南來，受武當山、荊山、大洪山的阻擋和制約，進入湖北後，由東南向南注入低窪的江漢平原湖沼。漢水下游因流經雲夢澤故地，常使河道消失在雲夢澤的巨大水體中。由於荊江、漢水水流所挾帶泥水的衝擊作用，古雲夢澤漸漸被淤成平陸，漢水下游遂處於河道縱橫、湖泊星羅棋佈的水網景觀之中。出現眾水以漢為壑、漢以江為壑的水流傾瀉方式。在漢水下游眾多的入江口中並不存在一個很穩定的水流量大的入江口。換句話說，漢水靠近入江口的一段不存在長期穩定的主河道。明成化年間漢水水文形勢發生的變遷，與其說是改道，毋寧說是漢水下游主河道及其入江口的穩定形成。
在成化年間，漢水下游河道入江口在龜山北麓形成，從此結束了漢水下游河道遊移不定的歷史。新水口兩岸地盤開闊，港灣水域條件良好，再輔以堅固堤防，即是“佔水道之便，擅舟楫之利”的天然良港。新水口的形成又時值中國封建社會晚期，幼弱的資本主義經濟因素已開始在封建經濟的母體內孕育萌生。漢水下游河道惟一的入江口在武漢城區中心形成，給武漢三鎮，特別是新興的漢口鎮造就了無與倫比的發展優勢，也給了武漢三鎮崛起的良好機遇。
漢口鎮從港灣和水運條件來說，遠遠超過了明中期以前的金沙洲、劉公洲等水運商市。漢口地位處於溝通長江、漢水和南水(洞庭湖水系)三大水系的樞紐，港闊水深，形成了以前武昌、漢陽附近古代港埠無法比擬的巨大地理優勢和運輸潛力。漢口鎮的興起使武漢地區在全國的經濟地位迅速上升。由漢口鎮領銜，使武漢成為三大水系流域的經濟中心和交通樞紐。
漢陽、武昌均為古城，自隋代以來，形成兩城夾江的雙城機制。漢水改道將漢陽一分為二，劈出了一個漢口，於是雙城演化為三鎮。可以說，漢水改道最終確立了三鎮鼎立的格局。
@pages@ 鸚鵡洲的由來 相傳三國年間，名士禰衡由劉表薦引給江夏太守黃祖。禰衡和黃祖的兒子黃射非常要好，常常在一起玩耍作樂，飲酒賦詩。
那時候，長江中有一座江心洲，洲上一片荒蕪，雜草叢生，野兔出沒。有一天，黃射邀請禰衡到江心洲上去打獵飲灑。江夏太守的兒子請客，又選在長江當中的沙洲上，去的人不少，有的人還帶著歌伎、美女打算痛痛快快玩個夠。那天，一位名叫碧姬的歌女斟了滿滿一盅酒棒到禰衡面前說：“久聞先生清高的美名，只恨沒有緣份見到你，今天有幸，希望先生滿飲此杯，別嫌我卑賤低微。”
禰衡沒想到在酒場上遇到知己，很受感動，按過灑杯一飲而盡。
正在笑鬧的時候，有人將一隻羽毛碧綠的紅嘴鸚鵡獻給黃射，黃射高興地又將鸚鵡奉給禰衡說：“這只鸚鵡轉送給你，但是你要寫一首咏鸚鵡的文章，讓今天參加宴會的人欣賞欣賞。”碧姬一聽，馬上挽起袖子磨墨。禰衡是個有名的才子，才華過人，只因生在亂世，才智不得舒展，所以一直心存怨恨。今天他見了鸚鵡，不禁觸動心事，便借物抒懷，一揮而就寫了一篇《鸚鵡斌》。那賦的意思是說：鸚鵡是一隻神鳥，可是沒有人認識它，只把它當作籠中的玩物。禰衡寫完賦後，又把鸚鵡轉贈給了碧姬，以表達同病相憐的情意。後來，這篇《鸚鵡賦》被黃祖看見了，他怕禰衡以後得志對自己不利，就藉故把他殺害了。黃射把他埋葬在江心洲上。
碧姬穿一身重孝，帶著禰衡轉贈給她的鸚鵡來到洲上，哭倒在禰衡墓前，表示願意隨他的靈魂一起飛去。她哭夠了，就一頭撞死在墓碑前。那只鸚鵡徹夜哀鳴，第二天，人們發現鸚鵡也死在墓前了。江夏城裏的人們集資為碧姬修了一座墳墓，把鸚鵡也一同葬在洲上，從此，人們就叫江心洲為鸚鵡洲。後來，到了明成化年間，鸚鵡洲沉入江底。可是三百年後，漢陽南門外江邊又升出一個新沙洲，人們在沙洲上發現了碧姬的屍體，那只鸚鵡已經變成了一塊綠色的翡翠石。這只翡翠鸚鵡被地方官拿去獻給了乾隆皇帝，乾隆便將漢陽南門外的新沙洲，重新命名為鸚鵡洲。
@pages@ 漢口舊時服飾 中國近代服飾改革，大致經過了這樣三部曲：先是用“細密光澤”的機制布取代粗糙的土布，用進口呢絨取代傳統的毛皮衣料，款式尚無大的變化；第二步是模倣外國人穿“洋服”；第三步則是追蹤時髦，出現時裝。這種變化，與服飾的國際化趨勢是相一致的。
武漢人的服飾習俗在近代也經歷了這樣的變化。本文僅以商業大都會漢口為例。
從前漢口人講“刮器” ( 清道光年間葉調元《漢口竹枝詞》中有這種寫法。徐明庭先生解釋為“俗呼體面曰。 ‘ 刮器 ' ，或取刮垢磨光之意” ) ，穿著打扮比較講究。在商界工作的不論是老闆還是店員，多穿長衫，出苦力的勞動者則多穿短打。冬夏衣服花色，按季節而有所不同。夏季酷熱，有錢人家輕羅薄紗，愈輕愈好，下層勞動群眾則有終日赤膊者；顏色則好蛋青、血青、寶藍、白色、灰色、米湯嬌色、出爐銀色，以淡雅為主。有一種“香雲紗” ( 一種上漆的細麻布 ) 製作的衣服，穿著涼快，不論貧富都有喜歡穿它的。冬季則一般要穿棉襖棉袍，富裕人家極寒之時，男女多服狐皮、羊皮袍襖，以禦寒氣。婦人還喜歡將火爐、火缽放在袍子裏面，燃燒白炭、炭巴等類，以助體溫。冬裝的顏色則愛玄青、二藍、品藍、玉色、蝦青、灰青等顏色。
至於衣著之花紋則隨時變改，男女老幼無大分別。
從前女子“衣必紅綠”，以紅為吉服之色，凡有婚姻、慶事時，家內一切佈置，如帷帳等類皆以紅色布制之，其他傢具亦多用紅色，滿堂光耀，彩幔繽紛，俗稱為“滿堂紅”。白色除了夏衣用白色以外，余多忌諱白色，因為中國傳統以白為孝服之色。民國以後，服制改變，受西人尚白色的影響和迷信觀念的淡化，城市女子穿“一套縞素衣裳”的人逐漸多了起來，房門門簾也用起帶花的白布來，大紅大女往往見於農村婦女。
纏足為以往婦女習慣，腳小者稱為“三寸金蓮”，刳木如橋，綴于鞋底，名曰“弓鞋”，走起路來，“緩行似敲玉棋，急走如撾羯鼓，其聲清脆可聽”。清末民國年間漸漸改良，勸禁纏足。辛亥革命武昌起義後成立的軍政府也發出告示，要求全體婦女放足。然社會上普通仍以腳小為最貴，有人娶了大腳老婆，競對人說：。“昨晚我在墳堆裏睡了一夜”，蓋以大腳似碑也。許多人清末纏小了腳，民國時放了足，半大不小，稱為“黃瓜腳”。 1926 年北伐軍打到武漢，國民政府遷來漢口，厲行放足，再裹小腳的人越來越少了。
民國初年，一時興起洋裝熱，漢口人士多穿著洋式衣服，女子亦間有剪髮著洋裝者。後因西服製作不得要領，弄得逼窄拘束，人們認為有礙身體自然發育，逐漸屏棄，又返回傳統服式。在 1912 年北京政府頒布的《服制》中，有兩種常禮服，一為西式，一為袍褂式。袍褂式即長袍馬褂。 1929 年南京國民政府頒布的《服制條例》亦將馬褂和長袍定為男子禮服。
長袍、馬褂均為清代滿族服裝。長袍即旗袍，分男女二式。較為單薄的稱長衫。男式旗袍係無領、箭袖 ( 俗稱馬蹄袖 ) 、大襟左衽之長衫。原來四開衩。清入關後，受漢族服飾影響，居常長袍有所改良，四開衩改為左右兩開衩。馬蹄袖改為平袖，惟官服和禮服仍為四開衩、馬蹄袖。同時漢族人受滿族統治者強迫，許多人也穿起了長袍、馬褂。民國時期對長袍作了進一步的改良，無領改為圓領，寬大改為窄瘦。這種長袍和長衫以及對襟式“唐裝”、折腰長褲成了人們的常服，一般上層人士和知識分子多著長衫，而冬天即使農民也有著長棉袍禦寒者。
馬褂是滿族男子騎馬時所穿上衣，故名。早期僅扈從者和出使者用作禮服，因他們均乘馬，穿短褂比較方便。後來營兵也服用，到雍正年間服者增多，逐漸流行，不分老少貧富，普遍穿著。其式：長僅及臍，平袖及肘，兩側開衩，領、袖緣花邊，寬窄隨時尚，至晚清鑲邊減少。有對襟、大襟、缺襟諸式。禮服為對襟式，以青色或灰色為貴；常服為大襟式，有深紅、淺綠、絳紫、深藍、深灰等色。缺襟式又稱“琵琶襟”，多作行服。入民國後，對襟式馬褂也有作便服穿者。作禮服的馬褂一般罩在長袍外邊服用。形成長袍馬褂套裝。民國時期所規定的禮服即此種，因此長袍馬褂流行較廣， 20 世紀 30 年代初漢口曾流行此種服式，服用長袍馬褂的人數超過了西裝和制服。作為禮服的長袍馬褂套裝在 40 年代後漸少，而作為常服的長衫、長袍則一直流行到 1949 年前後。
通常所稱旗袍一般指女子長衫。本來，滿族女式旗袍比較寬大、平直，下長至足，領口、襟、衣裾及袖端均滾有較寬的花邊。春秋季也加穿馬褂或馬甲于袍外。民國時期的旗袍在滿族旗袍的基礎上作了較大的改變，由寬袖改窄袖，由寬鬆肥大型改為緊身貼腰式，滾邊亦變窄。在歐美時裝風格的影響下，旗袍的款式經歷了反復的改良。衣的長短、領的高低和有無、開衩的高低、袖的長短和寬窄、衣襟的開法等等，均隨時尚的轉移而變化。其變化的主要特點是使旗袍呈露出婦女體型曲線的自然美。上海、廣州、天津、北京等地有許多時裝店製作各種式樣的旗袍。漢口的白海記時裝店亦有自己獨特的風格，專門設計有翹腰的緊身旗袍代替直統旗袍，並按顧客的體型確定式樣，徵得顧客同意後才縫製。在採用布料上則依質而異，縫製不同季節的單夾皮棉各種樣式。還用鑲滾、嵌牙工藝，配以時興的空花扣、實心扣。襟則有海派大襟、胸褶大襟，領則有緊扣立頸、開花頸等等區別。 40 年代，白海記這種改良的旗袍在漢口非常盛行，幾乎成了婦女的代表性時裝，從富家貴婦到小家碧玉，以至女學生，都有穿旗袍者。女子出門，無不穿著自己喜愛的旗袍赴會，使交際場變成了旗袍展示會。婦女日常所穿則是大襟上衣，折腰長褲，部分穿裙。 @pages@ 赤壁烽火連江城 “西望夏口，東望武昌……此非曹孟德之困于周郎者乎。”蘇東坡膾炙人口的《前赤壁賦》對於東漢末赤壁大戰的遺跡的憑吊，歷來傳唱文林。此處所講夏口就是武漢，武昌是指鄂州，可見蘇東坡把武昌和夏口作為當年赤壁之戰中周瑜使曹操受困之地。連同他的《赤壁懷古》中“大江東去，浪滔盡，千古風流人物”，觸發出人們對赤壁大戰的懷思，也引出赤壁在何處的猜想。陳壽的《三國志》對赤壁之戰記述頗精，可惜就是沒有說清楚赤壁在何處。千百年來，對赤壁地望有上十種說法，諸如蒲圻赤壁山、江夏赤磯山、黃州赤壁、漢陽赤壁、漢川赤壁等等。
在眾多的赤壁說中，蒲圻赤壁山和江夏赤磯山是最令人關注的。唐貞觀十六年(642年)成書的《括地誌》說：“蒲圻縣有赤壁山，即曹公敗處。”現在蒲圻已建赤壁博物館，赤壁也成為三國旅遊勝景。
不過比《括地誌》更早的南朝盛弘之所作《荊州記》中所記赤壁不在蒲圻，而在離蒲圻一百多裏的地方，這裡應為“武漢市江夏區赤磯山”。一些權威著作，如白壽彝的《中國通史》，譚其驤的《中國歷史地圖》，中華書局的《辭海》均持此說。
在筆者看來，赤壁之爭雖各有所本，但這都是出自微觀的見解，而從宏觀上全局上考察赤壁之戰，兩說可以互補，可以並存。當時曹軍號稱83萬(實際只有一二十萬人)，孫權和劉備聯軍5萬人，戰線很長，戰場很大，不可能只在赤壁一個山頭下進行。可以說，從江夏赤磯山、漢南紗帽山、大軍山、小軍山到蒲圻赤壁山都是赤壁之戰古戰場。在這些地區流傳許多赤壁之戰故事，也發現了不少遺址和兵器等遺物，正是當年戰事的留蹤。而且在古代，江夏也好，蒲圻也好，都在漢代江夏郡以及以後的郢州、鄂州和武昌府的範圍中，因此從宏觀上判斷，赤壁之戰發生在武漢地區。至於作為大戰的標誌(不是指戰場)，蒲圻赤壁山、江夏赤磯山可以二說並存。（ 文／皮明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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