苕者，甘薯也，北方人謂之地瓜、山薯、紅薯等，為一年生或多年生草本植物，塊根，皮色發紅，肉黃白色，食用口感粉黏微甜。在武漢三鎮市民的嘴裏，不時會冒出另有含義的“苕”字，則實為一趣。
武漢方言中的“苕”字有多種用法。通常情況下，“苕”是指某人犯傻、犯迷糊，此即為“苕裏苕氣”、“苕頭日腦”或“糊裏糊氣”的專用代詞。如果在“苕”的前面冠以“蠻”（與“很”同義）或“真”或“最”或“更”一類的副詞，“苕”就變成了形容詞。在“某某像個苕樣”之類的比喻句中，“苕”又是形象具體且淺顯通俗的喻體。
“苕”字的多用，派生出了“苕貨”，它大體相當於北方語音中的“傻瓜、傻子、混球、笨蛋、白癡”和上海話中的“十三點”之類的貶義詞，有時也特指智商不高者或低能兒。
不過，也有例外。舊時，有的家長迷信“給小伢取個賤名好養些”，往往將自己的小男孩的乳名（小名）也喚作“苕貨”。筆者有個遠房的叔叔，他的小名就是“苕貨”，被親戚們叫了七十多年，甚至有的小字輩也敢在他的正式稱謂前面冠以“苕貨”二字——其實他一點也不“苕”。
“苕”和“苕貨”自何時起躋身於武漢方言領域？恐怕今人已無從查考。據悉，“苕”乃源於“韶”。明代醫藥學家李時珍《本草綱目》卷二十七“薯蕷”條載：“江閩人單呼為薯，音若殊及韶。”由此可以推測，武漢話中的“苕”是據江閩音的“韶”轉化演變而來。清光緒六年（1880年）《鄂垣竹枝詞》中有自注雲：“俗呼山薯為韶，人之蠢笨者即稱為韶傢夥。”
由於“韶”不像（也不是）植物名稱，于是又有人將其改用為同音字“苕”。如清宣統元年（1909），宦應清在《歡迎鐵路代表紀事竹枝詞》自注中就曾寫道：“俗語謂大冤桶為大苕”。
“苕”和“苕貨”又何以成為武漢人的常用詞呢？筆者猜測這可能與地處華中的江城及其周邊自古多產甘（紅）薯——苕相關。“老武漢”們大約都聽過或說過這樣一句流傳相當廣泛的順口溜：“生苕甜，熟苕粉；夾生苕，冇得整”。若將某人比作“苕”，那或許是由於他的“缺心眼”與甘（紅）薯肉質緊密、蒸（烤、煮）熟後變得黏糊的特性相似。試想，舊時武漢人若罕見或少食此物，民間會流傳如此生動且既可述事又可擬人的順口溜麼？
除上述語言環境外，“苕”字在武漢話中還有用場：比如某人對某事物一時缺乏理解或處理不當，旁人就可能會責問他“你為麼事這苕？”或“你吃了苕的？”甚至會奚落他“苕脫了節”。另外，有些精明的年輕女孩往往將她的老實憨厚的男友謂之“苕”或“苕貨”，有的長輩將憨頭虎腦的小男孩叫作“苕兒子”，則是一種別有風趣的愛稱或昵稱。（曾防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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